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先生曾说《红楼梦》以至整个中国文学最大的特点之一是体贴人情。这话显然是不错的。我们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重视人情关系的社会，即使孔夫子也概莫能外。

　　譬如，《孔子家语》载：孔子要出门，但天公不作美，下起雨来。门人们都说：“子夏家伞盖比较多，可以去借用。”但孔子说：“子夏为人吝啬财物。我听说与人交往，只有相互推长违短，才能交情长久；我并非不知子夏富有伞盖，只是担心去借，子夏不肯借，会使他吝啬之名更大。”《家语》又载，孔子老朋友原壤不拘礼法，他的母亲过世，孔子准备资助原壤槨木，但子路反对，而且援引孔子“無友不如己者”的教诲来责备孔子。孔子解释说：“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何况又是老朋友呢！”可是等到制作棺槨时，原壤竟然登上孔子赠送的槨木上说：“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于是歌曰：“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孔子听见了，但假装没有听见。从上述二例看，孔夫子显然是善于体贴人情的。又，俗人之情，莫不乐于结交权贵以为援，孔子亦然。如《家语》载：孔子说：自从季孫氏賜我一千鐘粟，人们和我交往更加亲近了；自从南宮敬叔请求国君赐我車马到周室游学，我的道德影响就更大了。所以道德雖然可贵，但“必有時而后重，有勢而后行”，如果不是季孙与南宫二人赐我財物，則我的道德，恐怕也就荒废了。

　　总之，从传世文献典籍来看，孔子颇通人情世故。不过，孔子讲人情，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孔子讲人情，体现的是对他人的宽容与爱护。这一点，在孔子不向子夏借伞、资助原壤槨木的事迹中表现的很清楚。其人情世故不存在利己之心，而表现为一种博大感人的胸怀。

　　第二，孔子讲人情，但人情以不违人生道德操守为限。孔子虽也结交权贵，但那是出于弘道的公心，而非结党营私。《论语·八佾》载，孔子求仕于卫，卫国权臣王孙贾问孔子：“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奥，指屋子西南角的奥神，实际是暗喻卫灵公的宠姬南子，灶，指灶神，是王孙贾的自喻。总王孙贾之言，是暗示孔子与其巴结南子，不如巴结我王孙贾，而孔子则婉讽说，要是违反天道，巴结谁都是不对的。《论语》又载孔子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可见孔子在人情交往中，总不离乎道德之原则。

　　第三，孔子讲人情，有时亦不囿于礼法教条，而可为后世楷模。如《礼记·檀公篇》载：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齐国伐鲁，鲁人与齐人战于郎，鲁童子汪踦在郎之战中阵亡。鲁人想以成人礼隆重地敛葬汪踦，但又觉得不合礼法，于是来咨询孔子。孔子赞叹说：汪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以成人礼敛葬有何不可！孔子赞成鲁人以成人礼敛葬汪踦，这无非也是照顾人情，说明孔子并非死板的教条主义者，而是敢于从人情出发，在礼法方面有所变通的。

　　李泽厚先生曾经认为，我们中国人重视日常人伦的道德情感，主要的根源在于孔子把上古巫觋礼仪中敬、畏、忠、诚、信等宗教性情感和心态加以人文化，并引入了日常的世俗生活。据此，我们中国人重视人与人的情感交往，孔子显然起了极大的作用，这一点不必讳言。不过，如今有不少的网民以及一些学者，将今日以及往古中国人的腐败，都说成是孔子以来的儒家所造成，这就有失公允了。情与法是一对矛盾，过分地强调人情，显然有可能带来徇私枉法的浊流。但是，人是情感动物，所谓“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讲究人情本身并不错。问题是人情要如何去讲。就孔子以来的儒家看，其讲人情，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把人情运行在道德的轨道上。这一点，在我们上文所述孔子行事中，看得很清楚。孔子责备王孙贾“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这就是明证。又如《论语》中，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他又强调与人交往要“见得思义”。据《论语》载，子贡问交友之道，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无自辱焉。”又载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可见孔子及其门人在与人交往中，一切以道德为皈依。从这些事实来说，历史上以及今日某些腐败习气的产生，不仅不是因为崇信儒家，而反倒是背弃了孔子以来儒者用道德节操统辖人情世故这一传统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