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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林非打架事件的来龙去脉：：
穆正平
编者按：感谢穆正平教授将他尚未在纸上媒体发表的新作交与本论坛刊布。穆教授所作《杨绛宗璞笔墨官司的来龙去脉》一文曾引起广泛关注，此文描述的也是近期发生的热点，相信读者会很感兴趣，并能以客观平实公正的态度来评判其中的是非曲直。穆教授特授权本论坛声明，凡转载本文须先行征得其本人同意，不然将视为侵权行为。
二十世纪剩下一个来月，钱锺书逝世将近一周年，钱锺书生日前二日，钱锺书的遗孀、著名作家杨绛把新作《从“掺沙子”到“流亡”》“特意惠赐”给著名大报《南方周末》，于1999年11月19日发表在名为“解密”的版面上，一整版，近五千字，引起密切关注。由此，关于钱锺书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与人打架的事件，终于脱离知识分子私下里谈论以及报章上猜测的朦胧状态，一夜之间得以大揭密。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欲知整个打架事件的来龙去脉，还须一一从头道来。
且说1962年8月下旬，钱锺书、杨绛以及女儿钱瑗一家三口，搬入位于北京东城干面胡同15号3楼1室的中国科学院宿舍。房间四个，朝南三间，中间是客厅，沿墙放书橱。东边一个套房为钱锺书的卧房兼书房，西边临阳台一间则是杨绛的卧房兼书房，朝北西尽头是钱瑗和女婿王德一的新房，与杨绛的卧房相对。往东是一间卫生间和一间厨房。厨房就在家的大门口。从大门进来是一条宽宽的过道，分隔朝南和朝北的房间。一家人住在四居室内，摆上沙发、钢琴等物，闹中取静，距工作单位又不远，论条件，应该说在当时是很好的了。
然而好景不长，四年后，风云大变，1966年8月中旬，钱氏夫妇被“揪出来”，并于转年5月中旬被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劳动改造，不发工资，并遭揪斗棗辱骂和殴打，从此，生活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又过两年，1969年5月中旬，正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革命形势如火如荼”的年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组织“革命群众”住进“资产阶级权威”的家里去，钱氏夫妇房子也被分掉一半。于是，他们打算让出西尽头的两间卧房，留下面积略大一些的客厅和套间自己住。不久，另一家人便搬进来了。
住进来的是钱氏夫妇的同事濮良沛一家。
濮良沛，江苏海门人，1931年7月生，1949年入伍，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入文学研究所，专治新文学，后以林非笔名行。其妻赵翔凤，北京人，1937年11月生，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女作家，后以肖凤笔名行。需要强调的是，赵翔凤与钱瑗同龄，同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钱瑗外语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赵翔凤中文系毕业后任教于北京广播学院。
据杨绛讲，濮家初来乍到，钱氏夫妇主动“睦邻”，特别是杨绛，打小就接受父母“远亲不如近邻”的传统美德教育，所以直到下干校，“两家从没有发生任何争吵”。
半年后，1969年11月中旬，钱锺书下放河南罗山干校。濮氏夫妇也先后下干校。1970年7月，杨绛下放干校前夕，钱瑗的丈夫王德一因“五·一六”案含冤悬梁自尽，而钱瑗则未下干校。
1972年3月，钱氏夫妇由干校回到北京家中，濮良沛等人则留在干校。4月，濮良沛回北京探亲，同事陈骏涛还托他给钱锺书带些花生。7月，濮良沛随同全体学部下放人员回到北京。至此，从现有材料看，两家的面子上至少还是过得去的。
作家杨绛如是说
冲突爆发于1973年12月2日，星期天。
据杨绛说，那天钱家花钱雇请女工陈某来洗衣。赵翔凤也要陈洗，并且定要先为自己洗。钱瑗不同意，赵扬着脸对钱瑗说：“你不是好人！”随手就打她一耳光。杨绛立即冲上去还手。钱瑗阻拦杨绛，拽不动，就急忙由大门出去找居委会主任。杨绛接着写道：
这时两个革命男女抓住我的肩膀和衣领，把我按下地又提起来，又摔下，又提起，又摔下。小陈当时在场。她向别人说，那女人要挖我的眼睛。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根据，革命女子没有挖我的眼睛，我只感到有手指在我脸上爬。我给跌摔得晕头晕脑，自知力弱不胜，就捉住嘴边的一个指头，按入口内，咬一口，然后知道那东西相当硬，我咬不动就松口放走了。我记不清自己给跌摔了多少次。
这边正在一起撕打，而此时的钱锺书却还在房间里。据杨绛说，她当时“一声”都“没叫喊”，而钱锺书尔后从房间里出来，“该是”由于“听到”了撕扯中“木架倒地”的声音。钱锺书出来后，打架场景又有新的进展――
我没看见他出来，只记得他举起木架子侧面的木板（相当厚的木板），对革命男子劈头就打。幸亏对方及时举臂招架，板子只落在胳臂肘上。如打中要害，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记得革命女子回她房间去取一支大粗手杖交给革命男子。我忙也到自己家门口拿出一支细藤手杖，但出门就被革命女子劈手夺去，好像是我特地拿来奉送的。我一看情势不妙，拉了锺书回房，关上门，锁上锁。
事情好像就此结束了，然而，杨绛却又“补”写了若干“当时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以及遗漏的细节”棗
（一）革命男子虽然拿着一支粗手杖，他并未动用。他是不愿打呢，还是没决定打呢，还是我们逃得快，他来不及打呢，我就不知道了。他如要动用手杖，很容易，因为他个子高（男女俩都个子高），年纪轻，对方只是个瘦弱老人。可是他并没有动用手杖。这一点，我该实说。我却是挨自己的藤杖抽了几下，身上留下了几道青紫痕，心上意识到女的比男的手快心辣。
（二）革命男子气呼呼地指着自己的袍儿叫我看。他穿的是一件栗色绸子的袍儿，前面许多大脚印，横横斜斜的，一脚一脚从膝部直踹到肚皮上。他又提着自己的衣领叫我看。显然有人一把揪住他衣服的领口，抬脚踹他，把领口的纽襻都扯松了。这一脚一脚的尘土印，分明是男皮鞋的鞋底印。屋子里没有第三个男人，他本人不可能自己踹自己的肚皮。我很快地思维一过，忙用手把他袍儿上的鞋底印掸掉了。鞋底印怎么上去的，我确实没有看见，该是在举起木板之前吧？我掸掉鞋底印，该是在木板劈头之后，因为我当时有抱歉之意，同时也要销灭罪证。记忆里，一个个印象很鲜明，却是记不清次序，因为我给跌摔得糊涂了，而有些事我确实没有看见。我只把记忆深刻的印象一一记下，不去追忆细节的次序，免得追忆中产生错误。反正我的推断只是我的推断。
（三）我咬破了女沙子的手指。
杨绛又说，当时她锁上门，濮氏夫妇在门外用粗木棍狠狠打门。这时，钱瑗带着居委会主任刘大妈来了。杨绛开门，刘大妈进来问明究竟，然后又到濮家去问，并批评了他们。
一番疾风暴雨就此消停。
“锺书余怒未息。我说，‘幸亏我身体轻，没伤筋动骨，算了。’锺书用手一抹说：‘这事不再说了！’他感叹说，和什么等人住一起，就会堕落到同一水平。”杨绛继续写道，“打人，踹人，以至咬人，都是不光彩的事，都是我们决不愿意做的事，而我们都做了棗我们做了不愿回味的事。这件事，尽管我们在别人问起时，不免要说个大略，我们私下里确是绝口不再谈论或讲究。”
事后，钱氏夫妇向“领导汇报”，“一处处汇报”，而“革命男女早已各处都告过状了，而且满处宣传：‘地主打了贫农’。他们还到医院验伤，医院为革命男子开了一张验伤证明单。革命男子胳臂上有一块青紫”。
接下去，“我们听到传言，他们说，这次便宜了我们，下星期日要下毒手，着实打我们一顿”。
又一个星期日到了，濮氏夫妇并未“下毒手”。钱氏一家三口“逃”出居室，暂住钱瑗所在北师大一间宿舍。时为1973年12月9日。
林氏夫妇如是说
以上便是杨绛所述打架事件的基本经过。那么，打架的另一方林氏夫妇又如何说呢？我们还得两面都听听。
与杨绛文章中的称呼相对应，在肖凤笔下，杨绛是“一位赫赫有名的造反派头目的岳母”，“是出了名的说谎话的能手”，是“笑面虎”和“老妖婆”。她说：“在那黑白颠倒的十年里，绝大多数的人都在受苦受难，可是也有那么少数的几个人，炙手可热，无法无天，他们自以为很接近红太阳周边的几颗星辰，而变得气焰嚣张，不可一世。……我们从干校返回北京之后，就被迫与这样一个人物成了邻居。斦庀匀皇窃诎凳荆摇白砸晕芙咏鄙喜阏稳宋铩?/P>
然后，肖凤着重描述了杨绛的女婿、“绰号‘刁德一’的精明青年”王德一，说他是“北京一所古老的名牌大学里的造反派第二号人物，是第一号人物的智囊，而那第一号人物则是经常出入旗手旗屋的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且因她是女的，因此就显得格外著名。”肖凤还说，钱锺书和杨绛原本都反对女儿钱瑗与王德一恋爱结婚，“理由是门不当户不对，嫌他出身于北京市的普通市民家庭。”王德一追求了钱瑗十年，杨绛一直反对，可是到了1966年，王德一“成了造反派的二号人物”，杨绛也一反常态，急促地要求他们结婚。
肖凤说，杨绛是个“极有心机”的人。杨绛的一个老同事，著名的沙士比亚专家，曾经赠送给杨绛两个绰号――“笑面虎”和“老妖婆”，“很真实地描画出了她的本来面目。”
而以当时的情境看，杨绛“攀附这个过去看不起的平民子弟做女婿，当然是为了分享那种炙手可热的气焰，所以她虽然已经高龄五十，说起话来，仍然是将身子一扭三弯，尽量向外界发射出狐媚之气。因为攀附上了这个造反派二把手，她的气焰一日渐高涨，但是她对这位给了她底气的女婿，仍然是从骨子里看不起的。女婿在学校里可以说是号令三军，春风得意，可是一回到岳母家里，就不过是个干体力活的小工，被岳母差遣着做干不完的家务粗活。那时候雇保姆已被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女婿自然而然地就填补上了这个空缺。也许是校内校外的反差实在太大，不久之后，这女婿就很少上门，宁肯住在大学里的集体宿舍了。”
肖凤还说，他们的邻居中，还有一位国际著名的红学大师，是三年困难时期从欧洲一所著名的古老大学里返回国内的，受到了官方、民众、上下左右的一致称颂。对于这位大师所受到的多方礼遇，“笑面虎”杨绛觉得极不舒服，虽然她与这位大师伉俪也是相识多年的老熟人了，可是她不能容忍别人“出风头”。现在杨绛终于又找到了政治上的靠山，可以发泄发泄早就存在的嫉妒了。大师的一双眼睛是瞎的，于是“笑面虎”杨绛就借机辱骂大师，指着他的眼睛恶骂：“瞎了你的狗眼！”大师的夫人不能容忍丈夫人格受这样的侮辱，可是又畏惧“笑面虎”家里有造反派撑腰，不敢公开与他们对抗。
但是，随着那第一号女造反派的忽然失宠，“笑面虎”的女婿也受到了“涉及”。“于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就跑到校园里的一棵白杨树底下，悬梁自尽了。”
第二天，学校发现了王德一的尸体，赶紧找到“笑面虎”的女儿，告诉她“快去收尸”。而钱瑗“真不愧是”“笑面虎”“这样的母亲调教长大的女儿”，听了校方的通知之后，竟然表态说：“这与我无关，他与我没有关系。”
“于是人们就有了许许多多的猜想：她的丈夫仅仅是因为政治上的失算，就会走上自绝的道路吗？还是他们的家庭给予了他无力摆脱的压力呢？?/P>
王德一死后不久，便发生了打架事件。肖凤说：
有一天，我和“笑面虎”发生了龃龉。原因是她太不懂得尊重别人的人格，太不懂得别人也跟她一样是人。比如说，她的女婿不明不白地死了，她和丈夫的情绪很低沉，每当他们特别烦躁的时候，她就立刻跑进我们的房间里，不由分说地抱走我的儿子，抱到他们的房间去，把我的儿子当成他们开心取乐改变心情的工具。有时儿子正在我的怀中玩耍，有时儿子正在床上或地上玩耍，她冲进房来，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征求儿子的意见，也不得到我的允许，抱起孩子来就走。在她的心目中，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她自己，还有她的丈夫，她认为其他的一切人都应供她享乐，为她服务，包括别人幼小的孩子在内。她根本无视我儿子的人格，也无视我的人格，当然也无视作为母亲的我的存在。她这样霸道地对待别人的孩子，常常会让我联想到目前拐卖儿童的人贩子。她把我的孩子当成逗笑解闷的玩艺儿的这种态度，当时实在刺伤了我的心。本来，我也想，像红学大师夫人那样忍气吞声算了，但是，其他的一切侮辱也许我还能够忍受，唯独对我儿子人格的漠视，令我心气难平。这样的积怨多了，当然就难免爆发，于是龃龉终于发生。
在那些天天讲斗争的日子里，吵架斗嘴是时时都在发生的事情，本来并不稀奇，稀奇的是：“笑面虎”在尖叫了若干声之后，忽然双手抓住了我的右手，将我的食指塞进了她的嘴里，狠命一咬，立时，鲜血迸流。她的这个动作是如此地突然，如此地迅猛，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所以我根本来不及躲闪。……想不到一向以“高级知识分子”自诩的“笑面虎”，却干出了这种只有猫狗才干得出来的事情。
十指连心，我疼痛得立刻在叫，我的丈夫便从房间里奔了出来，出来解救我。而与此同时，“笑面虎”的丈夫也从他的房间里奔了出来，手里举着一根大木棒，朝着我丈夫扶着我的手臂上就抡了下来，他的大木棒立刻断成两截，可见他用力之狠，用心之狠。我丈夫的胳膊立刻红肿起来，我们忙去医院看病，当时的医生诊断书至今还保存在我们手里。
他们打完了我们，咬完了我们之后，立刻把他们家中所有霉烂发臭的垃圾――鸡骨头、长绿毛的橘子皮、碎纸片、碎布头等等，通通故意地放到公用的走廊里，然后又立刻恶人先告状，找到了一位过去也曾通天的高官哭诉，当然不提他们自己的暴行。“笑面虎”一向都是出了名的说谎话的能手，“打小报告”也是他的拿手好戏，他们夫妇的这些表演和所作所为，让我彻底地认清了他们的真面目。
林非则在一篇散文中写道：
我原来只住一间狭小的房屋，从儿子诞生之后，母亲高兴得合不拢嘴，可是三代同堂挤在一起，连转动身子的空间都剩不下来。有位在当时担任革委会主任的文学批评家，骑着脚踏车来探望我，[我]真从心里感谢他的关怀，想赶紧招呼他坐下，却腾不出一席之地。他瞧着我如此可怜的处境，竟动了恻隐之心。当时正值文革期间的斗批改阶段，不少人都被调整了住处。这位批评家也让我搬迁，跟一个爱说掌故的同事充当邻居。有位后来大名鼎鼎却有流亡海外的同事，也跟我同时搬的家。
开始还相安无事，[他]偶或笑嘻嘻地说几句《世说新语》里的掌故。不久之后，他的女婿被学校里定成摲吹撤瓷缁嶂饕鍞的五一六分子，他就整天咒骂这倒霉的小辈。驸马爷觉得走投无路，竟刚烈地悬在树上自杀了。这事情的前前后后，我们都看在眼里，却从不敢流露自己的想法，更不敢去议论和打扰。可是他的态度却大大地改变了，当我们经过他的门口时，他竟一丝不挂地坐着，还念念有词，骂骂咧咧。有一天早晨，他竟抡起棍棒，直往我妻子的头顶挥去，我连忙抬起左臂抵挡，当时就被打得红肿起来，接着皮肤又变成紫黑的颜色。我赶紧医院去治疗，一位善良的女大夫细心地用药膏给我敷上，很心疼地嘟囔着，怎么能这样残忍地打人？
这同事仗着大学时代的一位伙伴，在当时炙手可热的权势，声称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如何亲密，还向撌敌形薏准蹲ㄕ䲠的工宣队告状，说我与他口角和打架，于是工宣队狠狠地训斥我，威胁着要遣送我去北大荒劳动改造。我觉得自己实在无辜，不过在当时又有什么道理可讲呢？只得让妻子缝好厚厚的被褥，还买了一件兰色哔叽的羊皮大衣，等候着前往冰天雪地里去挨冻，甚或会在突然间去迎接死亡。我这才清醒地懂得了，在当时基本废弃基本的法律，可以任意惩罚和蹂躏人们的氛围中，自己还没有意识到得罪别人的时候，锋利的宝剑已经悬挂在头顶。
林家的叙述有与杨绛相吻合处，如林非被打伤胳膊、肖凤手指被咬，也有与杨绛不合之处，请读者自己去评判。文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一、强调钱锺书的女婿是“造反派”，这是笔者所仅见的；二、强调杨绛品性不好，这也是媒体上极罕见的；三、强调“钱家”仗势欺人，这与下面我们所要介绍的“别人的传说”恰恰相反。
回头再看“别人的传说”
其实，此事在知识界文人圈里早有流传，一直未断。
最早在报章上披露此事的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新建设》杂志社方丹。此人于香港《明报月刊》1979年8月号（后收入《钱锺书研究》第二辑、《写在钱锺书边上》）发表《我所认识的钱锺书》一文。文中写道：
“造反派”不但把学者赶入牛棚，而且还抢占学者的“民居”。钱锺书的房子也进驻了“造反派”。“进驻”就“进驻”吧，大势所趋，所有学者的房子都进驻了“造反派”（但许多人还不是自己搬入，而是由机关行政处分配“进驻”――与“造反派”无关！）。住在钱先生家里那一对夫妻不一定是坏人。但是“文化革命”使部分青年研究工作人员变成了“流氓无产阶级”，不要说尊重老人、老学者，就是连起码的“平等待人”也不顾了，甚至动手打人。钱锺书虽然当了“黑帮”，但并不认为自己就“低人一等”，人家动手打他他就还手，绝不干“君子让人”的“儒家”勾当！他受过西方“民主”的教养，懂得什么叫人格，什么叫人权；所以奉行“头可杀，士不可辱”的哲学，与“造反派”大打出手，闹得满城风雨。钱锺书与“造反派”大打出手之后（把胳膊都打伤了），扬名千里，连“造反派”都敬重他“三分”，认为“老头儿”有骨气！
方丹的文章有五点值得注意：一、与钱锺书打架的是“造反派”；二、对方不一定是坏人；三、对方是青年研究人员（按林非当时42岁）；四、对方先动手打人，钱锺书只是还手；五、吃亏的是钱锺书。
尔后，方丹的文章被多次征用，还走了样儿。1992年4月，孔庆茂出版《钱锺书传》，按他自己的想象改编了方丹的这段文字，并把方文发表的时间搞错。他发挥道：
当时，造反派组织规定高级知识分子家中一定要进驻“造反派”，钱锺书家中自然也不能幸免，不久，便派住进了一对年轻夫妻，但这对“造反派”年轻夫妻不仅不尊重这一对老知识分子，不能平等待人，反而动辄打骂训人。钱锺书忍无可忍，于是奉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毫不示弱地予以还击，他懂得什么叫人格，什么叫人权，他奉行“士可杀而不可辱”的信条，与这对“造反派”大打出手，把胳膊都打伤了，闹得满城风雨。这一下，钱锺书名扬千里，申了正气，连“造反派”也都对他敬畏“三分”，认为钱锺书“这老头儿”有骨气！
这里的瞎编乱改是显而易见的，其笔致足以上追魔幻现实主义，难怪钱锺书对此书要大加痛斥。而一年后的1993年，张文江也出版一部《钱锺书传》，依据方文并据实加入了新信息，写道：“钱锺书回京后，原来的房子进驻了造反派，那位造反派也曾是研究人员，后来以研究鲁迅著称……在冲突中，钱锺书的胳膊被打伤。”
1995年，李洪岩出版《钱锺书生平与学术》，写道：“钱锺书曾与林非同住一套单元房；两家合住，必然产生不快。钱锺书与人打架，当然占不了便宜。这事细说起来也无所谓理亏理盈，根子在社会环境。”在语气上显然有变化。
同年，张建术在《传记文学》里发表长文《魔镜里的钱锺书》（收入《写在钱锺书边上》），对此事夹叙夹议，大加渲染，海骂濮赵夫妇。张文是在杨绛之前叙述打架事件最为详细的文字，但与杨绛本人的叙述颇有出入。由于张文偏长，我们只摘编其中最为精要的部分――
（钱锺书回京后，迎接他的）是寄居蟹般的同单元邻居。“寄居蟹”是一对比钱、杨年轻许多的夫妇，男的P君是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研究人员，其妻Z女士是一家出版社的编辑，为P君离婚后再娶的第二任妻子。P某1957年反右时被划为右派，以后开悟，改唱“向左进行曲”。P妻Z君呢，却更是个一言难尽的了得人物。
“文革”前分配给钱锺书家住的是四间一套的单元房，位于北京干面胡同科学院学部宿舍楼内。此番的院、部领导实行掺沙子政策，结果反动学术权威钱锺书家的单元门里，就搬进了一个不反动的家庭，这就是P、Z夫妇。……1972年3月回到家中的钱锺书……单元门的钥匙，他有，P也有；厨房、厕所，杨绛用，Z也使用……千不该万不该的是，钱、杨二位先生，虽年事已高，但耳聪目明，虽不碍人雅事，但却碍人风眼，岂不是煞人风景？叫人恼上凌霄？就好比电影里常有的特务组织或黑社会“杀人灭口”的动机、理由，仅仅是因为对方“知道得太多了”。钱锺书干校没白呆。近三年的摸爬滚打滚出了一伙年轻朋友。一日，几个“保钱派”正在上班，忽然有人急急报：“钱先生挨打了。”忽拉一行人从从建国门大街跑步赶奔钱家增援。进屋一看，满地狼藉，钱、杨二人挨了撕扯、拳脚不说，还遭了口咬。钱老太太捂着一条胳膊呈忍痛状。钱锺书怒而不语。……真的遭逢泼男悍妇，他却既不会吵也不会打。日后杨绛取笑他：“锺书不会打架，一急结巴。”当时钱锺书最强烈的反映，不过就是把空锅一类自家家什掷在了地上。倘如此锅扔在了对手的头上，尚多多少少产生一个碰撞球体的效果，碰在地板上谁疼呢？顶多把楼下人吓一跳罢了。
张建术在叙述中还把“朱德老元帅”的话、科威特、伊拉克等全扯上了，但值得留意的是，他这里先杨绛而使用了“掺沙子”一词，并断定那是当时中国科学院的政策，暗示打架原因是由于钱杨二人过多地了解了对方的阴私，而打人、咬人的均是对方，钱锺书根本就不会打架。此外，张文中没有出现钱瑗。至于依据，张文没有出示。
到1997年，湖南《书屋》杂志第4期刊出署名“陵久”的《钱锺书浅识》，对上面所引方、孔、二张诸家均未表示异议，唯独对李洪岩的讲法大加挞伐，认为李洪岩立场“左倾”，是“各打五十大板”，并断言打架的原因是“革命左派仗势欺人”。
钱锺书逝世后，黄永玉在《北向之痛》（《明报月刊》1999年2月号）中写道：“听荒芜兄说，钱先生有一个几乎像儿子似的学生，文革时忽然翻了脸，揭发、斗争，甚至霸占了他的居室，任意使用他的书籍材料。”这当是此事的另一个版本了。
1999年4月3日，《文艺报》刊出乌尔沁夫《走出围城的钱锺书》，依然断定是“造反派夫妇打了钱老”，写道：“1968年开始，钱锺书家派驻进来两名造反派夫妻，起监督和审视作用。在这期间，由于年轻人不懂得尊重老年人，也不懂得尊重知识，还动手打了钱老。”这里显然又强调了“掺沙子”。
1999年5月21日，石家庄《杂文报》刊出邵燕祥的杂文《李洪岩文读后》，引用了乌文，发感慨道：“与钱锺书、杨绛先生打交道的，不尽是谦谦君子，发生一些纠葛也不限于学术之事。”然后诬谤李洪岩是那打钱锺书的“造反派”的后继者，挥刀笔写道：“对老人的态度，从打降而为骂，对照三十年前那一对夫妻之所为，也算不无一点进步吧。”
邵文发表后，李洪岩立刻在《钱锺书评论》电脑网站上发表文章（将刊载于长沙《书屋》2000年1月号），回敬道：“对所引《文艺报》的话深信不疑，益可见邵大杂文家对治学的基本规则毫无所知，对钱氏夫妇的生平更不了了。然而，他不知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账，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为什么？就因为他心眼里先就有了成见。事实是，钱氏夫妇与邻居动手撕打，是1973年的事；对方不是别人，正是研究邵燕祥祖师鲁迅的林非研究员。林非是造反派吗？同居一单元房子吵嘴打架，你邵燕祥未经任何调查研究，何以就一屁股坐到了钱锺书杨绛一方？太势利眼了吧？幸亏邵燕祥不是法官！而且，这种邻里打架的俗情琐事，到底与中国当代政治具有什么关系？只怕精通中国政治的邵燕祥也会对此哑口无言吧！”
邵燕祥看到李洪岩的反驳文章后，未作正面回应，对打架一事也未作具体考辨，却断言李洪岩是向着造反派讲话，在1999年8月12日《科学时报》发表《人五人六篇》，讥诋道：“李某何以一屁股就坐到了××研究员一方呢？研究鲁迅不乏莫名其妙的人。”
至此，人们可以看出，涉及此事的文字大都是：一、认定濮良沛赵翔凤夫妻是造反派；二、认定濮氏夫妇是仗势欺人；三、颠倒地认定是濮良沛打了钱锺书。只有李洪岩认为此事纯属“邻里打架的俗情琐事”，“无所谓理亏理盈，根子在社�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