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權是封建時代皇帝主宰社會的權力。對於王權的討論可以有不同的角度。

　　一是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討論，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進步，資本主義比封建主義進步，封建主義比奴隸制進步，奴隸制比原始社會進步，這是歷史發展的不同階段，是不斷進步的過程。這種進步過程也是人類文明不斷積累的過程。社會主義爲什麽最進步？是由於它繼承了人類創造的文明成果，加以創新改進。如果社會主義不繼承这些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甚至承封建主義和奴隸时代的成果，那麽，社會主義就要回到原始社會，就要由最落後的時代重新開始，那樣是不可能建設進步的新社會的。按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每一個新社會制度建立的時候，都是進步的，新出現的階級也是新生產力的代表，是進步階級。即使是奴隸社會，也不例外。恩格斯說：“在當時的條件下，采用奴隸制是一個巨大的進步……甚至對於奴隸來說，這也是一種進步，因爲成爲大批奴隸來源的戰俘以前都被殺掉，而在更早的時候甚至被吃掉，現在至少能保全生命了。”（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 卷第221頁）封建主義不如資本主義，更不如社會主義，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下，采取封建制度比起奴隸制就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封建社會的王權也就因此具有進步意義。

　　二是從實際情況來討論。有的人會說，王權主義是皇帝個人專制，是與民主對立的，沒有什麽進步性。但是，從實際出發，資本主義很好，兩千年前的秦漢時代是否可以實行資本主義呢？或者實行社會主義？秦始皇專制不好，選舉總統最合理，那時候能實行民主選舉嗎？實行什麽形式的民主呢？我們可以從《貞觀政要》看到唐太宗與大臣議論政治問題及其他問題，雖然不是民主制度，也不是一個人說了就算數的。從歷代皇帝行政來看，多是與大臣們商量討論後作出決策的。個人專政必然導致混亂，導致改朝换代。說明人民有最終選擇權，爲什麽說“得民心者得天下”，就是這個道理。

　　一個歷史時期必有一適應该時期的制度，其他制度再高明，說起來再好聽，也實行不了。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

　　三是從王權的歷史作用來看。王權在歷史上有過什麽樣的作用呢？按黑格爾的說法：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王權存在於歷史上，自然有它的合理性。王權代表社會秩序，如果沒有王權，社會就處於混亂狀態。過去說，壞皇帝也比沒皇帝好，就是這個道理。王權代表社會秩序。春秋戰國時代，因爲天子權威下降，各諸侯自行其是。還僅僅是王權分散，就造成了長期戰亂局面，給人民帶來了無窮灾難。秦坑趙卒30 萬，給多少家庭帶來悲劇！秦國從商鞅開始變法，實行制度改革，獎勵耕戰，富國强兵，經過幾代努力，吞併六國，統一天下，建立中央集權專制制度。這本来是顺应了民心，人民擺脫數百年戰亂之苦，自此可以安居樂業。但是，秦始皇欲以全天下奉一人，攪得四海之内汹汹。人民被逼，揭竿而起，推翻秦政權。能够消滅山東六國的强秦，衹要實行的制度不能讓人民接受，就會被人民所拋棄。在總結這種教訓的時候，賈誼提出民本概念：民無不爲本，民是國之本、君之本、吏之本。與民爲敵，早晚要失敗。劉邦與項羽經過五年拼搏，鬥智鬥勇，最後得民心者劉邦得了天下。司馬遷在《史記》中也揭示了劉邦的缺點和項羽的優點，未能改變勝負的大局。有一些優點、缺點，與是否得民心關係不大。漢朝建立以後，加强了中央集權制度，完善了政府機構和行政規範，社會秩序得到維持與鞏固，人民生活真正達到安居樂業。這時候的王權，是人民生活安定的保障。可使人民的生活相对稳定，就是最重要的政治標準。正如王充所說：“夫太平以治定爲效，百姓以安樂爲符。”“百姓安樂者，太平之驗也。夫治人以人爲主，百姓安而陰陽和，陰陽和則萬物育，萬物育則奇瑞出。”（《論衡·宣漢》）百姓安定快樂，就是社會太平。政治應該“以人爲主”，人民生活好了，幸福感多了，就是好政治。王充認爲，在漢代出現瑞應如嘉禾、甘露、祥雲、黄龍，都不是主要的，不能證明天下太平。如果說王權是反動的，那么推翻王權幾十年，而人民生活並未改善，就不能證明这個政治是進步的。“以人爲主”，“百姓安樂”爲效驗，這才是中國傳統的民本觀，也是馬克思主義的“人民是社會歷史的真正主人”的體現。漢代文景之治，整個社會漸漸富裕，百姓生活改善，就說明那時的政權是合理的先進的。不能因爲這個政權沒有給予人民充分民主權力，就否定它的合理性和進步性。唐代的長安成爲世界各國人民羡慕的盛世大都，這也說明當時政治是進步的，政權是合理的，統治者是開明的。如果因爲它是王權政治就加以否定，那麽，當時世界上還有值得肯定的政治嗎？如果全世界都沒有值得肯定的政治，那麽，這種政治理想還有什麽價值？連烏托邦也不如！恩格斯認爲奴隸社會還有進步性，封建社會怎麽就沒有進步性了？

　　四是如何評價歷史現象。評論歷史現象都離不開歷史環境，都要將歷史現象放在特定的環境下加以考察，分析研究，才能有合理的評價。近現代，從西方傳入自由、平等、博愛、民主等觀念，得到國人的重視。相對於這些西方的觀念，中國傳統的政治模式顯得落後了，特別是清朝政治已經將傳統的模式推向僵化，產生嚴重腐敗。尤其是在中國與列强交戰中失利，說明中國不進行政治改革不行了。中國一批精英分子爲了保種、保國，發憤圖强，研究中國失敗的原因，探討振興的路子，一方面向西方取經、向東洋學習，另一方面批判本民族的傳統文化，認爲是傳統文化落後導致經濟、政治、科技、軍事的落後，甚至認爲漢字難學，妨礙文化傳播，也是落後原因之一。批判傳統文化的主幹儒家儒學，不遺餘力。這種批判對不對呢？我認爲是對的。沒有這一場文化革命，不推翻清政府，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國就不能獨立。中國不能獨立，中國的經濟就不能崛起。經濟不能崛起，中華民族如何復興？這個過程是驚心動魄的，翻天覆地的，整個20世紀就是走了這一過程。一環扣一環，少了哪一環也不行。對於先行者的愛國救國的精神和貢獻應當給予充分肯定。由於他們的努力和犧牲，才給我們創造了繼續發展的好條件。我們沒有理由，也不應該指責他們。正如砍樹的人，雖然不能每一斧頭下去，都保證正確無誤，樹畢竟被砍倒了。袖手旁觀的人哪有資格說三道四？！當然，我們尊重精英分子，卻不應該將他們的每一話當作絕對真理來引用。他們倉促間說的每一話，不分場合，亂加引用，是侮辱前賢，愧對後學。

　　王權的突出特點是中央集權專制制度。在兩千年前秦漢時代剛建立這個制度時，是先進的制度，在中國歷史上發揮了巨大的進步作用。到了近現代，才顯然落後了，五四新文化時代批判中央集權专制度是正確的。當時批判出於革命的需要，但由於沒有能够細緻分析精華與糟粕，否定有所擴大。這是不可避免的。我們要建設最先進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當然不能再搞中央集權專制制度。從理論上研究，我們不能否定這種制度剛產生時的合理性、進步性。現代，我們要與時俱進，不能停留在漢唐盛世，也不能停留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代。我們在繼承優秀傳統的同時，要吸收世界各國的優秀成果，結合現實的需要，綜合創新，創造更加先進的新制度。這是擺在中國人面前的社會責任與歷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