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这决不是一部多么完美的文字著述，甚至于还有些简陋；但是这即便是一幅最拙劣的“画”，却也基本地揭示了“易”的“真像”。

以简单的、有限度的语言去表述、再现一种至少在今天仍是难以言说的“客观事实”──“整体”；这正是本文所希求的目标。同时这也是“易”的真相。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产生这一“结论”的“过程”，相对于读者而言已显得毫无意义。虽然作为“整体”的基本思想与理论还是一个尚未明确的“未知”；但却不应该、也不能说本文是在以一个新的“谜”去解释或替代一个陈旧、古老的“谜（‘易’）”。“整体”亦或“系统”，作为自然的最基本的属性已经得以确认，但是对于“整体”的基本理论原理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现和发展；在近代发起的系统科学研究，非但没能达成一般性的思想理论，相反还走向了一条更加繁琐和特殊的路途。而今，对于“易”的意义的发现或发掘倒是极有可能完善和发展系统科学的理论原理，并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提供新的契机和方向。

“易”，其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其在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中充当着哲学方法论的作用。而“易”的构筑与达成是基于“整体”的思想理论的，其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中国古代传统思想文化，决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易”的产生应当是基于一套完善的整体哲学思想和理论的，这一点从古代的诸多科学成就中完全可以得到确认，并可以从未来的发展中加以证实。

对于《易》我们再也不应包有太多的神秘心理，但也不必妄自菲薄。其决非“卜筮之书”，也非“天造神物”；而是人类文明发展阶段过程中的“产物”。其自有其高妙之处，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学习和探讨的。

　　必须承认，《易》是较难理解，而非不可理解。

　　《易》之所以成为一个“谜”实际上是有着众多的客观历史缘由的。首先，《易》的原始文献资料与思想意义都没有被完善地流传下来。而现存的为数不多的《易》学文献资料也一度在历史中或隐没、或消失、或被删篡。如，其中代表《易》之基础思想意义的“先天八卦图”、“后天八卦图”以及“河图”、“洛书”等学说，现在仅存数“图”，且因面世于宋代道士陈抟之手而徒增神秘色彩，并备遭疑议；再如《易纬》，至今则几乎已不被承认为原始《易》的组成部分，当然，其所仅存的“八篇”本身也实在是让人难以得窥全豹；而唯一算是较为完整地被流传下来也就只有《易经》了，但据历史史料中的记载来看，现在的《易经》也是一个“修订本”，其“经”与“传”的合一板本形式据说是始于汉代的费直，至于其以前以及其他方面是否还有多少的演变已是不得而知了。

　　同时，《易》的神秘更来自于人们的主观思想因素。首先，汗牛充栋的《易》学著述在很大程度上既为人们提供了自由思想的前提，同时也更加限制了思想的范围和方向。正如清·《四库全书总目》所言，“或援以入《易》；或援《易》以为说”。而对于《易》本身的认识，可以肯定的说，在近二千余年里没有一个人的“易”著能够超越孔子的《易传》。其次，自汉以后的“经”与“传”的合刊在很大程度上为人们确立了在《易经》的研究认识中倾向于儒家思想的大方向；可以肯定，这种“经传合刊”的文本形式的确立和流传对于人们整个的研究认识的历史而言，其消极作用是远远大于其积极作用的。再次，在《易》学研究中的关于自然规律方面的成就，也大多集中在极其肤浅的人类社会的“形式”和“表象”的方面，其集中表现在“卜筮”、“数术”等方面的著述上。当然，这其中也有可称得上是非常“先进”的一方面，即，中医、天文、地理（堪舆）、兵学（军事）以及农学等方面，这一些将在以后的论述中提及。

　　另外，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对《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易经》的方面，其原因是极其复杂的，但政治方面的影响是主要的，这一点无需否认。因为现在基本可以肯定的是，《易经》是不能也难以代表那个“整体”的《易》学思想体系的。

　　在以上上这样的情况下，不用说《易》学研究会有什么正确的结果；单是对《易》进行研究认识的方法也是极难确立的。

　　然而，在对《易》的认识上，“方法”意义的提及却更多的集中在方法的“内容”的方面，而不是方法的“形式”方面。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认识“方法”也就很难形成全面系统的“整体”；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易》的认识研究难以全面发展的一个极其关键的因素；或者说，这是《易》形成一个“谜”的最主要“障碍”。

　　首先，拿《易经》来说，其在文体上就是非同寻常的；其“形式（结构）”的意义是远远大于其“文辞”方面意义的，或者说，其“文辞”只是借助于“形式”的，是对其“形式”的一种“内容”化的发挥。这一方面实际上在很早就被人们所意识到了，甚至于还区分了一“卦”之中“爻”与“爻”之间的“承、乘、比、应”等较为细致的形式关系。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对上层“结构”的认识却始终未能走出“天事”、“人事”的“泥潭”。

　　所以，在今天我们虽然不能无视过去的研究成果，但是也决不应为其所左右；对于“易”，我们既不应将其看作“神物”，也不应将其只视为简单的“筮辞”。而应该以审慎的科学态度、整体的认识方法去看待和把握这一特殊“事物”的真正意义。

　　之所以说《易》是可以理解和认识的，其关键就在于“方法”。其一方面表现在认识的“方式”、“方法”的系统和全面，或者说要避免偏颇和层次、方向上的混肴；另一方面则在于要把握认识“整体”的方式、方法，以及“整体”式的认识方法。

　　实际上，对《易》进行认识和理解是完全可行的，尤其象在今天这样的历史时期里。第一，我们拥有着众多的研究史料，这种经验的积累即便不是一种寄托，也是一种可以在方向上的有效识别与把握。第二，东西方文化思想的进步与交流使我们对于自身、社会以及自然有了更加广泛深刻的认识。这可能是我们在今天可以正确认识《易》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因素。第三，人们对于人类自身的“思维认识”的初步认识成果，至少使我们可以意识到各种思维认识方法的异同及其可能。第四，现代科学发展过程中对自然的认知成果可以使我们对《易》的“象征”有更多的方向。所以，认识和理解《易》的可行性是前所未有的。

　　总之，现实中的《易》学研究首先应从两个方面去进行。一是从《易》的本体文献中去探寻其内在的联系与方式，及可能的思想提示；另一方面则是从《易》与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文化中的诸多联系中去寻找其必然的意义。简而言之，是要用一种“整体”的思想方法去认识和理解《易》的意义。即，从其内在的结构与外在的功能这两个方面去认识。这实际上也是最符合《易》的历史亦或原始的意义的。

　　首先，《易》本身的基本特征。

一，从《易经》来看，其决不是一部具有普通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因为其不具备一般文学作品所应具备的章法特征。然而，其内在的“结构”特征却是极其明显的；这种内在的关系形式也绝非是对其文辞的一种附慵，而是恰恰相反，《易经》的“文辞”是绝对依附于其“结构”的形式关系的。否则，忽视了《易》的这种表现“形式”，或者将《易》的文辞完全打乱，那么，它可能就真的会成为一部“蓍辞”的汇集，也就真的一无是处了。总之，可以确切地说，“结构”或其关系形式才是《易》的主要“存在”依据。这也是《易》的一个最根本的和最不易理解与把握的一般性本体特征。

　　《易》与中国传统科学文化之间的广泛而久远的关系的存在，以及其与自然、社会、生命之间的种种映射关系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看正说明了《易》的一般、普适的功能和作用的存在；也更说明了其思想理论在其所初层面上的一般性和普遍性。　　　　　　　　　　　　　

　　第一，《易》在历史上素有“卜筮之书”的声名；在今天又常被一些人冠以“预测学”的雅称。且不论其贴切与否，却至少说明了《易》与“卜筮”以及“预测”之间的关系是多么难以割舍；无可否认，作为具有哲学方法意义的《易》，肯定要有一定的估算发展趋势的功能作用，甚至从某种角度也可说是“卜筮”、“术数”等学说的形式依据；但《易》本身却决非“卜筮之书”、亦或“预测学”所能够概括。更何况从古至今的“卜筮”、“预测”在根本上是未能把握到《易》的思想精髓的。

　　但我们决不是要在这里完全否定古代的“卜筮”、“术数”的。原因很简单，其不但在“形式”上与《易》是相通的；更重要的是其在“形式”上体现出了极其科学的和理性的思想意义，并且是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先进”的，或者是非常“符合”自然真实面貌的科学思想。而这种思想与《易》是完全相符的。例如：在中国古代，尤其是“术数”当中，对“时间”与“空间”的表述在形式上是不能完全割裂的，“空间”的方位与“时间”的转折是一体的，也就是说“时间”和“空间”在中国古代思想中是一体的，并称之为“宇宙”。而且，其间展示了诸多种关于“存在”与“发展”的法则和规律；虽然其意义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揭示和验证。

　　另外，在这里多补充一点，那就是在古代思想中，“空间”的意义是绝对的，而“时间”只是“空间”变化、发展的“过程”，是从属于“空间”的。这一点，当然还有待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去进一步的证实。但至少从这一点上说明了《易》的“简单”，决非源于“浅薄”；而是有着一贯的科学与理性的根基。也就是说，《易》绝对不是远古时期简单“筮辞”的简单汇编；更不是浅薄的“卜筮之书”。

　　再者，诸如古代的天文学、地理学（堪舆）、农学、建筑、政治、军事乃至于文学艺术、音乐、书画等等，都无不映射出《易》的思想光华。所有这一切所能够说明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易》是中华传统科学思想文化的根基；是中华文明存在与发展的“源头活水”。

　　第三，作为带有浓厚“官学”色彩的《易》，在近两千余年间几乎成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发展的“主框架”。无论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其都成为一把无可替代的“钥匙”。《易》在思想空间的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功能”确实给了人们太多的“无耐”。但是，这绝对不是《易》本身的“过失”；恰恰相反，这正是人们自己在一片平静的“水面”掀起了不尽的“波澜”。　

　　《易》的影响力不仅在于人们思维的结果，而且在于人们思维的开始以及整个的思维过程。归根结底，其所给予人们的是一种思维的方法。甚至其本身就标志着一种系统的思想方法体系。而且，在人们现实的思想认识过程中，人们对于《易》的认识又总是与对自身、社会以及自然的认识交织在一起。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对自身及身外世界的认识，也就不会有对《易》的认识；但这并不是说，《易》是一个我们人类“认识”过程的终点，或者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物”。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对于《易》的认识和研究，至少对于我们人类而言纯粹是一种多余。

简而言之，《易》对于人们的思维存在着切实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不是《易》主动产生的，但人们确确实实被动地接受着影响。

　　正是由于《易》与人类思维之间的相互联系或作用关系的存在，才使得《易》自身得以恒久长存；同时又使得中华古代的思想发展始终未脱离“整体”的轨迹。

从以上的几个方面可以看出，《易》相对于人类文化而言是一个“文化”当中的“系统”亦或“整体”。她所提供给人们的是一种“形象化”，也更“形式化”的思想方法体系。

　　总之，要在今天对《易》的作用去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可以说《易》是中国古代的“方法论体系”。因为，其自始至终发挥着这样一种重要的作用。　　　

　　从《易》的内在与外在的两方面特征上，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即，《易》是一个与自然间的一般“事物”在形式上相一致的，是一个基于自然一般“事物”存在与发展规律而建立起来的“事物”，是一个“整体”。当然，她的发展的动力源于人类思维的参与；而存在的基础源于与自然法则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