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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心学文化中，王阳明的影响非常大，弟子众多。在他死后，这些弟子在各地建书院达70余所，继续弘扬心学。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以师承地域为界，把阳明学派分为浙中王学、江右王学、南中王学、楚中王学、北方王学、粤闽王学、泰州学派等。本文要谈的就是以王艮为首的泰州学派。 王艮，字汝止，号心斋，生于明成化十九年（１４８３年），卒于嘉靖十九年（１５４１年），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人。他出身于一个世代灶户（从事盐业生产）的家庭，７岁“受书乡塾”，至１１岁因家贫辍学，随父兄参加劳动。王艮一生经历相当曲折，当过灶丁，经过商，也行过医，但这些均非其最终抱负。他２５岁时经商至山东，曾谒孔庙而发感叹：“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自此，“奋然有任道之志”，日诵《孝经》、《论语》、《大学》等儒家典籍。王艮是一个初时读书不多，靠刻苦自学而领悟儒家学说的学者。３８岁时，他从吉安籍塾师黄文刚处了解到王阳明的学说，赶赴江西向阳明求教。开始时两人谈话并不投机，所谓“相与究竟疑义”，特别是当二人谈及天下事时，王阳明说：“君子思不出其位”，意思是说，天下大事不是你这样的人该管的。王艮毫不示弱，回敬了一句：我虽草莽匹夫，但尧舜君民之心，未尝一天忘记。经过辨难，王艮为阳明的学问折服，拜他为师，而阳明则对王艮的独特性格颇为赏识，曾对其他学生说：“吾擒宸濠（宁王），一无所动，今却为其人动。”又说：“此真学圣人者，疑即疑，信即信，一毫不苟，诸君不及也。” 王艮的基本哲学观点还是从王学继承下来的，但又有自己的特点。且看他对天理、良知的解释，他说：“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良知者，不虑而知，不学而能也。惟其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以为天然自有之理；惟其天然自有之理，所以不虑而知，不学而能也。”这段话好像有点同义反复，却是王艮思想的核心内容，意思是说，天理也好，良知也好，都自然而然地存在于人心之中，既无需通过即物穷理，也无需借助刻意修养去追求，只需顺从人心，听其自然。阳明后学虽都继承了王阳明的心学，都大谈良知，但细分还是不同的。比如以欧阳德、邹守盖、钱德洪为代表的一派，虽也认为良知为人心自然所有，但强调要通过修养，才能证见，所以这一派被称作“良知修证派”。而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则强调良知不学不虑，反对刻意修养，认为刻意修养，就会流于作伪。王艮说：“凡涉人为，皆是作伪。故伪字从人从为。” 应当指出，王艮的思想虽继承自王学，但王艮并没有完全照抄阳明的学说，从这里也可看出他的独立不羁的性格。关于对待“致良知”的态度就是一例。王阳明一方面强调良知人人都有，虽愚夫愚妇也无例外，另一方面又强调唯圣人能“致良知”，因为圣人懂得“省、察、克、治”等一套修养功夫，所以才能发挥良知的作用，这个“致”字十分重要，是千万不能丢掉的。欧阳德等人强调“良知修证”，实际上不过是重复了王阳明的观点。王艮则不然，他虽同意王阳明的“良知”说，却不同意王阳明的“致良知”说。他认为“良知一点，分分明明，停停当当，不用安排思索”，又何需去“致”？“致”就是“人为”，就是“着意”，同他所说的良知不虑不学的观点相悖，因而他不赞成。有一次他与欧阳德讨论“致良知”的问题，他开玩笑地说：“某近讲良知致。”后来他又同族弟王栋说，阳明先生开始时讲“致良知”，后来只讲“良知”，取消了“致”字。这不符合王阳明的观点，只是王艮自己的想法。正因为在“致良知”的问题上，王艮同王阳明和不少阳明后学有分歧，因此，学术界有人认为王艮虽系阳明弟子，但他的观点不属阳明学派。我认为王艮的思想与王学是同中有异，不是根本不同，不能因此把王艮排除在阳明学派之外。 其实，阳明学派也不是铁板一块，王畿、聂豹、罗洪先、欧阳德等人虽都是王阳明的学生，但观点也不尽相同，正好证明，衡量一个人是否属于某一学派，要看他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倾向，而不在于他的某些次要观点是否同该学派的创始人或其他有影响的人物存在着分歧。 王艮学说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关于“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王艮的这一观点的出发点仍是王学的“良知”说，但却向前发展了。什么是“百姓日用即道”？我们且看王艮自己的一些表述：“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可以看出，所谓“百姓日用即道”，也就是“道”即存在于百姓日常生活之中，无需在百姓日常生活之外去刻意追求“道”。这种观点，至少比之只承认圣人或者在上位者懂得道，而愚夫愚妇即普通百姓不懂道的观点要进步。 关于王艮、关于“百姓日常生活即道”，学术界历来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王艮的思想反映了劳动人民的要求，具有进步性，王艮的学说属于所谓“左派王学”，甚至可归于“异端”；也有人认为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的观点有很大欺骗性，王艮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奴才。两种对立的观点各执一词，争论多年。究竟孰是孰非？我们且看一看与王艮几乎同时的李贽如何评价王艮和“泰州学派”的。 李贽认为，王艮是个有气骨的人，是真英雄，王艮的学生徐樾“以布政使请兵督战而死”，徐樾的学生颜钧“以布衣讲学，雄视一世而遭诬陷”，而颜钧的学生何心隐“以布衣出头倡道”而遭朝廷杀害，何心隐之后，还有钱怀苏、程学颜，“一代高似一代”。李贽感慨地说：“盖英雄之士，不可免于世，而可进于道。”李贽的评价值得重视。当然，泰州学派也不是铁板一块，其中也是良莠不齐的，但对泰州学派全面否定，把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斥为奴才哲学，恐怕不见得符合历史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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