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綜論我國古代預測學術的政治決策作用 ：：

　 一、 原始占卜術對上古政治決策的左右

人類的生存和發展需要導致了人類的決策活動。我們知道，人的活動是一種有目的的活動，這也是人類能夠區別於其它動物的重要標幟。而這種“有目的的行動”之前構成的支配人的行動的理想和意圖，實際上就是決策行為。上古時期，人類在為生存而鬥爭的勞動實踐中，產生了早期樸素的決策思想。在文字產生之前，這種決策思想以本能方式儲存在人腦裏。文字的產生，極大地促進了決策活動的發展，並使人類決策活動產生了質的飛躍。正是有了如此質的飛躍，以往的各種決策經驗才得以更好地積累保存並廣為流傳，使更多人的行動逐漸避免了操作前的盲目性，從而更好地征服和改造大自然。不少歷史神話傳說告訴我們，原始先民們正是憑借著無數實踐經驗總結出素樸決策思想，來組建生存群體和改造生活家園的。當部落乃至具有政權性質的國家出現之後，其領導者們更是注重對決策思想的總結和運用，並把它跟治理國家事務聯繫起來。從那時開始，政治決策活動無疑也就隨之產生了。

那麼，原始政權草創之初及其以後較長的一段時間裏，先民們又是如何進行政治決策的呢？由於史闕有間，該問題的研究在目前肯定還找不到完整滿意的答覆。但是，如果從社會文化對人的決策有著重大影響這一角度來看，不難發現那些土生土長的原始占卜預測方術及其活動，處處都在左右著上古社會的政治決策。占卜術作為介於原始宗教與巫術之間的一種精神文化的表現，在人類初民社會中普遍存在並對當時的社會生活和文化發生重要影響，這是經近代以來民族學與人類學的研究反覆證明了的。而從大量的史料記載和考古發現來看，上古社會這一普遍的占卜風俗現象尤與政治決策密切相關。對此，我們還得從原始占卜術的歷史起源談起。

原始占卜術的產生乃至普遍流行，主要是當時社會生產力和人類認識能力極端低下的結果。占卜起源於原始的前兆信仰和各種崇拜。在萬物有靈觀念下，先民們認為事物之間都有因果關係，也就把偶然發生的一些奇特自然現象和生理現象，都看作是神靈的某種啟示。前兆多為自然發生，具有相當的偶然性，其預示的內容也相應受到所出現兆象的限制。為了能夠不受時空限制，及時得到神示來趨吉避兇，先民們便開始採取人為手段來主動地獲取兆示內容，於是占卜術就應運而生了。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的大量資料表明，古代中國占卜術的發展至遲可以追溯到距今五千年以前。這時中國境內已出現以獸骨和畜骨為材料的占卜技術。其中最早的一項卜骨遺存出自位於今內蒙古巴林左旗的富河溝新石器時期遺址中，距今約5300年左右。在中原地區，大量的卜骨資料亦發現於距今5000至4000年之間各個新石器時期文化遺址中。所有這些遠古占卜遺存都屬於史前時期，由於缺少相應的文字記載，我們似乎還很難確定當時的占卜手段已包含了重大的決策行為。但從占卜的目的和應用範圍來看，可以推想當時的決策活動是絲毫也離不開占卜行為的。在我國，以獸畜骨為材料的占卜技術持續發展了相當長的時期，到了殷商時期，用來占卜吉凶的材料已為龜甲所代替，當然有時也用動物的肩胛骨，但同樣也是用火燒灼卜物以視其裂紋而定吉凶。可是用動物骨時，由於較大，不易灼裂，故而常常是剖開用。這種卜法，後人稱作甲骨卜。不過，這一時期的甲骨卜極少用於平民，而大都是用於邦國貴族，大概是龜甲較為寶貴的緣故吧。卜官在占卜後把所問的事情及卜得的結果都刻在龜甲或動物骨上，這就是後人所說的甲骨文。從二十世紀大量出土的甲骨卜辭中，就可以充分證明原始占卜術的確左右著上古政治決策。那麼，上古政治決策為什麼會一直被占卜方術所左右呢？又是如何被左右的呢？透過厚重的史實，我們不難找到相關的答案。

由於上古的生產主要是畜牧業和農業，直接依賴於自然界。在對面向自己的大自然不能夠徹底了解的情況下，先民們把面對的大自然看作是有意志的巨大的異己力量，從而加以極端的崇拜和迷信。中國古代的占卜一開始就是和農事、狩獵、征伐、祭祀等聯繫在一起的，是與社會生活相關的一種專門性活動。於是事無大小巨細，只要與生活稍有關聯的都要祈求神靈的啟示，然後再根據神靈的啟示決定行動與否和行動計劃。於是神祕的占卜術也就自然成為各種決策的重要手段和依據，而使人的主觀思維所起的作用往往降為次要。殷商西周之際，社會分工日趨細密、固定，階級分野和統治秩序進一步明朗化、制度化，加上文字的創制和普遍使用，出現了專門的神職人員──巫史。巫與史在殷商西周時代的宗教、政治生活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從宗教方面說，他們是神人交通的媒介，因而是神的意志的唯一的權威闡釋者和神權的實際掌握者。從政治方面說，巫史以上天意志的代表自居，有權訓導君主的言行。凡遇有政治事務，先由巫史占卜吉凶，然後再定行止。即使遇到戰爭也是如此。先秦文獻中已有關於這方面的記載，最詳的是《禮記?曲禮》： 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曰：“為 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龜為卜，策為筮。卜 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 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

這段話詳細地告訴人們怎樣選擇吉日，怎樣卜筮，卜筮的目的，以及卜筮所應注意的事項。其中關於卜筮目的的說明，特別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理解原始占卜術左右上古政治決策的社會原因。綜而言之，上古政治決策會被原始占卜術所左右，主要是占卜目的和本質所決定的。換句話說，隨著社會的日益進步，原始占卜術不但得以更新發展，而且長期左右著各種決策行為，在客觀上已充分表明了以靈物兆象來占卜預測所形成的一套決策手段，在當時已經被神聖化和普及化。而以占卜結果左右決策行為所存在的嚴重弊端在尚未為先民們充分覺察到之前，是不可能被人們拋棄的。

關於原始占卜術對上古政治決策的左右，還可以從《尚書?洪範》中的一則故事窺見一斑。話說周武王在攻克商王朝之後，曾去拜訪舊臣箕子，向他請教治理天下之道，其中著重講述了占卜結果與政治決策的關係。文中記曰：

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
凡七。卜五，佔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佔，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
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
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
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兇。龜筮共違於人，用靜
吉，用作兇。

這則材料主要告訴我們三種故實：其一，凡在作任何決策有疑難急待考究時，便要選擇設立卜人與筮人來執行占卜任務；其二，必須同時請三個知曉卜筮的人分別卜筮，並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判決結果；其三，詳細說明了一系列決策規範，即在決策之前，首先要用心思考，同官員們商議，徵求平民百姓的意見，以及看占卜、佔筮的答案，並按照五個方面的抉擇原則去權衡。而這五條參考原則卻集中說明了一層意思，即在國君自己、卜、筮、卿士、庶人這五個方面的意見中，最重要、最關鍵的是卜筮的意見。由此可見，占卜在當時雖然不是重大決策的唯一依據，但它所代表的神意遠遠高於一切。大量的殷商時代的甲骨文也印證了這一點。甲骨文多是當時卜筮之記錄。它表明在商王朝，對於卜筮的迷信幾乎到了狂熱的程度，每日必卜，每事必卜，每事必佔，如任命官員、征伐出戰、祭祀祖神、修築城池等大事的決策皆列其間，任憑占卜神意的左右擺布。

從前則史料的記述來看，在以卜筮作決策的同時，並不排除參考人的主觀意願。這也說明占卜在當時並非完全左右著人們的決策思維和思想。事實上，即使在占卜意識尤為濃厚的商周時代，對於重大的決策，統治者也未必完全採納卜筮官的預告。如《史記?齊世家》和《論衡?卜筮篇》均記載了商代末年周武王起兵伐紂一事，戰前曾讓卜筮官預測吉凶，結果是不吉，而且還發生了暴風驟雨，當時的人都認為是不祥之兆。在這種情況下，周武王率領的部隊都感到恐懼，只有軍師姜太公力排眾議，鼓勵武王堅持伐紂。武王也沒有聽信占卜預言，繼續進軍，結果在牧野之戰中一舉滅商，建立了周王朝。可見，在當時所謂的占卜結果，最終還是由人的主觀願望來決定的，原因就在它替代神示並沒有被先民們完全迷信。儘管如此，原始占卜術對上古政治決策的左右，依然是我們不能忽視的歷史事實。這一事實，也必將被越來越多的考古發掘材料所證實。

二、《周易》原理在政治決策中的功用

《周易》是我國現存最早、最具權威、最著名的一部經典著作，是兩千多年前華夏先民聰明智慧的結晶。在先秦時期，它便與《詩》、《書》、《禮》、《春秋》、《樂》（已佚）並稱為六經。到東漢時，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把它列在第一位，從此便贏得“群經”之首的獨特地位。自漢代以來，它一直是封建文人的必讀教材，也是歷代學人酷愛深研的寶典。時至科學文化高度發達的今天，這部古老的奇書仍吸引和牽動著無數學者，從不同的視角努力去探索和挖掘它博大精深的奧蘊。

我國上古時期講佔筮的書據說有三種，被稱為“三易”：《連山》、《歸藏》、《周易》。前“二易”早已散佚，只有《周易》比較完整地流傳至今。《周易》的名稱最早見於《周禮》和《左傳》。其含義有多種說法，一般認為周是朝代名，易是書名，意為周代的佔筮書。此處說的《周易》，是對《易經》和《易傳》的總稱，不包括秦漢以來的易學。

《周易》究竟是一部什麼性質的著作？它為什麼能備受歷代統治者的重視而盛傳不衰、影響深遠呢？從該書面世至今，類似以上的問題就一直懸而未決。儘管人們已從佔筮、哲學、科學、史學等不同角度極力探研，並由此產生了汗牛充棟的論著，但仍沒有得出真正令人信服的答案。從內容和結構上看，《周易》的確是一部佔筮書，是周朝（也可能是在此之前）的筮官根據佔筮的原始記錄材料，按一定法則整理編纂而成的。其作用好比後世宮觀寺廟中的簽書，便於民眾查找占卜的結果。正如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樣，歷代不同研《易》者對《周易》的功用也有著不同的理解，並使這一廣大悉備、博大精深的經典蒙上濃厚的神祕色彩。久而久之，世人也都相信：《周易》是一部很有用的好書。也許這就是它久傳不絕的真正原因吧。

那麼，《周易》的有用之處表現在哪些方面呢？按照《繫辭傳》的說法，《周易》可以“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具體作用表現在“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佔”四個方面。按《說卦傳》的理解，學《周易》還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從歷史到現實，也可見《周易》幾乎無所不包，無所不及，一直在天文、地理、人事諸方面發揮著巨大作用。舉凡我國傳統的中醫、氣功、武術、方術、文藝、哲學、發明創造等等，無不深深打上它的烙印。《周易》大而廣的作用，可謂名副其實。

《周易》乃是上古時期的著作，為什麼從古至今都能發揮出大而廣的作用呢？這看似平常而簡單的疑問，事實上已難倒了歷代無數學人。一般認為，《周易》原本是佔筮典籍，而它之所以能佔筮預測，並對後來的各學科門類之形成與發展有指導作用，乃因它本身具有開放合理的哲學思想內核，即所謂素樸的唯物辯證思想。在此觀點的基礎上，參照《周易》自古及今所起的各種作用，我們認為它最實際最根本的作用莫過於能幫助人們作出更好的決策。不妨就從政治決策的角度，來探究《周易》原理的決策功用。

由原始占卜術發展演變而來的《周易》佔筮術，以其完整系統的文字卦符體系，逐漸成為上古政治決策的主要手段。從《周易》“經”部分的產生緣因、材料來源、創作過程、原始功用等方面加以考察，可以發現它跟當時的政治決策有密切關係。從前一節的論述中，我們已知道上古政治決策對占卜預測有依賴作用，並被各種原始預測術所左右。但是，隨著社會生活的不斷發展和日趨複雜，原有的各種不成體系、牽強附會於神靈旨意的預測術，在實際決策活動中所起的反作用也日益增多，再也難以令人置信。從預測術的發展史來看，其自身也具有不斷更新的功能，總是能根據現實生活的需要，利用新發現的理論認識來變換預測的方法，以達到更加取信於人、便於人用的目的。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下，先民們完成了從卜法到筮法的改革，並因此發明了《周易》佔筮術。從這個角度來看，《周易》的產生乃是緣於先民對決策根據和方法的迫切需要，是遠古預測方術日益發展變異的階段性成果。從創作過程和材料來源來看，《周易》的定形至少經歷了三大複雜階段：陰陽概念的產生、八卦創立、重卦並撰成卦爻辭，其中無不包含著先民們改造和征服宇宙自然的智慧結晶，自然也包含著他們在各種決策活動中所積累的思維模式和認識體驗，尤其是那些字面上就與佔筮預測密切相關的卦爻辭，仍留下先民們進行預測決策活動的痕跡。這些都可看作是《周易》作者對以往無數決策經驗的總結和再利用。不妨略舉兩例以證之，如《豫》卦之卦辭“利建侯行師”，講的是關於建立諸侯、出師征戰這等國家大事的決策；《師》卦上六爻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則是對國家用人問題的決策。《周易》卦爻辭涵蓋的社會生活內容相當廣泛，不可能每個卦爻都附有上古政治決策的佔例，但如果從其隱喻或象徵的大道理來論，那麼可以說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文辭都與政治決策密切相關。對此無須多加贅述，只須從《周易?繫辭傳》中便可找到答案。《繫辭傳》明確指出“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無疑就是認為《周易》具有很強的政治決策功能。從《周易》在創成之時及其以後很長時間內的主要功用來看，其主要用於佔筮預測，且大多與政治決策相關。這除了以《周易》經傳文字作內證外，還可從《左傳》、《國語》等先秦典籍中找到有力的史實根據。也不妨略舉兩例，如《左傳?僖公十五年》記“秦伯伐晉”一事，戰前有請“卜徒父筮之”，並卜得吉卦之後才涉河伐晉，俘獲晉君的；再如《國語》記載晉公子重耳在即將結束逃亡生活時，對能否順利返回決策不下，便讓董因利用《周易》佔筮來作決定，終因“筮得國”而下定決心。由此可見先秦時代統治者在作政治決策時，對《周易》佔筮術有著相當程度的依賴性。正是因為《周易》特有的佔筮預測功能，仍作為先秦時代政治決策的主要手段和依據，所以我們認為源於決策又用於決策的《周易》，真可稱得上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關於決策科學的寶典。

話說回來，既把《周易》視為一部決策科學的寶典，它的決策根據和思想又是什麼呢？從表面上看，《周易》決策的依據在於佔筮預測，即人們只須通過一定的佔筮方法求得卦象，然後根據求得的卦爻辭來判斷吉凶成敗，就可作出相應的決策。而事實上，這只是《周易》決策的方便法門而已，並不是《周易》堪稱決策科學著作的有力證據。《周易》被認定為決策科學著作，從深層次上來說，主要是其本身已形成一整套系統周密的決策思想原理。這一原理，概而言之就是《周易》中合理的哲學思想內核，即素樸的唯物辯證思想──以天地人為研究對象，以陰陽對立統一為基礎，以變易理論為核心，以理、象、數、佔為手段，以守中持正、趨吉避兇為目的，經過推理演繹所得到的概念或文字卦符體系。換用《周易》的原話講，就是所謂的“一陰一陽之謂道”，即《易》道。具體而言，情況頗為複雜，以下擬結合鮑宗豪先生《決策文化論》的研究成果對此加以簡要的歸納和總結。從決策文化論的視野分析，《周易》在運用卦象卦理進行預測與決策的時候，不僅揭示了宇宙間事物發展、變化的自然規律和對立統一的法則，而且形成了自身的決策文化觀雛型：其一，貫通於天、地、人各方面的預測決策思想，尤以“定吉凶”、“定天下”的政治決策思想為主；其二，形成了一套獨特的預測天文、地理、人事的方法，即以“大衍之數五十”、“十有八變而成卦”的蓍草佔筮法為主；其三，體現在《易經》六十四卦象辭和《易傳》中的一種辯證精神，特別以《繫辭》、《文言》諸傳的記述文句為詳。從政治決策思想角度總結，主要有兩大方面：一是政治決策之道，主要有陰陽、經權、安人、中正、德行、用人、為政、貴謙等八種；一是政治決策之原則，也有均衡與對稱、相稱與結合、盈足與蓄通、物序與均勢、中和與適度、和諧與協調、主次與取捨、互補與權變等八種。另外，我們還可從規律論、全息論、信息不滅論、信息可用論、相互感應論、時空論等六方面，為《周易》決策找到基本理論依據。正如美籍華裔成中英先生在《周易管理系統及其應用：“C”理論》文末指出的那樣，“易經整體是定位時中之說，是最好的決策系統。其最高境界是天、地、人的調和，以謀求處理矛盾、解決衝突”。這些代表著當今學術界對《周易》決策原理及其價值的獨到認識，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周易》原理與政治決策密切相關的又一證據。

立足《周易》經傳文本，我們同樣可以找到《周易》指導政治決策的思想所在。這一思想總的來說，是以知變制變為出發點，以追求穩定平衡為歸宿，以人事變化與吉凶關係為依據的一套通變政治哲學理論。具體而言，有如下幾個方面：第一，思想核心是在言“變”，目的是以此“成天下之務”、“定天下之業”。變易是自然與社會的一般法則，政治形勢無時不刻都在變，只有知變方能制變、善變、通變，以至作出正確的決策。這從《繫辭》中“通變之謂事”、“通其變，使民不倦”、“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等文句便可直接找到依據。第二，決策的關鍵不僅要有充分的準備，而且要審時度勢，隨機應變。如《訟》卦之《象》辭說：“君子以作事謀始”，即要求決策者在事前要善於謀劃。再如《賁》卦之《彖》辭說：“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即要求決策者要把握時機，及時根據客觀情況的變化作出對策。這一點對行政者制定方針政策尤為重要。第三，決策的根本在於順天應人、持正守中。如《繫辭》中說：“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無交而求，則民不與也”、“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又如《革》卦之《彖》辭說：“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坤?文言》說：“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物：美之至也”、“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這些以中正愛民為本的思想，對政治決策者特別有啟發意義。第四，決策的目的在於趨吉避兇，以求得新的平衡和發展。《乾?文言》所說的“保合太和，乃利貞”便是此意。追求國泰民安、政局穩定，使各項事業得以和諧持久地發展，無疑乃是政治決策者的理想目標。綜上所述，不難發現《周易》蘊涵著豐富的政治決策思想，有待我們去進一步加以挖掘和利用。

三、易學術數的發展對政治決策的影響

對《周易》、《易經》、《易傳》、《易》學、易學、象數、義理、數術、術數等幾個名詞概念，如果不細加分辨，往往很容易把它們等同起來，混為一談。長此以往，必會引起後學者對它們的誤解，以致不明其定義，難辨其源流，也給研讀者造成不必要的混亂。有鑒於此，特先對它們加以簡要的解釋和說明。

先秦時代的文獻中提到的《周易》，一般專指六十四卦的卦形及卦爻辭，即今《周易》文本的“經”部分，不包括《易傳》（即闡釋和發揮“經”義的《十翼》），亦通常稱之為《易》。因該書被孔子編入“六經”之列，所以在先秦時期，便有了《易經》之稱。兩漢時期，原本之《易》連同《易傳》都被尊奉為儒家的重要經典，時人便開始把它們合稱為《易經》或《周易》。兩漢以後，由於《易傳》被合入六十四卦經文並行，學者所言《周易》，往往都是經傳並稱的，不再單指《易》的內容。所以，今天通行本《周易》的內容，即包含“經”、“傳”兩部分，而習慣上又把“經”部分稱為《易經》，“傳”部分稱為《易傳》。

《易》學，顧名思義，就是指研究《易經》的學問，是以《易》為主的思維模式探研宇宙變易規律的科學，今人往往直稱為“易學”。由於兩漢以來的《易經》已等同於《周易》，所以易學實際上指的是研究《周易》的學問。若論易學研究之源，讀《易》韋編三絕的孔子堪稱有史可查的第一個大家，集先秦研《易》之大成的《易傳》七種十篇也可看作是第一部《易》學論著。隨著秦漢以來《易》學研究的日益昌盛，相關的論著不斷湧現，著名的《易》家代不乏人，研用的範圍也逐漸擴大，有如清代《四庫全書總目?易類小序》所說：“又《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為說，而好異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說愈繁。”若論易學研究之流派，細分而論，往往是因學者研用的角度不同而有別，已非前引《四庫》之說提及的幾類所能完全涵蓋；大體而言，清代以前主要有“兩派六宗”，即如《四庫全書總目?易類小序》所言：“《左傳》所記諸佔，蓋猶太卜之遺法。漢儒言象數，去古未遠也；一變而為京、焦，入於祥；再變而為陳邵，務窮造化，《易》遂不切於民用。王弼盡黜象數，說以老、莊；一變而為胡瑗、程子，始闡明儒理；再變而為李光、楊萬里，又參證史事，《易》遂日啟其論端。此兩派六宗，已互相攻駁。”由此可知，“象數”和“義理”實指《易》學研究的兩大主要派別。清末至今，由於研《易》的方法和角度又有所不同，所以《易》學流派也在“兩派六宗”之外產生新的變化，諸如“文學易”、“哲學易”、“科學易”、“史學易”、“管理易”等等，舉不勝舉，難以盡詳。

最令人不解的是易學與術數學的關係。不少人把那些專門用於算命迷信的“預測術”，都視為易學或《周易》的範疇，無形中引起民眾對《周易》學說的盲目崇拜或片面否定。這不能不使我們對《周易》學說研究的前途，深感憂慮不安。術數，亦稱數術，是古代天文、曆法、醫學、占卜、方技、讖緯的通稱，在我國已有數千年的傳承歷史，其源可溯至上古的原始占卜術，其流可尋至今日的各種變相預測術。術數學，即是研用術數的學問，其歷史應與術數的發展史相當。中國的歷史學向來重視對術數之事的記載。先秦的《周易》、《春秋》、《左傳》，便已有了記述卜筮事例和方術技藝的傳統。《史記》的《龜策列傳》、《日者列傳》，其它正史的《五行志》、《方技列傳》，都以專題的形式輯錄了不少有關術數的神奇事跡。自《漢書?藝文志》開始，歷代正史的《藝文志》或《經籍志》，都記載著各種術數著作的目錄。欲了解術數學著作涉及的範圍，只須借助史家所作的目錄分類便可。如《漢書?藝文志》分有天文、曆譜、五行、蓍龜、雜佔和形法；《四庫全書總目》分有數學（與算術不同）、佔候、相宅相墓、占卜、命書相書和陰陽五行。各史志所收錄的術數類著作，其子目則有所謂風角、九宮、太乙、奇門遁甲、六壬、易佔、堪輿、陣圖之類，不一而足。至於傳統醫學著作、丹道養生之書，原先亦屬術數。留有相關著作的術數家，代代湧現，頗有貢獻，如眾所週知的唐代僧一行、明朝劉基等人都在此列。

《周易》及其學說之所以同術數有密切聯繫，是由其特殊思想體系、發生發展歷史決定的。可以說，《周易》源於術數，這在前兩節的文中已有說明。但是我們還應該認識到，《周易》及其學說的形成衍變對術數學的繁榮發展有著極其重大的影響。換言之，正是歷代研用術數之士，都視《周易》及其學說的思想內容和思維模式為一切術數的基礎，甚至借用其概念和術語，來探索未知宇宙力量和神祕世界，才形成一脈相承而又各具特色的術數之學的。話說回來，倘若不是這與《易》沾邊的術數文化，日益世俗化並廣為流傳，《周易》學說也難以普及並深為研用。我們還應看到，正是同屬於易學與術數學的象數學，主要是《易》卦占卜術，成為一條聯繫的紐帶，而又廣為人用，才使對此略知皮毛的世人不知不覺地把它們完全等同起來，混而為用，以致不知它們一向有著源與流、本與末、主與次、廣與狹的嚴格區別。
通過以上的介紹說明，我們至少可以看到幾個故實：第一，所謂的易學、術數學都與《周易》這部奇書有密切的聯繫，都是以《周易》作為理論源點生發起來的；第二，易學、術數學都離不開對《周易》的闡釋和運用，從現象到本質都可看作是《周易》研究的發展和變異；第三，易學、術數學存在的目的仍同《周易》一樣，試圖揭示天文、地理、人事運作的規律及其之間的關係問題，從而為人類生存提供合理可行的方法論，以便人們處事時能趨吉避兇，更好地持續發展；第四，易學、術數學仍同《周易》一樣，因在社會生活中發揮出大而廣的功用，而被歷代統治者所重視；第五，易學、術數學能傳承數千年而未衰絕，說明它們跟《周易》的思想體系同樣有著合理的內核，值得認真研究和批判運用；第六，易學、術數學所發明的各種預測術，儘管跟《周易》佔筮術一樣都是古人愚昧落後的思想所致，但從根本上說都是從神祕的角度在努力滿足人們決策未來命運的迫切需要，思想原理基本相似，只是操作的方法或通過的途徑表面上不同罷了。在這六個方面的基礎上，再結合有關的史實材料，我們不難推出一個結論：易學、術數學固有的推闡天地人的思想原理和用於佔算人事命運的各種方法，如同《周易》和原始占卜術一樣，對歷代統治者的政治決策有著深刻的影響。這也是下文側重分析和說明的主要問題。

從整體上看，易學術數的政治決策觀是以《周易》通變政治哲學理論作基礎的，與《周易?繫辭傳》“八卦定吉凶”、“以定天下之業”、“能研諸侯之慮”、“能彌綸天地之道”、“變則通”、“唯變所適”等思想一脈相承。縱觀中國易學史，象數派和義理派的《易》學家們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把研《易》與治國平天下相提並論的傾向。象數派方面，如漢代孟喜、京房，仍以《周易》佔筮學說作為研究方向，不僅倡導卦氣、納甲、飛伏、五行、八宮卦諸說首創象數易學體系，改革了《周易》佔筮起卦和解卦的方法，而且極力主張只要掌握了八卦的變化規律，便可上判國家治亂，下決個人吉凶禍福。再如陳壽《三國志》中記載的管輅，也把《周易》視為佔算時日、預測禍福的方術，將納甲、五行、六親諸說跟他堅守的卦爻取象說合而活用，靠佔算為當時的曹操等政治人物作決策。義理派方面，首推孔子以《易》道論治國為政之道，在《易傳》中還保存了他為數不少的決策至論；又如晉代的韓康伯，重視義理研究，繼承和發展王弼取義說，以卦義來象徵和說明事物變化之理，用以表現人事治亂之義，對政治決策有一定指導作用；再如宋代的程頤易學，主張引史入易，以史說理，代表作《伊川易傳》中引用了許多史例，目的是探求人們如何修德和社會治亂興亡之理，並提出“隨時變易以從道”、“損人欲以復天理”等以明理為主的決策思想；此外，如宋代的楊萬里、葉適、以及明清的王夫之、李光地等《易》家，也都側重從義理角度研討《周易》可能明人事得失、社會治亂變化的規律，探索《周易》與政治決策文化的原理。

綜觀中國術數學史，萌芽於上古時期的天命觀、宿命論、萬物有靈說、天人感應思想等神祕主義色彩一直籠罩著術數之學，並使之沿著《周易》佔筮學說指引的“定吉凶”、“決猶疑”方向深入拓展，儘量去滿足人們對人事、政事作出決策的需要。從理論原理方面看，歷代術士除了囊括了各易學流派的思想精髓和思維模式以及《易》學術語外，還善於汲取歷史上各家各派的理論發明來充實自身，並及時衍化成新的術數體系，如戰國末期的鄒衍，首先運用天、人相互推衍的思想把陰陽說和五行說結合起來，提出了“五德終始”說，並以此來解釋歷史的變遷乃是由水、火、木、金、土五種“德”的生克制化所支配的；再如傳統的星占學，起源於原始的天體崇拜，以《周易》“天垂象，見吉凶”的思想作為最基本的信念，又沿著天人感應的學說，不斷吸取歷代天學研究的成果，制定並根據曆法和曆書來預佔國運盛衰和軍國大事，具有一定的政治決策功能。從預測法術方面看，依靠陰陽、五行、八卦、天幹、地支、節候、河圖、洛書、符、卦象、義理、象數等學說構建而成的術數學體系，推演和派生出了許多新的預測方法，諸如易佔、龜佔、夢佔、星占、擇日、式佔、風水、推命、相術、簽佔、雜佔、預言、紫微斗數、鐵板神數等等，儘量從多角度滿足人們預知未來命運的願望，當然從根本上說主要還是在為統治者的政治決策服務。總而言之，易學和術數學在理論和方法上的創新和發展，都對中國古代政治決策產生重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