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渡”的精神意义

中国的教育发展到今天，其表面上的繁荣和内在精神的欠缺都使我们特别怀念“联大”。“联大”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个特殊的象征，不同的人当然可以对此做出不同的解读。也许是因为专业的关系，我特别关心联大的精神与理念。我认为联大有一种特殊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联大创造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后来的任何一所中国大学都拥有比联大优越得多的条件，却没有创造出应有的业绩，跟这种精神的丧失有关。

对联大精神的一种流行的见解是“爱国、民主、科学”。这种说法表面上看当然不错，但失之皮相。一方面，爱国、民主、科学是近代中国的时代精神，是所有大学的共同精神，而不是联大的独特精神。我们应该把握联大精神的独特性，这是惟联大所有而为其他大学所无的。另方面，爱国、民主、科学是某种更深层次的精神的表现，没有这种精神，民主可能成为混乱，科学可能成为独裁者手中的工具。严复把英国民主精神归结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可谓深得此中三昧。在我看来，联大精神是民族危亡意识、传统自由精神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精神的延续，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生命在一个特殊时期的集中表现。

联大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在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结合，是在民族危亡、河山破碎的背景下产生的。冯友兰先生所谓的“第四次之南渡”，对我们理解联大的精神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冯先生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说：“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1]从此段文字可以看出，“南渡”这一概念的意义在于把联大置放在中华民族大历史的背景中，与民族的悲剧性命运结合在一起，包含着无比沉重的历史感，体现了一个哲人的深沉的历史生命体验。这不是诗人式的千古兴亡的浩叹，而是一个置身于历史的苦难中并参与着文化创造的哲人对民族存亡的关怀，对民族复兴的坚定不移的信念。

联大是“南渡”这一历史背景下的特殊大学，是一座战时大学，是一座逃离故园的大学。在一场空前惨烈、关乎生死存亡的巨大战争中，西南联大的生存具有超乎寻常的意义。在战时的“边缘处境”中办大学，是为了维护民族的精神与文化生命。联大的学生在1945年说：“联大是学术的权威，是民主的堡垒。这是什么力量在迫使？是什么力量在支持？不是的，这完全不是被动的，不是勉强的，而是一种充溢的内在的浩气在警惕在策励联大的师生要去完成一个任务。这种充溢的浩气，正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精华，它恰象西方苦行修道的精神。我们说：中华民族的伟大，中国文化真正值得推崇的地方，便是这种精神，和对于这种精神的能够吸收和发扬，绝不如世俗所争道的在繁文缛节。于今，当精华将尽，民族活力被遏制得将衰的时候，硕果仅存的契机，是通过这座学府，让精华和活力能恢复而传递于无穷，中国的危机才能因之而得挽救。”[2]正是由于这样的文化使命感，和那个时代的生死存亡的激励，联大才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传奇篇章，彻底彰显了大学的文化生命。那时的大学就非今日之沦为赚钱的工具，那时的教育家与教授们也才有令人高山仰止的感觉。

联大是后“五四”时代的一所近代大学，其当然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标榜的科学与民主精神。在“南渡”的背景下，联大人所热爱的民主、科学就有了新的价值与意义。“五四”时代对民主与科学的弘扬中，不无激烈的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倾向。那些激进主义者的用心也许不坏（如胡适），但结果却是损伤了民族的自尊与自信，造成了文化传统的断裂。联大时代则不同。联大的学者和领导人积极地实践着民主与科学的原则，但他们对民主与科学的理解并非建立在否弃自己民族文化的基础上，而恰恰是建立在民族的独立与自由的坚定信念之上，建立在民族文化的自信之上。那时的国家虽然贫弱，但人们的精神性格却不软弱，那时的知识分子中也没有今天那么多的出主入奴之辈。一个内在精神软弱的民族是不可能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的。事实上，西方近代的民主、自由精神的发扬与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是同步的，没有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会失去自己的文化主体性与民族独立性。如美利坚文明最基本的立国精神就是“独立精神”。

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在艰难困苦中卓然屹立，是因为其内在的强固精神。这种精神也正是中国传统中流转不息的精神，是儒家、道家和大乘佛教的精神，是注重心灵、注重学术、维护民族文化生命与血脉的精神。以这种精神与近代大学的组织制度、规范运作结合起来，才有联大的卓越成就。

二、大学理念的中国解释

今天有学者谈及“华人大学理念”，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人应当有自己的大学观念，而且这个观念应当是接续中国传统精神资源的。接续中国传统精神资源并不意味着拒绝西方式的精神和智慧，而是意味着恢复断裂的文化传统，从某种庸俗的非中非西的“政治化大学”模式中解脱出来，恢复大学的固有属性和功能。

梅贻琦先生发表于1941年的《大学一解》是一篇重要的文献，它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联大的精神。作为一代教育家和教育思想家的代表，梅先生对大学精神所做的精到阐释，是中国传统智慧与西方文明结合的典范，其中包含的深刻意义需要我们深入地去理解。没有对这种精神的把握，我们今天对联大的任何纪念活动就都只有形式上的意义。

近代中国的大学教育，是从西方移植而来的。从制度方面说，中国教育史上没有与此类似的组织；但从精神方面来说，中国传统精神与近代大学精神实有相通之处。“文明人类之生活要不外两大方面，曰己，曰群，或曰个人，曰社会。而教育之最大的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则此地无中外，时无古今，无往而不可通者也。”[3]

西方大学教育的本源为希腊的人生哲学，而希腊人生哲学的精髓即是“一己之修明”（“认识你自己”）（know thyself）。这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根本是一致的。孔子在《论语·宪问》中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孔子所谓“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等都揭示了儒家教育思想的根本在于在自我生命成就的基础上谋取众人与社会的福利。《大学》更加明确了“大学”的最后目的与最大精神，此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所谓“格物，治知，诚意，正心，修身”属“明明德”；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属“新民”。“明明德”是自我成就的工夫，“新民”则是治理天下国家的工夫，是自我生命的推广。《学记》中说，“九年知连类通达，强立而不返，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4]这是对“大学”精神的最好说明。总之，儒家思想虽然包含极其丰富的内容，但在人生哲学与教育理想方面重视“明明德”与“新民”，则是始终如一的。

梅贻琦先生认为，现代大学教育，从表面上看，好象与“明明德”、“新民”之义没有关系，但实际上现代大学教育的各种措施，始终没有超越此二义的范围，问题仅在于“体认未尽”与“实践不力”[5]而已。

大学教育的课程设置，从基本学术的传授到各种专门科目的研究，属于“格物致知”的功夫，也是“明明德”的一部分。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以外的学校生活，属于训导范围，师长持身、治学、解物、待人的一切言行举措，其好处即在于培养学生“正心”、“诚意”的心理生活。至于各种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设置，学生课外的团体活动，以及师长以公民资格进行的社会活动，都是培养学生的社会能力，这是大学教育的“新民”之效。

所谓“体认未尽、实践不力”是指现代的大学教育在“明明德”与“新民”两方面都做得非常不够。“明明德”或修己工夫中的所谓“明德”、所谓“己”，所指都是人的完整人格，而不是人格的片段。所谓完整人格，至少包含知、情、志三个方面，此三方面皆有修明的必要。但现代的大学教育只是在知一方面略有成就，在意志与情感两方面则颇为欠缺，即使是最好的教师也不过尽心尽责地传授专业知识而已，师生关系完全是演员与看客的关系，完全背离了孟子所谓的“从游”的精神。

梅先生认为，学生自身的修养是中国教育思想最基本的部分，也是儒家哲学的重心所在。从先秦儒学到宋明理学都反复强调个人的修养，而现代大学生活中最缺乏的却是个人修养，这可从三方面来看：

第一、时间不足。大学里过多的课程，侵占了学生的闲暇时间，使学生失去了自我精神修炼的机会，而“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纵探历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积；横索人我关系之复杂，社会问题之繁变；而思对此悠久与累积者宜如何承袭节取而有所发明，对复杂繁变者宜如何应付而知所排解，非有闲暇不为也。人生莫非学问也，能自作观察、欣赏、沉思、体会者，斯得之。”[6]

第二，空间不足。近代教育的“社会化”与“集体化”，毁灭了《大学》中所提倡的“慎独”与“不自欺”之教，使学生失去了发现自我之“独”的机会，也没有了作“独”的企求，因而失去了独立人格，也不可能获得《大学》中所谓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得，得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精神修炼工夫。

第三，师友古人之联系的阙失。今日的大学青年，在“社会化”与“集体化”的生活中，反而处在“无师”、“无友”的困境中。即使有志于在古人中求之，也非常不易。史学类课程的缺乏与时人对历史经验的漠视，割断了历史与当下生活的联系，使学生生活在痛苦与寂寞中，遂造成人格的缺失。

就“新民”而言，大学“新民”的效果，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为大学生新民工作之准备；二是为大学对社会秩序与民族文化所能够建树之风气。现代大学在这两方面都做得不够。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由于大学生肩负着新民工作的实际责任，所以大学教育阶段必须做好准备。而大学阶段的准备，应更加重视通识教育，“须一反目前重视转科之倾向，方足以语于新民之效。”[7]专识只关乎特种事业的准备，通识教育则关乎社会的根本。“通识之授受不足，为今日大学教育之一大通病”[8]。

就第二个方面而言，大学本身即在发挥着“新民”的作用。大学的“新民”作用表现在两方面：一、作为社会的倡导与表率；二、新文化因素的孕育涵养与简练揣摩。前者主要体现在师生的人格与言行举止上，后者则主要凭借的是大学中的自由探讨的风气。宋儒胡五峰先生有言，“艮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学者，则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无其责，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弃于浅陋之学也。”[9]这段话所体现的正是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的精神。既然是“无所不思”、“无所不言”，那么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思与不合时宜之言，但这正是新文化因素产生与发展的机遇，也是亲民之大业的基础。

梅贻琦先生用《大学》的精神诠释现代大学的精神，它实际上表明了这样的大学理念：大学是研究学问，追求真理的地方，而不是职业或技术培训中心，更不是卖文凭的地方；大学教育应该以受教育者为本位，以人性、人格与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大学应该是文明教化的中心，大学教师应该是社会的良心；大学的基本精神是自由。[10]

联大的自由精神来自中国深厚的传统。联大的校训是“刚毅坚卓”，三校的校训分别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公能”，这些校训所揭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精神，也是中国大学的精神。

三、大学的独立精神与联大学人的精神人格

近代大学的精神是教育独立，是坚决反对教育干预政治。反对教育干预政治 并非主张教育脱离政治，而是确保大学有一个独立于政治操作之外、高于具体政治活动的精神基点，使大学不致于降低到世俗社会的水平，尤其是不降低到庸俗官场的水平。西方大学的独立精神来自于其教会背景，而中国大学的独立精神则是来自于中国的传统精神。

联大是独立的，它与西方大学一样，虽然是政府拨款，但并不接受政府的控制，它试图独立于一切政党和国家政权的控制之外。联大师生们热爱自己的国家、民族、文化，他们的爱国热情可以表现为从军牺牲，可以表现为献身学术，可以表现为“一二一运动”，但决不表现为屈从政权当局。这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价值标准，这标准是超越于任何政治操作之上的，甚至是超越于世俗社会上的。

冯友兰先生的《南渡集》中有一篇《大学与学术独立》的文章。冯先生认为，对于大学，国家社会要持不干涉的态度，国家社会要予他们研究自由，并且要给予他们选择人才的自由。外边的人，不能干涉。贺麟先生也在1941年写过一篇《学术与政治》的文章。文中说：“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她有她的大经大法，她有她神圣的使命，她有她特殊的广大的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每一门学术都有每一门学术的负荷者或代表人物，这些人，一个个都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忠于其职，贡献其心血，以保持学术的独立和尊严，同时也就是争取他自己人格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假如一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完全为被动的产物，那么这一种学术就不是真正的学术。”[11]冯、贺二位先生对于近代西方文明的精神有着切实的认识与了解，又赋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底，他们对学术独立精神的阐发既深刻而又切中时弊。

大学的独立并不仅停留在抽象的精神和理念层面。事实上，在联大的教育实践中，虽然不能说完全实现了大学独立，但联大的教育家们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大学的精神。无论是对国民党控制大学的企图的抗争，还是对教育部的刻板管理的反抗，都是为了实现知识分子和教育家对学校的自主管理。

那时教授们之所以敢于反抗行政当局，除了社会控制体系的原因之外，还因为那时的大学教授们保留了传统儒家“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精神品质，具有来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五四以来，许多人倾向于认为中国古代缺乏甚至是根本没有自由精神与自由实践，我以为这是一种错误的见解。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就总体而言，无论是尊儒还是奉佛与奉道，可以说都抱有一种独立与自由的精神，这不但体现在思想上而且体现在政治活动中。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古代的读书人大致有三条人生道路。一是入仕，自觉地投入到政权的网络中去。学好本领，报效朝廷，以图个封妻荫子，是许多读书人一生的最大追求。而政权也总是以此为饵，使豪杰之士就范，使有才能的士人为自己效劳。二是隐居，一些看破红尘或是厌倦了人间争斗的明达之士，往往入山做了隐士，他们与山林泉源为伴，空闲时吟诗做赋、弈棋饮酒，倒也逍遥自在。三是在野，大部分读书人既不能做官，也不愿隐居，就以民间人士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在地方管理和监督政府方面往往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是古代社会的一股民主力量。明朝以后，这股力量大为减弱。特别是清朝，在满清政府残酷的文字狱的高压下，民间士人的作用降至最低点。到了近代，由于西方列强势力的进入，近代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步步在中国扎下根来，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逐步崩解，传统的士阶层所赖以为生的土地和庄园渐渐地消失了，它自身也慢慢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新兴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个阶层除了自己的知识和学问外，便一无所有，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深重危机中，他们忍辱负重，顶着苦难，重建着中国的文化和学术，道德和理想，而这一时代的社会政治环境，尽管混乱，却有着一定程度的类似春秋战国时代的自由的思想空间，因而在这一时期，知识分子仍然在社会上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仍然诞生了一批大家，一批至今仍然在影响着我们的大知识分子。”[12]联大的知识分子就属于这里所说的“大知识分子”，他们的精神其实就是联大的精神。

云南省商会联合会、昆明市商会在《公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归复校序》中说：“自联合大学南来，亲见其蒙艰难，贞锲而不舍，举亨困、夷险、祸福，胥不能夺其志。因推阐其本末一贯之理，知夫施诸治学，则为一空倚傍，实事求是；见诸行事，则为知耻知义，独立无惧；反之与身，则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动，威武不屈；，推之于人，则为直道而行，爱之以德，盖析之则为个人之品格，合之则为一校之学风，其不志温饱，特全德表志之一端耳。管联大诸先生，类多在事数十年，乃至笃守以终身，是岂菲食恶衣所能尽哉！惟其然也，故能以不厌不倦者自敬其业，而业乃久；以不忧不惑者自乐其道，而道乃尊。夫然后教育事业之神圣，学术思想之尊严，乃有所丽，而可久维于不敝。如是熏习而楷模焉，久与俱化，他日士气民风，奂然丕变，溯厥从来，知必有所由矣。”[13]由前云南大学教授白之瀚撰写的此文深刻而真切地表达了联大学人的精神。

联大学人的多数都是留学欧美的经历，但在内心深处却明显留有儒家文化的基因，许多人的生活方式甚至是完全传统的。致力于探索中国文化历史生命的钱穆是这样的，大讲“痛饮酒、熟读《离骚》，然后可以为名士”的闻一多是这样，就连金岳霖、冯友兰也是这样。金岳霖先生说：“中国思想我也没有究研过，但生于中国，长于中国，于不知不觉之中，也许得到了一点子中国思想底意味与顺于此意味的情感。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所谓行道、修道、得道，都是以道为终极的目标。思想与情感两方面的最基本的原动力似乎也是道。成人赴义都是行道；凡非迫于势而又求心之所安而为之，或不得已而为之，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事，无论是直接目的是仁是义，或是孝是忠，而间接的目标总是行道。……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万事万物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才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在人事底立场上，不不能独立于我自己，情感以役于这样的道为安，我底思想也难免以达于这样的道为得。”[14]

正因为有这样的“道”为精神支柱，故而他们有一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高贵的精神品质，这使他们内心深处觉得有一种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并不是针对普通人的，而是针对权贵人物的，也就是说他们自觉在精神层次处于比政治人物更优越的地位。正是这样一种精神与人格的优越，才赋予了联大学人强大的精神力量。据此我认为，闻一多的殉难并非是出于对新的政治力量的同情，而是出于传统的士对现政权的不公的强烈抗议，他是在“行道”，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魏晋名士嵇康的影子。

四、结语

总而言之，西南联大的精神就是中国传统精神在近代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发扬光大。今天，西南联大也早已成为历史，但我们不应该使联大的精神也成为历史。中国的大学过去曾遭受政治化之害，今天在遭受商业化之害，政治化与商业化从不同的方面摧毁了中国教育的内在精神，摧毁了大学的精神本质，因而也在毁灭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生命。所以当务之急是恢复大学固有的本质与功能，使大学承担起“教育指导社会”的“新民”之责。这需要社会个方面的努力，更需要知识分子拿出勇气，积极地为恢复中国大学的真精神与真生命而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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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冯友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第284页，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2] 《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校友会为母校遭受枪击屠杀惨案敬告全国同胞》，《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第247页，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3]梅贻琦《大学一解》，同上第19页。

[4] 转引自梅贻琦《大学一解》，《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第19页，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5]梅贻琦《大学一解》，《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第20页，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6]梅贻琦《大学一解》，同上第22页。

[7]梅贻琦《大学一解》，同上第25页。

[8]梅贻琦《大学一解》，同上第27页。

[9]转引自梅贻琦《大学一解》，同上第27页。

[10] 参见张汝沦《教育的命运》一文，《坚持理想》第19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

[11] 转引自谢泳《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一文，《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第227 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12] 见拙作《自由与命运——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一文，未刊稿。

[13]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第286页，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14] 金岳霖《论道》第16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