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儒家思想在“五四”时期遭批判，在“文革”时期被打倒，但是要在世界上找出一种学说，它能使某种社会形态维系几千年不变，即使改朝换代也代代相传从而保持每一朝代相对稳定的，恐怕除了儒家思想，再不会有其他学说了。以今天的目光看，儒家思想自然是封建的学说和思想，但是历史地看，尤其是从孔子所生活的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看，儒家思想的创立及其发展，对一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对一个大国的统一治理，对人们的思想行为的规范和调整，确实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儒家思想从其社会目的性来看，是一种促使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思想，对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也许有一些借鉴和启发。

儒家和谐思想的基本内容：“仁”、“礼”、“中庸”

　　“仁”。众所周知，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我们甚至把孔子的学说称作“仁学”。据统计，《论语》共11705字，“仁”就有 109字。可见孔子对“仁”的高度重视。在《论语》中，孔子多次从不同角度给“仁”下了定义。《论语·雍也》章中，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在《论语·颜渊》一章中，多处有关仁的问答，如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在孔子关于“仁”的众多阐释中，其核心思想是“ 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克己复礼”。

　　如何“爱人”？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中庸》儒家认为，“仁爱”的品德是人本身所具有的，爱自己的亲人是最基本的。但儒家的“仁”没有停留在爱自己的亲人上面，《郭店楚简》中说：“亲而笃之，爱也；爱父，其继之爱人，仁也。”对自己亲人的爱，只能叫“爱”，扩大到爱别人，这才叫“仁”。儒家认为“亲亲”必须扩大到“仁民”，“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要对老百姓行“仁政”。孟子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上》）孟子还进一步发扬了孔子的仁学思想，提出“仁”的三个境界：“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离娄上》）“亲亲”、“仁民”、“爱物”即是孟子对待仁的态度，对于亲人要“亲”，对于民众要“仁”，对于万物要“爱”，“爱物”是仁的最终完成。儒家的仁学既体现了人类最基本的亲情需要，又强调了社会人际之间的仁爱与和谐，并超越社会，扩展至宇宙万物。关学大儒张载在其《西铭》中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由此可见，儒家从其“仁”的理念中生发出来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和谐思想，而是《周易》提到的“太和”。何谓“太和”？王夫之释之为“和之至”，即最完满的和谐，这种和谐包含了家庭的和谐，社会的和谐，甚至包括人和自然的和谐。 “礼”。如果说“仁”是儒家和谐思想的本体论概念，或者说以今天的说法叫总的指导思想基本理念的话，那么，儒家的“礼”则可以说是“仁”在具体社会生活实践中的操作运用。孔子的学生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那什么是礼呢？《礼记·曲礼上》指出:“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所谓“礼”的就是用来区分、确认并维护古代社会中的尊卑、贵贱、长幼、亲疏等社会关系的规范。儒家主张“为国以礼”。（《论语·先进》）“礼”是最重要的治国工具,“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礼记·礼运》）“礼,国之纪也”；（《国语·晋语四》）“礼,王之大经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因此，“礼治”是儒家理想的治国模式。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主张人们的一切行为都应“齐之以礼”。（《论语·为政》）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荀子亦曰:“礼者政之輓也,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荀子·大略》）在儒家看来,通过“礼治”，经过长期的、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使人们对礼的高度认同,养成了守礼、约礼、行礼、为礼的自觉意识和以礼自律的能力,社会就会步入和谐、稳定、有序的良性循环，“礼”正是统治者和百姓共同维护社会关系和和谐秩序的最有效的工具。

　　“中庸”。中庸在儒家思想里既是德行，又是方法。孔子最早提出“中庸”这个概念。在《论语·雍也》中，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这里，中庸被理解为一种最高道德境界。在儒家看来，“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这里将中和视为宇宙万物的本质规律，中庸之道既是天地之道，又是为人行事之道。

　　中庸也是儒家处理问题的最恰当的方法。《中庸》记录孔子关于中庸之法的运用，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孔子认为，尧舜治国有高超的智慧，不过激，不偏执，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样具有中庸思想方法的管理者就能做到：“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中庸》）孔子还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中庸》）孔子认为，中庸的方法本身不是拘泥不化的，“中”的标准要因时因势而移之，无论社会诸事有何变迁，而衡量是非的标准总是中，总要保持中，即“中”的原则永远不变，但具体“中”是“时中”、“事中”，要时时做到“中”，事事做到“中”。这是孔子中庸思想的真谛。儒家中庸思想是其核心思想之一，其目的后结果是导致“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中和位育”思想,体现了儒家以建立和谐秩序、谋求和谐发展为终极目标的精神实质。

儒家和谐思想的现代化思考

　　1988年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一届诺贝尔者大会上,诺贝尔物理学获奖者汉内斯·阿尔文博士在闭幕大会上说:“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①]

　　应该说，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我们的经济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们的政治现代化，尤其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我们可以在自己实践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什么就不可以在实践的基础上使我们的传统文化现代化呢？我们可以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长期的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为什么就不可以用同样的态度善待自己的传统和文化呢？

（一）儒家和谐思想的现代化势在必行

　　首先，时代主题的变换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儒家和谐思想。早在1985年3月，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②]邓小平用“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新论断，取代“战争与革命”这一旧的时代主题观，深刻分析了和平与发展、对话与合作才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趋势，提醒我们不要再生活在“冷战”、“阶级斗争”的思维中。在国内，阶级斗争理论也不再适用，社会的矛盾冲突主要来自人民内部矛盾，斗争哲学已经不适应时代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和谐理论应得到更多发掘。

　　“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使我们从某种意义上看到了儒家和谐思想的重大价值。儒家思想，作为维系中国封建制度几千年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指导思想，其博大精深的内涵，应该可以为当代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及当代世界的和平发展提供养料和精华。我们要建设现代和谐社会，构建和谐文化，就应该从传统中汲取更多的营养。正如贺麟先生所说：“在思想和文化的范围内，现代决不可与古代脱节。任何一个现代的新思想，如果与过去的文化没有关系，便有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绝不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文化或历史虽然不免经外族的入侵和内部的分崩瓦解，但也总必有或应有其连续性。”[③]

　　其次，儒家和谐思想必须现代化才能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由于儒家和谐思想是历史的产物，不免打上时代的烙印，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因此，我们不仅要看到儒家和谐思想对今天的社会生活仍具有现实意义，同时也要看到儒家文化不能被照搬套用到今天的社会实际，毕竟时代历史不同了，历史现实的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根据时代的要求对其进行现代化的改造、丰富和发展。

（二）儒家和谐思想的现代化如何进行

　　第一，在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中扬弃儒家和谐思想。所谓扬弃，一谓坚守和发扬，二谓批判和舍弃。实现儒家和谐思想的现代化，我认为首先是要学习和甄别。没有学习和了解，无从甄别精华和糟粕，更无从扬弃。儒家和谐思想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数千年的作用，已经渗透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积淀在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血液中（比如说大一统的国家政权等），我们学习儒家思想比学习西方理论要更容易理解，甚至比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容易。只有在学习理解的过程中，我们才会发现其中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原则对今天的社会生活和治国建设仍有指导现实意义，也才会发现其时代历史的局限性从而自主批判摒弃。

　　其次，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扬弃儒家和谐思想。对理论的扬弃并不是可以在书斋中完成的，儒家和谐思想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是否还具有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任何理论，不管是儒家和谐理论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是用来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接受检验的。儒家和谐思想在今天是否具有合理性，我们如何扬弃，如何取舍该思想中的精华，除了上面说的学习，更重要的是通过实践来抉择和取舍。正如对马克思主义要在实践中进行中国化才能为我所用一样，对儒家和谐思想也可以在实践过程中完成现代化。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今天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需要和谐理论的指导，同时也需要把传统儒家和谐思想改造成包含现代民主法治、科学发展中的和谐。

　　第二，以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度实现儒家和谐思想的现代化。思想理论能否得到丰富和发展，能否与时俱进，首先取决于这种理论本身是否具有包容开放的品质。儒家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包容性很强的思想体系，在其发展历程中，儒家思想从不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总是能以非凡的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度来丰富和完善自己，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者得以长期和谐并存就是明证。儒家曾多次融会了其他学派和外来学说。如先秦时期，儒家就吸收了百家之学使自己成为“世之显学”；宋明理学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吸收来自印度和产生于本土的佛、道的宇宙生成模式论和哲学思辨，援佛道入儒，成为古典儒学的延续和发展；近代，儒学又与近代科学相结合，与西方哲学相融合，摆脱了经学形式，开始从古代形态向近代形态转化。

　　儒家和谐思想的包容性同样也表现在对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文化的吸纳和融合上，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融合在世界上也少有，这正是儒家和谐思想在统领各族共建国家中的现实体现。难怪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赞叹：“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上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④]今天，我们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这是对儒家和谐思想中“和而不同”精神以及“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继承与发展。我们应该赋予儒家和谐思想以时代精神，坚持儒家思想包容开放的品质，与时俱进，在世界多元文化的共同交往、碰撞、冲突、对话中实现儒家和谐思想的现代化。

　　第三，以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推进儒家和谐思想的现代化。伴随着近代革命史上中华民族倍受欺凌和蹂躏，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也尴尬地摇摆着。由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我们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与成功，因此，在思想文化领域，在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一直是我们学习和坚持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中心课题，而且在实践中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相反，传统儒家文化自五四时期遭受批判，在文革时期则被打倒后，在大陆的学习和研究基本上处于非主流状态，国内青少年们学习了解传统文化的越来越少，甚至读不懂古文，更不用说研究儒家文化了。我们的学校教育在中学和大学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时，却忽视了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承继性教育，缺乏古代教育方法中童蒙养正式的教化，可以说，我们在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中所作的工作远不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作的努力。

　　然而，儒家思想是在中国古代社会被应用和实践了几千年的意识形态，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指导思想，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根基，海外一些国家和地区都在学习和研究儒家思想，有的国家如新加坡等甚至成功地汲取了儒家的治国理念，我们更没有理由完全抛弃全盘否定。假若我们以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来推进儒家和谐思想的现代化，也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长期地研究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以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样去结合当代中国的实践，结合时代主题的变化，深入地发掘儒家和谐思想中的精髓，我想，儒家和谐思想的现代化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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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德耀《古今人对孔子的评价》，《走向世界》1989年第5期。

[②]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③] 贺 麟《儒家思想的新展开·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页。

[④] 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