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凡是研读过《周易》的人都会产生不少极难解的问题，当然几乎每个卦的爻辞都如谜团一般，这里所将要讨论的主要是一个大的难题：《易》的起源。其实《易》与八卦是不可分的（见专篇的论述），因此所谓《易》的起源，主要是指八卦的起源和其内在机制。
古人因何又如何造出八卦？《系辞》的说法是“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对八卦的起源肯定为来自古圣人观察天地万物的结果，这种符合人类生活实践和历史发展的记述似乎已经给出了答案。但问题在于八卦仅由阴阳符号所组成，以此来囊括天地万物让人感到过于玄乎。但《说卦》里也似乎就是给囊括了。而《系辞》里又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说“成天下之--(音menmen
）者莫大乎蓍龟，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指出八卦的起源和结构与太极、两仪、四象直接相连，与蓍龟、天象、河图、洛书也有很直接的关系。如此一来，用极其简单的符号组合的八卦又变得异常复杂起来，它的起源也成了天下大谜,《周易》的研究自孔子开始，从两汉兴起易学到至今对此问题仍未有令人信服的结论。其间，后代易学家觉悟到八卦很可能出自某种图形（图画、图象），于是极力构思和考证各式图案，以求答案。其中最有名气的是北宋陈传的“太极图”“河图”“洛书”和邵雍的“八卦方位图”“八卦次序图”等，有些图案经大儒朱禧的肯定后流行至今，大行其道。但很明显的问题是这几种图案之间并不能有机的连接合并，如“太极图”与“河图”，“洛书”与“八卦次序图”之间根本无法进行连接。试问现今有谁能从这些“太极图”“河图”、“洛书”中排演出八卦来？难道包牺氏的智慧要高出今人许多倍拟或有外星人传授了什么给他。我们甚至还能问：为何八卦一定是“三才”，而不是“二才”、“四才”？为何不能四爻之动八极之道？
问题还不单纯是由什么样的图案里出来太极八卦，《系辞》还有“......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羲氏没，神农氏作，断木为
，揉木为耒，耒缛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盍〉。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夸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坻，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许，掘地为臼，臼许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淳，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快〉。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这种记述在《系辞》里还一再被肯定为“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
由此可见，八卦又与发明创造有很确切的联系，但历代的易学家对此的解释只能限于八卦的六条杠杠，其释义的牵强，简直令释者比读者还要难受，更惶论用什么图式来说明了。对已成的发明无从寻根，又碍于《系辞》的权威性，大约多数抱着看看传说而已的心情罢了。有甚者则干脆当这些记载为后人窜入的（如近人金景芳）。当然汉儒中也有例外，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就认真将“盖取诸快快扬于王廷”作文字起源而论。但试问两千年下来又有谁能用八卦造出个新字来？
综合《周易》里的有关八卦起源记述，我们想得到关于八卦起源的满意答案，就应当有这样一种图案，它应一体化的大致具备和体现出的要素为：1、可从中直观的得到或悟出八卦及（发明）各种器物甚至文字。2、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可连续生成。3、有天地万物（尤其与天象和龟）的形象相关的比较真实的直观图象。4、应可做连续和无限的变化、扩展。5、直观可数的天地之数和大衍之数。6、应是文明之初时的人类在生活和进化的水平上所可能做到的。7、须是现代考古学和田野考古发现所能基本证实的。
以上7点当然还只是比较主要的部分。有这样一种八卦起源的图案吗？作者说一定有，并且可能已经找到了！
公开这个图样；还易八卦的本来面目，具有什么意义呢？作者也不完全清楚，只是知道：《易》的精髓在于革新创造，而不是筮占。也许今后八卦的起源和一般机制连中小学生也能懂。
我们当然不接受离开历史事实和科学之外的臆说。请拿出最有力的史料和最大的想象力去推翻作者。
第一篇 《易传》来历新探索
有关八卦起源的记载，最早见于《周易》的《系辞》里，这也几乎是先秦典籍中仅有的较明确记载。因此，先对现存的古代文献作些有关的探讨，使《易传》的来历能再清晰一点，成为开展研究的第一步
一、历来认为《易传》为孔子及门人所作
今本《周易》的内容有《经》和《传》两部分，《经》的部分已基本被认定是西周早期的作品。《传》的部分包括《彖传》上下篇、《象传》上下篇、《系辞》上下篇及《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共十篇，合称《十翼》；又称《易大传》和《易传》，大部分内容是专门解释《经》的著述。最早从事《周易》研究的两汉儒家，皆视《易传》为孔子所作。
正是由于《易传》的解释才使《周易》据有深奥的哲理，同时也令人产生一些难以想象的困惑。《周易尚氏学》对此形容为：“《系辞》之维妙维肖，蹈虚御空之语；杂卦之错杂位置，鼓舞颠倒之言。试思谁能为之？又谁复敢如此为之？”“《十翼》幽奥之辞，其难解过于《周易》。”又有说：“故《十翼》非孔子不能为，不敢为；而记录《十翼》者，则孔子之门人也。”以《易传》的成书年代在春秋战国之间，王国维、郭沫若、胡适等多持相近的看法。如胡适《先秦名史学》说：“现在的研究，《十翼》不可能全部归于孔子所作。但认定第一、二、三、四篇是孔子自己所写，则较为可靠。第五和第六篇，虽然常有添改，但就整体来说，搜集了很多有价值的无疑地属于孔子的真正观点的东西，有些可能也是他自己写的。其它一些，很可能是他的弟子的记录。第七篇，可能包含少数真正孔子的语录，也有一些拙劣的添改。第九篇是后来附加的，但显然出自精明者之手；第八和第十篇，则无疑是拙劣窜改者之作。”
现今比较流行的看法是：《易传》成文于战国中末期，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孔子的观念，非出自一人之作。
二、关于《史记》中的有关记载
《田敬仲完世家》说：“盖孔子晚而喜《易》。《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
《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因《序卦》也简称《序》及分标点的不同；此文的开头亦有作：“孔子晚而喜《易》、《序》、《彖》、......。”或“孔子晚而喜《易序》、《彖》、......。”
于是这个记述可以做两种不同的解释：１、孔子晚年对《易传》作了概要性阐述，传给了弟子。２、孔子之前已有《易传》，为孔子晚年时喜读。
“孔子晚而喜《易》”的年代，我们可从同篇记载推测，“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孔子逐适卫。”，“于是孔子自楚反乎卫。是岁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鲁衷公六年也。”，“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孔子在外奔波了十四年，重返鲁国定居时已七十岁（卒于七十三岁）。当然，“晚”不一定是到了七十岁，“喜《易》”也不一定要等返国安居之后。
孔子对《易》的感叹，《论语 述而》中早有类似记载：“子曰：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如孔子未过六十岁应不会用这种口气说话。将孔子学《易》和“晚而喜《易》”时的年岁估在六十五至七十左右应比较适当。《述而》还说“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不喜欢著书又已老迈的孔子，尚自叹数年后才能弄通《易》，难免使人要考虑他还有多少时间及会否去作《易传》。也许《史记》是在说孔子之前已经有了《易传》的一部分内容，至少也反映出西汉大家既疑问孔子会否作《易传》；又更不相信除了孔圣人谁能有这种本事的矛盾心理。这种矛盾心理延续至当代大学者亦无不同。
《太史公自序》说“太史公（司马迁之父）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引其父的话说：“《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这段话在《系辞》中是记孔子所说的。又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注：又作正《易》传），继《春秋》，.......’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既称其父司马谈曾受业于杨何的正宗《易》学，他本人对《周易》肯定也是相当在行的，并似曾作过勘校《易传》的事。
同篇还说：“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未直接引《易传》中关于伏羲、神农的说法。《史记》仅从黄帝开始作传，司马迁治史严谨之故。但此事对史家来说绝非是能随意取舍的。对传说中的人物，既不能割断历史做完全否定；又无资料可考；还要故顾全孔子的影响；只好说“余闻之先人曰”了。可见既便司马迁认为《系》是孔子所作，要予援引也不可取。要不就是他认为这些传说之类并非孔子的著述，孔子也不过是加以整理罢了。如此一来，不说作《彖》而说“序《彖》”的原由倒也明白些了。
有关孔子传《易》的脉络，《仲尼第子列传》中排的十分明确：“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轩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淄川人杨何。何元朔中以治《易》为中大夫。”。《儒林列传》说：“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淄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相。广川人孟但以《易》为太子门大夫。”“然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有如此明确传人的排列，为《春秋》、《诗》、《书》等其它任何典籍所无。可见《易传》成书后被人随意篡入或改动的可能性比其它书籍要小很多。
当时，《易》学已十分风行，司马迁既于《易》极熟，治史中有关《易》的部分更不会无所依据而贻笑他人。
有关《易传》作者的问题，从相距年代和可靠性而言，仍以《史记》较具参考价值。
三、关于《汉书》的有关记载
《艺文志》说：“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书，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
《易传》里有不少孔子的话，只会因为依附《易经》；以卜筮之书的内容才可能躲过秦朝焚书，基本保持全貌。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相当完整的帛书《周易》亦可证实这一点。
同篇开首还有：“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后一句不知所指为何？因篇中所列《易》的数家皆已是汉时之人，全不似其所列《春秋》、《诗》诸家，大概是指汉代的数家对《易经》注释的不同，如又说：“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故后一句应不是说先秦的《易传》有数家。
《汉书》中多有引用《系辞》为其立论的根据，连《史记》都未作正式记录的传说中的远古圣人，亦引《系辞》来确认，如《律历志-世经》说：“太昊帝
《易》曰：‘炮牺氏之王天下也’......作罔罟以田渔，取牺牲，故天下号曰炮牺氏。......炎帝
《易》曰：‘炮牺氏没，神农氏作。’”足见班固对《系辞》推崇倍至，深信不移。
《汉书》亦录有汉武帝时的诏书，其中已直称《易大传》的内容为《易》，《武帝纪》有：“春三月甲子......诏曰：......《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武帝当朝时距秦代不过七、八十年，而显然当时《系辞》中关于八卦起源的传说部分已被皇家所认可，其内容已不允许时人质疑。
四、关于《左传》《国语》的有关记载
先秦文献中有《左传》和《国语》记载过使用《易》做筮占的事例，最早和较多记录的是《左传
》。《左传》历来被认为是孔子同时人左丘明所著，有学者考证其至少也为战国早期的作品（约公元前400年左右），是最可靠的史实记载文献之一。
1、《庄公二十二年》
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 之《否》
，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才之山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风行而著于土。”
其中与《易传》相关的：《说卦》有“乾，天也”“坤，地也”“巽为木，为风”。《象传》有“风行地上，观”，与“风为天于土上”“风行而著于土”同义。“土”即地，“才”为木材。《观》卦的上体由巽变为乾，下体坤未变，成为《否》卦，故说“风为天于土上”。
2、《闵公元年》说：
毕万筮仕于晋，遇《屯》 之《比》
。辛廖占之曰：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番昌。震为土，车从马，足居之，兄长之，母覆之，众归之。
《说卦》有“震，其于马也，为善鸣，为升足，为作足。”“震，动也。”“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坤为母，为众”。震变坤，故说“震为土”，马拖车有疾驰震动之象，当时有人以震为车（见《国语
晋语》）。
3、《僖公十五年》说：
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车败。诘之，对曰：“乃大吉也，三败，必获晋君。其卦遇《蛊》
，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夫狐蛊，必其君也。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实落材亡，不败何待？”
《象传》有“山下有风，蛊”，《说卦》有“艮为山，为果菰”。“实”是果实，“材”也是木材，所以占说“实落材亡”。
这里所用的卦辞为今本《周易》所无，有人认为是《连山》、《归藏》的卦辞，否则卜徒父无从占“狐蛊，必其君也”。关于《连山》、《归藏》，仅见于《周礼-春官》“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连山》《归藏》二易有可能是比《周易》更早的八卦筮书，早已失传无从考查。亦有人认为是杂占，如杜预有说：“卜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故据其所见而杂占之。”。然而龟卜虽不同筮，“太卜掌三易”应作何解？卜筮本为一家，春秋之际礼崩乐乱，卜人学《易》占不会有人干涉。《左传》中就记有卜楚丘及其父、卜徒父、卜偃作筮占，言卜人不通《易》占不可信。作者以为卜人用杂占的这种看法，深层理由大约有二：一是虽对《连山》《归藏》持肯定态度，但想象中以为这三种《易》之间的《象》、《系》应不相同。二是不能认定孔子之前已有《象传》《说卦》，否则卜的说法和《说卦》如此相似，难以解释。于是我们还见到《成公十六年》有说“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复》
，曰：南国槭，射其元王，中厥目。”
其卦辞亦为《周易》所无，只因为此例没有记录关于坤、震之类的占说，便无人来质疑这个卦辞是杂占，以至后世多有学者当此是《连山》、《归藏》的内容。其实不论卜徒父用的是什么来作占，至少还另外参照了一种与《象传》《说卦》内容极相类似的筮书。如果说周文王西伯作《周易》时不可能没有资料参考的话，《说卦》内容的出现可能比我们所能想到的还要更早。与其说它“文笔拙劣”，不如说它很古老更为恰当。
由以上几例记载亦可见《左传》中关于《易》占的记录，这必定有与《易》相关的史料作依据，否则岂不杂乱之极。僖公十五年（公元前644年）至定公十四年时孔子五十六岁。其史料早于孔子“晚而喜《易》”一百五十年有多。
同篇之中还有：
初，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 之《睽》
。史苏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 羊，亦无
也。女承筐，亦无贶也。’西邻责言，不可偿也。《归妹》之《睽》，犹无相也。《震》之《离》，亦《离》之《震》，为雷为火，为赢为姬，车说其辐，火焚其旗，不利行师，败于宗丘。”
《说卦》有“震为雷”，“离为火，为中女，为赢。”
4、《宣公十二年》说：
知庄子曰：“此师殆哉。《周易》有之，在《师》 之《临》
，曰：‘师出以律，否臧凶。’执事顺成为臧，逆为否，众散为弱，川壅为泽。有律以如己，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
《说卦》有“兑为泽”“坤为众”
下体坎变为兑，故“川壅为泽”，流动的水变成大面积的泽，有散弱之象。坤卦虽未变，知庄子将《师》初六爻辞，释为“律竭”；因此“众散”。
5、《襄公九年》说：
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 之八。史曰：“是谓《艮》
之《随》
。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故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娇，不可谓贞。有四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文言》有“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与上记述几乎一样。
穆姜是鲁襄公的祖母，《左传》作记载时所用的资料当也出自鲁王室，不会乱编，这里很难质疑《左传》的记实程度。穆姜不大可能有如此高水平的立论，应当是依照史官给她看的什么书所引说的。那究竟是《文言》取用了一个老太婆的话，还是其时已有《文言》为穆所引用？
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已晚于穆姜死时十余年。孔子的弟子继《春秋》作史，将师傅的话归到穆姜之口当是不大可能，但如果说《文言》为孔子及其门人所作，全段抄袭了别人就同样不合理。然而不论是否有人做了抄袭之事，《文言》之类的说法总在孔子之前已经出现了。这种说法如同《说卦》一样，是对《易》的专门解释，很可能是某种书籍中的东西。
6、《昭公五年》说：
初，穆子之生也，庄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 之《谦》
。以示卜楚丘，曰：“是将行，而归为子祀。以谗人入，其名曰‘牛’，卒以绥死。《明夷》，日也。日之数十，故有十时，亦当十位。自王已下，其二为公，其三为卿。日上其中，食日为二，旦日为三。《明夷》之《谦》，明而未融，其当旦乎！故曰为子祀。日之《谦》，当鸟，故‘明夷于飞’；明之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动，故曰‘君子于行’。当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离》，火也。《艮》，山也。《离》为火，火焚山，山败。于人为言，败言为谗，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谗也。纯《离》为牛，世乱谗胜，胜将适《离》，故曰其名曰牛。”
《说卦》有“离为火，为日”“坤为子母牛”“艮为山”
此处甚为重要：“日上其中，食日为二，旦日为三。”讲的是日和数的关系，与一、二、三数的来源有关。相类似的记载有史墨说：“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昭公三十二年》）。这些说法不似卜楚丘和史墨自己的发明，当有所依本。我们必须接受的事实是：我们至今并不明白八卦的一、二、三划究竟是怎样来的？古人又是如何将它们与天地万物的“象”、“数”、“理”合在一起的？
因此探明古人一、二、三的来源，对研究八卦的起源极其重要。
7、另有《国语 晋语》说：
公子亲筮之，曰：“尚有晋国。”得贞《屯》 ，悔《豫》
，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闭而不通，爻无为也。”司马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不有晋国以辅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晋国’，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国之务也。吉孰大焉！《震》，车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乐也。车班外内，顺以训之，泉原以资之，土厚而乐其实，不有晋国，何以当之？《震》，雷也，车也。《坎》，劳也，水也，众也。主雷与车，而尚水与众。车有震，武也。众顺，文也。文武具，厚之重也，故曰《屯》。其系曰：‘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主震雷，长也，故曰‘元’；众而顺，嘉也，故曰‘亨’；内有震雷，故曰‘利贞’。车上水下，必伯。小事不济，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众顺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坤》，母也。《震》长男也。母老子强，故曰《豫》。其系曰‘利建侯行师’。居乐出威之谓也。是二者，得国之卦也。”
晋公子重耳作此筮占时，当在鲁僖公二十四年间，其中的说法多有与《说卦》相同的地方，对“元亨利贞”的说法也与《文言》相似，早于穆姜之说百余年。
根据以上《左传》和《国语》的记载，我们很难不接受一个事实：《易传》中至少《说卦》、《象传》和《文言》的一部分完整的内容（很可能是筮书），早于孔子之时，即至少春秋中期就已经存在。
五、其它典籍的有关内容
曾有人认为《易传》不过是秦汉之际的作品，理由之一是秦之前，《易传》中的话尤其是《系辞》的原话，甚少见于先秦诸子。究竟是何原由当然可以作各种解释，暂且不论。如果我们将目光放到孔子之前，可能也会有所收获。
1、《管子》
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管仲，早于孔子从政百余年。《管子》一书，据说为管仲所作，对后世影响甚大。但对作者多说法不一，有学者考证其中不乏后人之作，但亦有多篇可能出自管仲，至少存有原貌。《韩非子
五蠹》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史记-管晏列传》说“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祥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揲事。”足见《管子》一书在战国末至汉初时甚为流行，司马迁都不愿再费笔墨详略其说。《汉书
艺文志》记有“《管子》八十六篇”。战国时，管仲学派的法家者最受诸侯的器重，《管子》一书多为人知，窜入者欲行其技并非易事。可断定《管子》的大部分文章不会迟于战国未期，其中有管仲原作是可信的。因此《管子》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