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托”的启示:
　　在当前商品化的社会里,商家多种促销的形式令顾客大开眼界.可是“托”的这个名词在中国并不多见,这是一个源自于北京并在北京泛滥的的一种特殊现象。几年前，我的一个同事在北京出差，回家时令人吃惊的是一个从不顾家逛商店的他没有买回北京的特产，却花了上千元买了几十米高档布回来。而他给我们讲述的买布过程则更是令我称奇，因为他遇到一个大好人。不过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不出三天就大呼上当。因为他偶尔在当地市场上转了一圈，发现这里同样的布比他在北京买的要便宜许多。后来，各种渠道的信息反馈回来才使我们了解到北京出现了一种新的职业叫作“托”。现在我们在北京常见到的有“布托”、“医托”、“饭托”等等形形色色的托，可我最近发现北京还出现了一种新的职业叫做“科托”。什么叫做“科托”？就是那些打着科学的名义写文章在老板那里领钱的“科学家”们。

　　什么是科学？当今的人们对此有多种的解释，它可以被理解为人类对自然规律的总结，其中也包容了对未来世界的幻想，这就有了“没有幻想就没有科学”的历史名言。但幻想也有两类，一类是正确的幻想，另一类是错误的幻想。这就必然会引起争论，争论出结果的就被称为真理或是谬误，而没有结果的则要继续争论下去。即使是有结果的也并不能保证从此会盖棺定论，说不定哪天会从斜刺里杀出个陈咬金，将真理或谬误来个乾坤颠倒，使昨天的真理变成今天的谬误，横尸街头，万人唾骂；而昨天的谬误则黄袍加身，独占花魁，科学的历史就是在这样反反复复甚至是戏剧般的过程中写成的。1997年，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评委会公开表示，为1948年的医学奖授予DDT的发明感到羞耻。并向在1949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葡萄牙医生莫尼茨用手术切除部分大脑额叶白质治疗精神病的方法，使得许多人不是成为植物人就是成为四处游荡幽灵的患者感到遗憾或者道歉。

　　在自然界，科学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生命科学，另一类是非生命科学。近一百年来，科学的发现正以指数般的速度增长，早已超过人类数千年来知识积累的总和，产生了许多令万人敬仰的科学巨匠，但令人遗憾的是，至今为止，从广义的概念上来说，我们仍然没有发现一个真正懂科学特别是懂生命科学的天才出现，这是对人类文明的挑战，但这确实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科学事实。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在《21世纪100个科学难题》中的导言中说道：“宇宙中有90%以上的物质我们不知道，有极大的能量来源我们不知道；真空有可能被激发。”国际著名的量子物理学家薛定谔在《生命是什么》一书中明确表示，生命物质的运动必然服从已知的物理学定律，“生命物质在服从迄今的‘物理学定律’的同时，可能还涉及到至今还不了解的‘物理学的其它定律’，这些定律一旦被揭示出来，将跟以前的定律一样，成为这门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理论物理学家Ｓ．霍金在论著和演讲中不止一次地声明：不能用物理学定律去推导人的行为。他说：“即使我们知道制约头脑的量子力学的基本方法，但头脑是个非线性系统，对于初始条件非常敏感，因而初始态一个小小的改变就会对后续行为造成非常大的差别。”所以霍金主张：人们必须把物理学的基本定律和人类行为的研究区分开来。也许有人认为这是伟人们的谦虚，其实，在科学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不论你是谁，如果你不去承认自己的错误，那就一定会有人毫不留情地给予指出。牛顿在第一运动定律中指出：“任何物体（指质点）在不受外力的作用时，都保持原有的运动状态不变，物体固有的这种运动属性称为惯性。”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任何物体的运动都不是一个质点孤立的运动，而是许多质点相互作用的结果。所谓匀速直线运动是在排除了多层次的运动背景的情况下抽象出来的单个质点运动形态，即把全部多层次的运动背景作为一个静止的参照系，牛顿定理显然是有严重缺陷的，只适用于远远低于光速的宏体物质运动过程之中。我在这里并不是否定牛顿运动定律是一个伟大的发现，他为人类提供了第一把度量物质运动的米达尺；然而“匀速直线运动”对我们好几代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我们现代人的思维定势就是在这个框架中形成的。但是取而代之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又如何呢？2000年7月30日，一批中国一流的物理学家汇集在一起，参加在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召开的爱因斯坦相对论问题学术会议，他们在会后发表的公开信中指出：相对论是一个建立在错误的数学基础和虚妄的理论前提上的错误理论体系。它的核心概念“同时性的相对性”、“光速不变原理”、“等效原理”根本就没有获得实验验证，只能是一个偷梁换柱的伪命题。是啊，站在一个小小的地球上，面对90%以上不知为何暗物质的宇宙，你爱因斯坦凭什么认为光速为宇宙间粒子运动的极限速度呢？现在不仅超过，而且一下子就超过了310倍，这是否就意味着时光会倒流呢？达尔文认为：“人和低等的动物之间，尽管在程度上有着极其巨大的差别，但在性质上却是相同的、进化着。在自然状态下，各种产生的变异，只要具有略微的优越，就将得到较多的机会生存繁殖；反之，任何有害的变异，虽危害程度极轻微，但在严酷无情的生存竞争中，必然会被淘汰。”这个理论对于低等动物以及早期人类的进化都是适用的，但在今天，对人类来说，即使是体能上的弱者也和强者干得一样好。“汰弱强留”的理论早就过时了。而对理化唯物主义看来，宇宙间只存在物质和物质的运动，精神活动和人类的行为，都可以还原并纯粹用物理运动的术语加以表达，世上并没有目的和需求存在。这种理化唯物主义思想被英格兰著名作家埃略特于1919年归纳为唯物主义三原理（法则的一致性，否认目的论，否认精神存在），成为国际哲学界中经典唯物主义的代表作。80多年过去了，信息时代的思维方式已经催生了生命信息学。它的建立和发展，必然为理化唯物主义画上一个标志结束的句号。在物理世界，埃略特的三原理都对：物理学法则一致，理化运动不具有目的性，那里也不存在精神与灵魂，但在生命世界中，三条原理都不对。因为生命物体除了硬件外，还有软件，也就是说，生命运动形式中除了生命物质的运动之外，还有生命信息的运动。这就是说，我们现有的物理学定律只反应了我们地球演化历史长河中某一个阶段物质运动的规律，她并不适用于我们地球的过去甚至将来。在埃略特时代，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还未诞生，电子计算机也未出世，连幻想作家也未曾构思到计算机下棋可以胜过人类的世界冠军。而对于达尔文，在他那个年代，更不知基因、染色体为何物，又怎么可能对生命的起源与进化做出正确的解释呢？自从剑桥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在其提出的“终极万有理论”直至今日，已有16年了。她使得霍金教授赢得了“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这一崇高荣誉。但是随着霍金承认“万有理论是徒劳无功”的这一事实”，他现在已从科学泰斗的高位跌落下来。而与此同时，人们也必须为自己愚蠢而夸张的把霍金同牛顿、爱因斯坦、特别是咖利略相提并论而给科学带来的混乱进行反思。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在我们面前伫立着的由世界科学明星组成的光环似乎在一夜之间被狂风席卷而去，但这也有机会让我们看到科学大师们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本来面目。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刻意地指责他们，他们在那个科学并不发达的年代已尽其所能了。正如相对论的发现并没有完全否定牛顿力学，在远远低于光速的宏体运动中，人们仍普遍地运用着牛顿力学一样。但是，人们对爱因斯坦近乎神灵般的崇拜将会阻碍科学发展的道路。这也就是说，真理的作用是有时限性和地区性的，在某一个相当长的阶段中，如果说没有人对你的观点或理论有疑问，并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你的观点和理论就可以被认为是真理，至于今后的人们是否能够继续的接受，那就要看科学的发展是否会顺应你的观点前进，如果不是，那你的“真理”要么被修正，要么被推翻。在20世纪初的苏联，先后受到批判的科学观点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孟德尔的遗传学和摩尔根的基因说、鲍林的共振理论、玻尔等人的量子理论、维纳的控制论等等。而受意识形态干扰最严重的是遗传学。以李森克为代表的学派否认遗传物质的存在和DNA的作用。此后，苏联正式把“基因论”封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伪科学’，前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扩大会议做出决议，撤消细胞遗传学等有关实验室，因为它们是摩尔根主义的“温床”；高教部部长号召全国大学要迅速、彻底地消灭反动的摩尔根主义和它的媒介物；医学科学院也大步紧跟；某些政府部门还发布了许多带有威胁性的命令，如关闭实验室、开除工作人员、销毁教科书和专业文献、消灭果蝇。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生物学家瓦维洛夫等等一批著名的科学家先后受到批判并迫害致死。然而科学发展的脚步终于踏碎了政治投机家李森科的美梦，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世界生物学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遗传学理论随着科学实验的发展大踏步前进了，基因学说逐渐被大多数遗传学家所接受。维纳指出：“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只在人们具有信仰自由的时候才能繁荣起来。基于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从的信仰并不是什么信仰，基于这种假信仰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必然会由于瘫痪而导致灭亡，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科学没有健康生长的基础。”这句话是对前苏联20世纪初一段长达30年科学的厄运时期最好的总结。”这场科学史上最大的悲剧告诉我们，在我们所谓的科学世界里，并没有终极真理存在，更没有科学化身可以永存，又怎么可能有人有这个资格和能力作为科学的法定代表去定义某种行为是“伪科学”的呢？

　　我们不否认科技日报在维护科学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充分理解一个企业的经营者所面临的困难。但是我们不要忘记20世纪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所遭受的最大的苦难是什么――――那些拥有特权的人物，比如说林彪、江青视国家法律如儿戏，人民生命如草芥，对待人民群众就如同对付一群野生动物滥捕滥杀，将国家搞至崩溃的边缘。所以我们要珍惜邓小平拨乱反正的伟大功绩，我们要珍惜国家好不容易赢得的法制局面。这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公民要服从法律，作为一个政府机构要尊重法律，不能因为经营的需要滥用权力，将自己本单位的利益放置于国家法律之上。作为一个日报社，而且是作为一个地方的科技日报社，说穿了你不就是一个报社吗？在中国这样的报社可以上万,你无非不就是在前面加了“科技”两个字，这又能说明什么呢？是不是中国每家报纸都应该像你们一样进行所谓的科学排位评比吗?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我们并没有见到铺天盖地的评比热潮的出现，这实际上反映了一家报社的职业道德问题。这就是说,北京科技报是一家缺乏社会责任心及职业道德的一家滥用职权的新闻机构。科学是什么？我认为科学什么都不是！不要把科学无缘无故的神话，如果科学真是那样的神圣不可轻犯，那科学家似乎就成为真理的化身，这可能吗？其实，对于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来说，他知道的东西越多，相对而言，他懂得的东西就越少，因为未知世界的奥秘实在是无穷无尽，即使你穷其一身也不可能盖其一角，又怎么可能会去当什么科学霸主呢？我们什么时候见到过钱学森、杨振宁、李正道对中国的科学是非问题滥发言论，而恰恰最有资格发言的人正是他们。但目前在你们科技日报上见到所谓的科学权威却是过去一直都名不经见的司马南、方舟子之类的狐朋鼠倍之流，他们能代表科学吗？你司马南不过是一个经济学专业毕业的学生，即使你曾经在大学里在哲学系、管理学院等等地方作过兼职，这只能说明你在大学里就是一贯的不务正业，你这种求职经历，最好去与吴敬琏搭档搞搞国家经济发展预测还比较合适，不要在科学领域中胡说八道。我也不理解你科技日报社怎么会与这些人合作？你们到底给这些“科托”们每月付多少酬金,能不能给读者一个说法。因为一个人反复不断的在一家报刊而不是在多家报刊发表文章就使得我们读者不能不怀疑你们与“科托”之间的雇主关系。方舟子同志在“科普作家方舟子见证2005：反伪打假又一年”文章的结束语中说“ 有个别管理机构的不作为，法律条款的众说纷纭，有不良媒体的推波助澜，有不良记者打气起哄，造假事件在中国就有了温床，当然，有志反伪打假者不愁找不到目标。为了帮助公众擦亮眼睛，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还不至于吃饱了饭没事干。”就不打自招的说明了问题，一个如孟尝君食客般靠领取酬金才能吃饱饭的科学家写出的文章我们还能够说他具有公正性吗？在商品社会里，这种只有商业利益才能驱动的行为是一个你们无法回避的事实。否则，作为一个日报社你们有什么权利去搞什么十大科技骗局的评选呢？多年来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不允许国家的政府、新闻机构搞各类评比活动，你们不会不清楚吧。即便如此，当年布鲁诺、伽利略遇到的是宗教法庭的审判，可这还是一个正规的审判呀，是遵循宗教制度由著名的宗教人士组建的审判委员会执行，无论结果对错，起码在程序上人家还是合法的。可你们却随便拉上几个人就组成一个科学的法庭，这太可笑了吧。起码你们也可以学习一下当年的欧周宗教法庭采用的方法组织中国科学院的院士集体投票选举这也还可以让中国的老百姓相信你们有一点公正性吧！这样的天方夜谈难道你们就不怕受到世人耻笑吗？不就是想搞一些争议的问题来增加日报的发行量嘛。这与商业诈骗手段我看没有什么不同。乌龟打王八，我看都不是个东西。我记得好像是马克思说过：“当利润达到百分之二百时，资本家就会去做一切他们们想做的事情，包括犯法。”我不知道当你们最后把中国”科技”二字卖光后你们还有什么东西东西可卖。我不能保证老中医的绝食是否真实，但我当时是亲自前往璧峰峡考察。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在老中医绝食现场看到了中央电视台、英国天空电视台的摄像机，有雅安公证机构的监督员，而你们当时在那里？司马南为什么不去？人家老中医邀请你呀，你司马南也进到那个离地约20多米的玻璃房子里去打假嘛，去喝你们认为能够从自来水管里流出的牛奶嘛。你喝不了49天也喝他个10天8天的嘛。自己不去回头却倒打一耙，即使法院判输还不认错，将自己的行为凌驾于国家的法律之上这可不是一件闹着玩的事情，睁着眼睛说瞎话。我想不出雅安市政府“作假”有什么好处；我也看不出雅安人民医院配合“作假”有什么利益；我更不明白国家公证机构参与此事有什么错误，唯独你们在具有明显经济利益驱动的的情况将人家的行为列为10大“伪科学”之首。我不知道一个具有崇高“科技”地位报纸主编的智商怎们会低到这种程度。我不知道你们怎么会忘记毛泽东同志讲过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个基本道理。我想知道是谁给你们的权力，你们是不是在搞二次文化革命，这可是在祸国殃民呀？连法律都不遵从了，亏得你们还号称是从什么美国回来的什么科学家呢？美国是个科技发展领先的国家。美国的依法治国、科学自由的精神您们怎么一点都没有学会呢？“美国有个方舟子”，这太夸大其词了吧。美国有个钱学森这是世纪佳话，我怎么没听说过有个方舟子呢？如果这样我怎么没见美国人把你留下呢？难道你真是因为爱国才像钱学森一样毅然决然的回国？这样的话在当前的社会中连哄鬼都不相信。不要对别人说你在做什么，你应当告诉我们你做成了什么。一事无成的科学家满世界都是，在工作中连岗位都竞争不上，为什么不能脚踏实地的在科学研究中为国家做出一点贡献呢？要么你去做个政治家，要么你去做个科学家，想学习何作庥同志在政治家中搞科学，在科学家中搞政治你的道行还差太远。我把话说得不太好听了，知道列宁说过什么吗：“市场上喊得最响的人，其实正想把最坏的货物卖出去。”欺骗人民是不道德的，蔑视法律是要乱国的，你们不会不懂得这个道理吧！

　　科学的目标是剖析事物的真、伪，科学的过程就必然包括真、伪，如果我们人为地将科学中所谓“伪”的部分去掉，科学家就失去了研究的目标，世界上也就不会有科学。所以，我们应当尊重科学，更要相信科学的结论，但科学的过程是不可信的，只有经过严格审查的科学结论，才能作为商品为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服务。技术专家是在科学结论的范畴中工作，而科学家则是在错误中寻找真理。科学实际上是一只航行在错误的海洋中寻找真理的小船，谁也不能保证它不会在某一时刻被滔天巨浪掀翻，但无论结果如何，只要敢于乘坐这个小船冒险的人，都应当被尊称为科学工作者，这也是我们全社会尊重科学的根本原因。培根指出：“科学的力量取决于大众对它们的了解程度”。炼丹术起源于中国，它不仅是封建迷信，更是典型的神秘科学，但令我们不得不承认的则是现代化学正是在炼丹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以说炼丹术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科学发展的伟大贡献之一。公元二世纪，《周易参同契》一书里，就有炼丹家把红色硫化汞加热分解成水银，将水银和硫黄掺合加热、升华变成红色硫化汞的记载，这是化学史上最早的人工合成化合物的方法；据《贞元妙道要略》记载，作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则是炼丹家偶尔用硫、销、碳掺合在一起，用火烧它，随即喷出火焰，迅速燃烧，并造成火灾，从而发明了火药；而经络理论也是在25个世纪之前道家得出的有关结论，我们能说这不是科学吗？这从一个方面说明，现代科学（化学）本身就起源于神秘科学,实际上现代科学就是搭乘神秘科学这条小船到达彼岸的。其实，从远古乃至如今，“科学”这个名词在更多的时候只是人类某种“共识”的一个代名词。在1543年哥白尼的日心地动学说诞生以前，地心日动，宇宙中的万物都围绕着地球转的理论就是“科学”。在日心地动学说诞生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被斥责为“谬论”，以至于布鲁诺被欧洲宗教法庭认为是宣传——异端邪说，即使判处死刑被焚烧，也没有引起政府和民众多少抗议。我们应当承认我们人类的无知。即使我们所崇尚的“科学”，其内容与解决未知世界的难题相比，是远远不够的。它不过是真理与谬误杂交而生成的一个怪胎，只不过其中真理（公理）的成分有时占得较多罢了。所以，我们决不可以禁锢自己的思维方式，面对崭新的21世纪，我们这些上个世纪的“古人”，应当大胆的承认，我们不懂什么是科学，或者说我们只懂很少一部分科学，这对目前只了解远远不到10％宇宙的人类来说并不过分，尽管从目前我们人类的认识水准来说还难以接受，但再过100年、或者一千年，我们的后人一定会为我们做出这个客观的评价，就像我们为已经发生过的历史所作的注解一样。没有幻想就不会有科学上的发现，而没有科学上的发现就没有科学的未来，就没有人类美好的明天。我们只有承认人类自己的无知，才会给进行未来科学研究的学者留下求知发展的空间，给予他们超越我们以及自然界的机会，这会大大促进科学的进步，这是人类挑战自我，挑战自然，挑战宇宙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无数事实证明：科学的结论即——技术，是为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服务的，但科学不是政治，更不是商品。它是一个以99％的错误加1％真理组合而成的沼泽地，只有经过困惑、绝望的人，才有可能见到光明。而在这个沼泽地里，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更没有人能够保证不经风险的到达目的地，这是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因此，当政治家和商人以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进入科学研究领域并试图改变这一规律时，科学研究必然走向绝境。科学不是政治，但政治属于科学，用简单的政治手段去解决科学中的问题是不可能取得预期效果的。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最大的社会财富。如果我们不能认真的思考和解决这个问题，界定科学与政治活动的发展范围，创造出一个适合科学发展的大环境。那么，科学家受到迫害与打击、改革创新受到压制、政治投机家的不断出现以及影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合理和公正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