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结合的论调在学院中是司空见惯。但是既然有把自己看作是儒学之人，实有民间之定位（而非官学）则不然。故而要坚持儒学、儒教立场，不能随大风大浪而摇摆。

　　社会主义粗分有两类：

　　第一类，是社会民主主义或者说是民主社会主义。派别很多，大致主张伦理社会主义、福利社会主义等等。但皆不认同且反对共产主义。

　　第二类，是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特殊的学派和政治运动。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有根本区别。它是以科学唯物史观为根基，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阶级斗争判断社会发展的过去与未来，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其造成社会政治结果，从“文革”到“改革开放”后的腐败，大家有目共睹。

　　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中影响深远。“异化”理论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 “异化”理论，以儒学诠之，即“形气限制”，使人从欲从物，故而“异化”。而消除“异化”，西学有极端两派。

　　一派是政治经济入手，消灭财产私有，以极权维护财产公有，形成以多数人的统治为名义的少数人之集权。此派在“苏俄”崩溃之后，已衰微不堪。此派之大谬是：

　　1、企图以政治经济解决道德伦理问题、解决安身立命的问题。以物质解答精神问题、异化问题。所谓“唯物科学”、政治挂帅、经济挂帅是也。

　　2、视“异化”是贫富、公有和私有的经济制度上的产物。似乎均富、公有制便能造就好人的世界，这是道德他律之迷信！不知道德赖于自律之修养与礼乐教化，不取决于贫富。他律道德终归是低层次者，如果他律道德仅仅立于社会政治经济，不以礼乐教化为归宿，不以自律道德——良知为根源，则“他律秩序”、他律道德便是恶多善少之“伪道德”、“恶制度”焉！

　　3、与道德伦理、与历史文化、与经济规律、与最低层次的人权和自由民主和平等，背道而驰！

　　4、共产主义是理想是好的、而造就的现实是残酷恶劣的乌托邦工程。

　　另外一派从文化入手，提出彻底“否定的辨证法”、“大批判”、“爱欲”解放云云，以对传统、现实虚无否定为途径，消除“异化”。西学之“异化”论，首先不明天道良知、不明人性，西方马克思主义以为的“爱欲”云云，皆远远未出气质之外，其理想化绝对化的“自由”论又太空洞。此气质之论、空洞之论的人性，又如何能指导在形气中之消除“异化”呢？人性不明，又如何使人复性呢？以儒学观之，“西马”一不明“本心明觉”、“超越境界”。二不明本心之形著。三不明使“形气”化而从本，使之中也，使之成为具体化之表现原则。知此三者，可消除“异化”，破“形气之限制”即变化气质而复性。“西马”要求人在形气里彻底否定形气，以求空洞的自由，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皆行不通。海德格尔“本真存在”论高出“西马”一头，然海氏超越义不明，不仅不明透本心之虚灵明觉，亦不明化形气为积极的表现原则，故而消除“异化”、超越“前理解”，皆不明不圆也。

　　“异化”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海德格尔亦受过其影响。马学的“异化”论由黑格尔“异化”转化而来。马学把黑氏的空头思辨转化为具体的社会历史的意义。然而，马克思既然通过劳动即物质生产和分配分析人的异化现象，把人的本质的全面实现和发展作为历史目的。那么，“人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不清楚，“异化”又如何谈起？又如何明理得清楚？“西马”一再鼓吹的人的解放并不仅仅是物质一技术层面上的解放，而是整个生存层面上的解放，是人的自由和幸福。海德格尔亦有相似观点，但海学在哲学上要深刻得多。那么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和幸福、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而马克思限于其唯物的立场，语焉不详，确切的说是无此“大学”；西马在此根本问题上，把人的气质本能与“人的自由、本质、幸福、解放”混成一体，如“爱欲”论等。其实，整个西学在生命之学上本来单薄，故而对于“人的本质、幸福、自由、解放”这本是价值世界的根本问题，西学理论建树当然亦极单薄。而此恰恰是二千多年的儒家之核心理论，所谓的异化劳动、物质一技术的异化等皆是“气”的限制的问题，而“人的本质、幸福、自由、解放”皆是“安身立命”的问题，是超越“气之限制”的、践形复性的问题。西方“异化”论高明乎？它有没有包含西方文化的缺陷性？。

　　民主社会主义有四个特征：自由民主宪政、混合私有制、社会市场经济、福利制度。然无“正德”、“贤贤”。无“明德”之“自由”是放纵人欲而异化、物化之自由；无“贤贤”之“平等”是泛平等、平均主义、庸俗主义，乃自由之敌、伪德也，福利社会主义是有此倾向。“正德”则使社会不陷于宗教迷茫，亦不陷于科学的工具理性化、物质技术的泛化，亦不陷于利用厚生之功利化、物质文明至上，亦不陷于传统和现代之对立，亦不陷于人与人、阶级与阶级之对立，更不能陷于金权政治！从而使中国回归中华文化本位，使中国走向德治与法治和谐的自由民主，不仅使中国人有人权、自由而且能够“安身立命”也，不仅有自由民主而且有道德之涵摄有德治。民主社会主义往往陷于科学的工具理性化、物质技术的泛化，陷于利用厚生之功利化、物质文明至上，陷于人欲，陷于异化、物化之自由平等。

　　共产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皆缺乏安身立命之学、缺乏以安身立命之社会理想为终极关怀，无道德理性为核心。而是追求外在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公平为理想，以为以此便可达到理想的社会。富人未必是君子、无产阶级更未必是君子。共产就可以使人成君子吗？君子是道德自觉自律产生的，君子社会不是外在政治经济制度“生产”出的，也不是社会公平所派生出的，即不是他律之产物。大同、君子社会是在正义与均富的社会中，是道德教化推促成的。而且儒家的自律的道德理性不是积极自由，不会强迫人自由。西方文化的积极自由是他律的，不知道德赖于自律之修养与礼乐教化。他律道德终归是低层次者，如果他律道德仅仅立于社会政治经济，不以礼乐教化为归宿，不以自律道德——良知为根源，则“他律之秩序、制度”、他律道德便是恶多善少之“伪道德”、“恶制度”焉！这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民主社会主义所能识焉。

　　儒家以心性天命天道合一为终极关怀，以大同王道的君子社会为社会政治理想。讲理与气、道与势，实也涵摄心物且以道德理性超越之。三代王道是道德政治，大同是君子社会！不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劳动成为需要，阶级消灭，国家消亡”。大同社会也不是民主社会主义的重外在经济政治与社会公平的社会。社会主义没有心性之道、无大同的君子社会理想，知道大众之重要而不明圣贤之更高价值，知物知经验不知精神之超拔、不知仁，知制度而不知礼乐教化。……。

　　儒学主张的是道德政治，是尧舜之道、公天下，是各遂其生、各正性命的，是正义与均富的社会。三代王道也不是最高理想。当代儒家则主张内圣外王、德治民主的！“理想之民主政治，仍包含中国从前之礼治、人治、德治。唯吾人所想望之礼治人治德治，乃超法治而非不及法治。因而必须包含法治，亦必须包含今日之民主政制。”[1] 决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唐君毅先生讲：“而如何使此民主思想﹐体现于一有实效而表现中国人文精神之民主制度﹐及民主的政治生活﹐亦即为发展中国人文精神之一要务。吾人承认欲谋中国今后人文精神之发展……如离人而言宗教﹐则超人文之宗教思想﹐亦可导至?反人文?。如离人而言科学﹐则冷静的去研究非人文之科学的心习﹐亦或可使人?视人如非人?﹐而或助人之对人冷酷无情﹐科学技术亦可成为极权者之统治工具。如离人之?精神上之自作主宰?﹐言自由人权﹐则此自由恒只为?消极的摆脱外在的束缚?﹐人权之有法律保障﹐亦不必能有助于人之学术文化上创造与人格之形成。如离?道德意识?﹑?人格平等?﹐而言民主﹐则民主政治亦可化为?分权力?或?分赃?之政治。此之谓?道不远人?﹐?不可远人以为道?。”[2] 唐先生指出西方：目前的民主政制下之社会政治未必是最不坏的社会政治，须超越西方自由民主政治。[3]

　　从孙中山、张君劢到牟宗三、唐君毅从社会经济上皆认同民主社会主义，认为它是中国可吸取的。这是从民生经济上吸取与认同民主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决不是在文化与政治上认同西方式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儒学、儒教的文化与社会政治理想，不是个人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当然也不是社群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而是大同王道之世。牟宗三先生指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去了。大陆上可以讲社会主义，但不是马列的社会主义，……大陆上讲「社会主义」一定要照＜礼运＞篇那个「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来讲。照＜礼运＞篇讲社会主义，就一定要放弃马列主义。因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承认有普遍的人性，不承认价值的标准，一切道德价值统统被抺掉。……就是量化的精神。所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量的社会主义」。照＜礼运＞篇所说的社会主义是「质的社会主义」。大陆上要实行社会主义，一定要从它那个「量的社会主义」转变成「质的社会主义」。质的社会主义就是孔子作主，不是马克思作主。[4]

　　今人多不信政治经济上的共产主义， 然对异化论仍然情有独钟。这是历史与文教人为造成的情识上、气质情感上的东西，不是其有多高的理论依据、或者说更近乎“真理”。

　　今国人已多不信马克思主义，而有的儒学人却逆潮流而上，有益乎儒学复兴吗？

　　儒家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儒家与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结合，这种论调说明了五十年代以来出生的人的不自觉的心理。他们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有知识结构上的局限性，且有那个时代的回光反照的情绪。这种情绪也影响到年青一代人。这说明了儒学思想上的混乱。

　　当下有人披“儒学”外衣，却反对儒学根本精神的、反牟宗三诸子的德治民主，反所有民主，力图与一党专政与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现实结合的，这就是一部分的所谓的政治保守主义分子。另外，还有以儒学名义、以“儒化”为名与现实结合，反民主的；还有主张儒家与马克思主义互动比附的人士。在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俞可平《民主是好东西》等相继出来后。应该醒一醒了，认清前途。不要使儒门蒙羞，不要投机不成而被时代抛弃。要坚持儒学本位！才有前途可言。

　　谢韬之文展示了“社会民主主义可作为一个转折的阶梯”，但不是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更不是目的！当代儒家的目的应当是牟、唐诸子的大同王道之理想：群龙无首、天下为公、各遂其生、各正性命。 落实为可行的社会政治制度便是：德治民主。

　　要坚持儒学本位！才有前途可言。

　　最后不得不指出：

　　儒学、儒教不是保守主义，儒门不是保守主义之门。“2004年保守主义峰会”，是部分保守主义的峰会，不是儒门的峰会，它没有代表儒门，在儒学与儒教上没有代表性可言。从“即用见体”到“儒家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结合”诸如此类的论调，说明一些有名人物的“无本无体”之本质。保守主义有其用，仅仅是有用而已，但决没有儒门的根本立场与战略。

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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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唐君毅《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上册，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版，第289页

[2] 唐君毅著《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祖国周刊十卷九期四十三年五月

[3] 唐君毅《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上册，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版，第245——256页

[4] 牟宗三先生《鹅湖之会───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大综和与中西传统的融会》原载《联合报》1992年12月20/21日，取自<<牟宗三先生晚期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