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内容提要：“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对外开放”的过程，而“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 既是近代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作为现代民族生成的过程，也是“中国”作为近代民族国家确立的 过程。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一种“世界主义”的“民族主义”对作为近代民族国家的“中国”的建构 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正是基于“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内在相融的精神，孙中山一贯倡导“开 放主义”的观念，“行开放主义”是在“世界历史”进行的伟大实践。“开放主义”是中国人的世界历史 性“天命”。
关键词：民族、民族主义、开放主义
一
“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对外开放”的过程。而“对外开放”并不是“中国”作为一个现成的存在者与“中国”之外的现成“他者”发生一些经济文化的“交往”关系，或者是“中国”汲取“外人”的长处以实现“自我”的更高、更强的发展目标。把“对外开放”简单地理解为“闭关锁国”的“对立面”只会模糊了“对外开放”的真正内涵和深刻意义。在我看来，“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其实是“中国”作为近代民族国家确立的过程。
“中国”一词最早见于周代文献，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古代的“中国”一词一直是一种地理、文化和政治概念，没有一个王朝曾经将“中国”二字明确地作为其政体的直接称呼。辛亥革命后成立的“中华民国”，作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近代国家，被简称为“中国”。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简称“中国”，并且被认为是“新”“中国”。
“中国”一词的语言学历史中潜藏着一个重大的政治学问题，那就是“中华民族”和“现代中国”的生成和建构问题。“中华民族”和“现代中国”的生成和建构问题的意义在于，作为“民族”的“中华”或“中国”并非是原初就有的，“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形成和确立的过程离不开外部世界的“刺激”。
民族是一个具有自我意识、凝聚力、共同态度和观念，并经常（并非总是）有一个共同语言的人群。国家是一种政府结构，通常是独立自主的并有足够的权力来大力贯彻系统设计的法令。民族并非一定是在国家之前就发展起来的，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国家创造了民族。现代地球上的所谓“民族”都是在近代国家产生后形成的，意大利、法兰西、印度、美国都是如此。近代国家是基于近代的自由、民主、宪政等理念，经由革命或契约而“建构”起来的，通常情况下是由一群面对强大外部压力的人群“建构”起来的。这样“建构”起来的国家的“国民”在共同的国家意识的引导和塑造下，发展出“民族意识”，并随着“民族意识”觉醒和壮大而逐渐地发展成一个“民族”。“民族”的实质就是对具有共同政治理想的国家的认同。这种与“国家”实质相关的“民族”，也许可以称之为“国族”，而在在一个国家之内具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生活在不同地区、生活方式上有各种差异的人群，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的本质，只是一些“族群”。一个民族可以是单一族群的，也可以是多族群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些“族群”可能上升成为“民族”，一个“民族”也可以降低为单纯的“族群”。
作为近代国家的“中国”的形成是和“中华民族”的概念一起形成的。“中华”一词和从日本传入的“民族”一词相互结合而成的“中华民族”一词的提出，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史事件。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是梁启超，其后由杨度、章太炎等人推广开来。虽然在一开始“中华民族”被等同于“族群”意义上的“汉族”，[1]但这个概念很快就突破了单一的“汉族”“族群”的限制，包括了当时国境内的所有“族群”。不过在“中华民国”时代，只有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五族”，今天所谓的“五十六个民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才“认定”的。
二
清末民初的“民族主义”尤其是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本身就是清朝“对外开放”的结果。清朝的“对外开放”当然是被迫的，是在危急存亡的紧迫势态之下的一种“合乎理性”的反应。“洋务运动”是最早的对外开放，对外开放的结果不仅是“坚船利炮”的引进，而且是思想观念和制度的引进。“民族”观念的引进以及进而衍生出的非西洋式的“民族主义”即是思想观念之引进的重大后果之一。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华民族”与“中华民国”之间有了一种“共生”关系。“共生”的意义在于，近代政治意义上“中华民族”和“中华民国”是相互支撑，共同存在的。因此，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在近代民族“中国”的建构中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
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中，“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因为三民主义系促进中国之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使中国永久适存于世界。”[2]“三民主义”“救国”的意义在于凸显中国的世界性生存和存在意义，而世界性生存和存在就在于接受主导近代历史的西方的价值和思想，包括“民族”、“民权”和“民生”的观念，或曰“民族”、“民权”、“民生”的“思想”、“信仰”、“力量”。“三民”是不可分割的，没有离开“民权”和“民生”的“民族”，也没有离开“民族”和“民生”的“民权”，而离开“民族”和“民权”侈谈“民生”也是不行的。这三种“主义”其实都是近代性的产物，是近代民族国家的核心理念。孙中山领导建立的“中华民国”以“三民主义”立国，正是抓住了民族国家的根本。
“三民主义”之中的“民族主义”，孙中山称之为“国族主义”[3]。孙中山所谓的“民族”是“由王道自然力结合而成的”“团体”，而造成“民族”的自然力不外乎“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五者。“民族”与“国家”的不同在于“国家”是“由于霸道人为力结合而成的”“团体”。在这里孙中山的“民族”概念实际上相当于本文的“族群”概念。但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要“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用民族精神来救国”[4]。尽管同盟会时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排满”的，但在“三民主义”中所讲的其实是作为“一个”“民族”的“中华民族”的生存和自由。“中华民族”的主体当然是“汉族”，但是“中华民国”是“五族共和”的民主共和国。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其实有一个“世界主义”的背景。孙中山并非是反对“世界主义”，他的真实意思是：“我们受屈民族，必先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之后，才配得来讲世界主义。”因为“世界主义是从民族主义发生出来。我们要发达世界主义，先要民族主义巩固才行。如果民族主义不能巩固，世界主义就不能发达。”[5]这种发生于“民族主义”的“世界主义”，不是欧洲人讲的“有强权无公理的主义”，而是以“不讲打的好道德”为“真精神”的“世界主义”。所以，我们可以说，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世界主义”的“民族主义”，孙中山的“世界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世界主义”。这种清醒、冷静、理性的“民族主义”应该是我们今天都应该讲的。
三
正是基于上述的“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内在相融的精神，孙中山一贯倡导一种“开放主义”的观念。“开放主义”比我们所说的“对外开放”似乎有更丰富的内涵和深远的意义。“开放”既然是一种“主义”，也就意味着一种“思想”、“信仰”和“力量”。而且这种“开放主义”是要去“行”的，去“实践”的。
“行开放主义”是基于“强国”的需要。“列强”之所以“强”，即由于其实“行”了“开放主义”。以日本为例，日本的土地最多不过相当于中国的两个省，本来也是一个“最小最穷最弱之国”，自明治维新以后，四十年间即跻身“列强”之属，就是由于采用了“开放主义”。美国亦然，“当其发展实业之初也，资本则悉借之欧洲，人才亦都聘之欧洲，而工人且有招之中国。”中国的富强，显然也只能走“开放主义”之路。
“开放主义”所主张的“开放”包括吸引投资、“举借外债”、通商、引进人才等。对于孙中山先生的那些具体设想和规划，本文不拟叙述。重要的是，这些看起来似乎是纯经济的手段具有重大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它们不仅将改变传统的生产经营方式，而且将形成新的交易制度、金融体系、信用制度，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政府体制和学术思想。也就是说，即使纯粹经济层面的“开放”也一定会对国家结构和社会生活产生“革命性”的影响，这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基础性维度。
当然，“开放主义”的实行是在“世界历史”的尺度上进行的伟大实践。“现今世界日趋于大同，断非闭关自守所能自立”[6]，“中国人向富于排外性质，与今之世界甚不相宜。……以前事事不能进步，均由排外自大之故。今欲急求发达，则不得不持开放主义。利用外资，利用外人，皆急求发达我国之故，不得不然者。”[7]这里虽然显露出追求“发达”的急迫心理，但显然清楚地意识到了“中国”的“世界处境”。“中国”的建设与发展不得不在“世界”各“民族”的丛林中展开。“外部世界”尽管显得陌生而敌对，但那里也充满了多种多样的机会和丰富多彩的资源，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可能性。“中国”从传统的王朝式国家走向近代民族国家的历程也就是“中国”的“世界性”存在的生成与展开。
晚清的世界历史性处境是一种“被抛”状态，但正是在这种处境之中，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创立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命运多舛，但我们不能不说，“中华民国”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性民族国家，具有近代性民族国家的所有要素，并且具有真正的“开放性”和一定程度上的内在的“自由”。“民国”时代的复杂程度其实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以致任何现成的解释模式都难以切中“民国”历史的“实情”。但我可以有把握地说，由于历史的机缘，“中华民国”的潜能并没有得到真正的释放，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的“价值”也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实现。
作为“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之间有着复杂的相通与相异。但无论如何，“两个中国”都是在世界历史性处境中形成的近代性民族国家，都不得不“置身”于“世界历史”的激流回漩之中，都不得不“向世界开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一开始就是“开放”的，只是在一开始还没有“改革开放”的自觉而已，而且在历史的“缘生境域”中，也只能找到一些“最佳损友”。当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成为正统“思想”和“理论”的“重要内容”时，“中国”开始了具有更深邃的世界历史意义的“全球性”“开放”，“中国”的命运也就不可逆转地与“世界”结成了命运共同体。
总而言之，“开放主义”是中国人的世界历史性“天命”。我们之所以一直纪念孙中山先生，就因为他是那深邃“天命”的承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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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天还有很多人不明白“民族”与“族群”的差别，导致了一系列的思想混乱。
[2] 《孙中山选集》第616页。
[3] 《孙中山选集》第617页。
[4] 《孙中山选集》第621页。
[5] 《孙中山选集》第662页。
[6] 孙中山：“现今世界日趋于大同，断非闭关自守所能自立，但开放门户，仍须保持主权。”《在南京国民党及各界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30页。
[7] 孙中山《在济南各团体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8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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