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讲的题目是“从朱熹到戴震”，顾名思义，主题是谈谈朱熹和戴震这两个人。此二人的一生加起来一百二十五岁（朱熹享年71，戴震年寿54），一百二十多年的生平不可能一一道尽，只是简要地谈谈他们在中国思想史、中国学术史上的贡献以及对当代的启示。本讲的主标题是-——“浩荡儒风新安里”。因为朱、戴都是徽州（古称新安）人，选用这样一个题目，意在表明从朱熹到戴震的600年，再加上戴震之后的200多年——在长达800多年间的历史长河中，徽州这块土地是名副其实的“东南邹鲁，程朱阙里”。所谓“程朱阙里”，因为徽州是二程和朱熹的郡望和祖籍；所谓“东南邹鲁”，指自从朱熹返乡讲学之后至清代中期，600年间育出了100多位知名的儒家学者，就像曲阜和邹城既是孔孟圣地又育出了“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一样。
一、朱熹及其创立的理学
（一）朱熹生平及主要事迹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后改仲晦，号晦庵。建炎四年（1130）出生于福建尤溪县。朱熹自称“新安朱熹”，由此我们可知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徽州人，并以徽州府紫阳山命名书院，以示故里，所以又号“紫阳先生”。朱熹之父朱松，与岳飞、秦桧同时，徽州婺源人，因官迁居尤溪。朱熹降世不久，其父升任朝廷秘书省正字职，终因反对秦桧主和，被逐出朝廷，遂乔居福建建阳，朱熹的童年随父在建阳度过。
朱松曾与李侗同学于理学家罗从彦，朱熹自幼颖悟，5岁入塾，受教于父，“读《孝经》即题曰：‘不若是，非人也。'”[1] 7岁随父母迁居建州，14岁时父亲去世，托孤于崇安县友人胡宪、刘勉之、刘子翚。二刘都是朱熹的业师，刘勉之曾求学于杨时，待朱熹如子侄，并将其女儿嫁于朱熹，“熹之得道，自逸之始”[2]。22岁时初任泉州同安县主簿（县令的属官，主管文书），任内倡建经史阁收藏书籍，并深研佛、道诸家思想。3年任满，回建州讲学。朱熹于武夷山建中山堂讲学著述时，曾步行数百里从崇安至延平4次拜见乃父友人李侗，从学二程理学。绍兴三十年冬，在他第三次拜见李侗时，被收为门生，李替他取一字曰元晦。朱熹自此“逃禅归儒”，得二程“洛学”真传和正统。
朱熹一生中有两种身份，一是为官，二是为学。朱熹为官大多是地方低级官吏和闲职，断断续续，共有9年。比较重要的职务大概有如下几项：48岁知南康军兼管内劝农事；59岁时知漳州，至61岁时才上任；64岁时任湖南安抚使；65岁时经赵汝愚推荐入朝任“侍讲”（皇帝的老师），因性情耿直，得罪了当朝权贵韩侂胄，仅40天便遭罢免，其学被斥为“伪学”，人被斥为“伪人”、“伪师”，门人为“逆党”，或被流放或遭坐牢。此事发生在庆元初年，故称“庆元党祸”。从此，朱熹彻底结束了仕宦生涯，至71岁时病逝。身后九年被平反昭雪，谥文公。理宗宝庆三年（1227），赠太师，追封信国公，因籍徽州，改徽国公。
朱熹为官能仁政爱民、办学兴教，留下了很好的口碑。如：他初受知南康军时，屡辞不就，后经友人劝促，才于次年三月赴任。其时适逢大旱，灾情严重，朱熹到任后，即发动民众，兴修水利，救灾抗荒；再如：知漳州时，任内多施仁政，禁止妇女当尼姑，废除谣祠秽庵和秦桧祠堂，为被其陷害的忠臣高登昭雪，奏请朝廷减免漳州各县百姓的负担。由于朱熹以民为本，深受百姓拥戴，宋绍熙五年(1194)，朱熹任湖南安抚使时再过漳州时，百姓扶老携幼，争相观看，道路为之阻塞；又如：1181年8月浙东饥荒，朱熹由左相王淮推荐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途经杭州，入对七札，陈述时弊。到职后，微服下访，调查时弊和贪官污吏的劣迹，弹劾了一批贪官。朱熹不徇私情，触怒了王淮，被解职归山。
朱熹一生中的最主要事项是他的学术活动。他自登第后50多年里，有40多年都是讲学传道、著书立说。即使在做官时也充分利用职务之便办教兴学。1164年，建“寒泉精舍”，住此十余年，编注理学书籍，并从事讲学活动，生徒盈门，对于朝廷任命，屡诏不应；1181年，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广召门徒，传播理学。又于儒家经典中精心节选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种书刻印发行；知南康军时，重建白鹿洞书院(宋代四大书院之一)，置办学田，供养贫穷学子，并亲订学规，即著名的《白麓洞书院揭示》。其间他还邀请陆九渊到该院讲学。当陆讲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时，朱熹十分感兴趣，事后将陆之讲义勒石刻碑留世。
朱熹跟陆九渊分别代表着宋代理学中针锋相对的两大流派，早在朱熹37岁时，在吕祖谦的邀请和主持下，朱熹与陆氏兄弟于江西信州(今江西铅山)举行学术研讨会，会议研讨的中心议题是“教人之法”。鉴于朱、陆议论犹有异同，吕祖谦的美意是“欲会归于一”，试图调解朱、陆。但结果是“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3]结果各持己见，不欢而终。
这就是中国学术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朱熹重建白鹿洞书院后尚能邀请陆九渊来讲学，自己在下听讲，说明朱熹具有学术宽容的作风，且不以学术观点分歧而伤友情。他在跟陈亮的学术争论上也具有这种特点。
朱熹在34岁时，还抵达长沙由张拭主持的岳鹿书院，与张栻会讲持续两个多月之久，开启了书院会讲制度的先河；他在家乡建寒泉精舍、武夷精舍等，回故籍徽州传道授业，开课讲学；“庆元党祸”后，朱熹“门人故交，尝过其门，凛然不敢入”[4]，但仍然执笔不缀、治学不止。就在他逝世那年，还作《聚星亭赞》，讲授《太极图说》和张载的《西铭》。临终作遗书三封给三子朱在、女婿黄干和门人范念德，分别嘱他们整理遗文、修正《遗书》和续写《礼书》。朱熹是一位令后人崇仰的以学术为毕生事业的伟大学者。
（二）朱子之学
朱熹所开创的“闽学”，为理学四大流派之一，由于朱熹祖籍徽州婺源县，所以又称“婺学”。朱熹继承孔孟道统最重要的、也是标志性的工作体现在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上。另外，还有《通鉴纲目》、《诗集注》、《朱子语类》、《宋名臣言行录》、《楚辞集注》、《近思录》。朱熹独创的哲学思想可见于《朱子语类》等著述之中。
《四书章句集注》集中了朱熹本人对这四本儒家经典的理解、引申、发挥和创意。朱注《四书》，特别是《大学》，有人把它比做同时期印度罗摩奴阇的《梵经吉祥注》，这种比喻虽然不是十分恰当，但旨在说明这些经注是注者本人的思想体系，也恰恰反映了“六经注我”的宋学风气。朱熹的“理学”生前并不为官方承认，屡受贬抑，晚年对他的打击由学术论争上升到政治迫害，直到他死前，朝廷还下诏指责朱学门人为“逆党”和“伪邪之徒”。朱熹死后九年，至宁宗时（1209年）得以恢复名誉。值得玩味的是，到了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时期，于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下诏规定朱注《四书》为官方科举必考的教科书，并将朱熹配祭孔庙，1362年追封朱熹为“齐国公”，追谥其父朱松为“献靖公”。至明、清两朝，朱注《四书》的官方教科书地位继续得到加强，直至辛亥革命后，在近八百年的历史时期内，朱熹理学一直是中国正统官方意识形态，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孔子创立的儒学虽在汉武帝年间被宣布独尊，实际上并没有享受到独尊的待遇，但自从元朝开始，孔子才真正登上了“至圣先师”的宝座，这都是朱熹之功。我们通常所说的“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儒家思想”，确切地讲，七百年间作为官方哲学的儒家思想实际上就是朱熹的理学思想，“五四”要打倒的“孔家店”本质上是“朱家店”。
我们怎样来看待朱熹在历史上的这种遭遇呢？
《朱子语类》上有一句话——“天不生仲尼，万古常如夜”，这代表着朱熹对孔子的评价。继孔子之后一千六百年，朱熹是一位在中国历史上仅次于孔子的人物，故全祖望言朱子学云：“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5]这不仅说朱子之学集南北宋理学之大成，而是说他集中国二千年来思想之大成，并且超越了前人。作为中国二千多年封建时代超越了前人的集大成的思想家，朱熹对他之后的中国思想、文化、教育乃至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都跟其以“理”为核心、为最高本体的哲学思想有关。
大家对朱熹的“理”并不陌生，此处，让我再来赘述一下。
其一，“理”是一般，即最普遍性的东西，或者说是事物的共性或共相。如果在座的诸位学过西方哲学，知道柏拉图有个“理念世界”，这跟朱熹的“理”有相似之处，但并不一样。柏拉图的“理念世界”是相对于物质世界而言的，是类概念，而朱熹的“理”并不完全是相对于物质性的“气”来言的，有时他说“气就是理，理就是气”。朱熹还提出“理一分殊”，也不是说把一个理分成几块，而是说无论怎样分，每一块都有一个完整的“理”，就像把一个苹果分给八个人，不是一人得到1/8个苹果，而是每一个人都得到一个完整的苹果，也就是说，一个苹果变成八个完整的苹果。这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的，但在理念世界中就是可能的。朱熹的这个思想很深刻，来源于佛教的影响。佛教曾用“月印万川，处处皆圆”来比喻佛性的普遍存在，朱熹也用这个比喻说明他的“理”的普适性。如佛家说“一月普照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即是说：天上一个月亮，而地上有多少水就有多少月亮——每一个独立存在的水不论大小，都映现出一个完整的月亮，而不是月亮的一部分。虽然地上的无数月亮都是对天上同一只月亮的虚拟复制，但并不影响它们的完整性和完美性。在西方哲学中，也有这种思想，即“一与多”的思想。
这种哲理看上去很抽象，很玄虚。现实中的人，个性尽管千差万异，但都有一个完全相同的内在，这个内在有时被蒙蔽了，通过修养可以找回来。所以朱熹说“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从而引申出：每一事都有每一事的理，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理，只要存理去欲，即可“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人人都能成为有道德的人。如果人人都有道德，事事都讲道德，圣贤之道就近在身边，大同境界何何愁不至？后来的统治者能看中朱熹的理学，正在于这一点。
其二，“理”是万物本体、本源性的东西。如他说：“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理是第一性的东西，是创造万物的根本，“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有理。”这又跟老子所说的那种“先天地生”的“道”一样了。理基于这种本体性、本源性的特点，是永远存在、万古不灭的，“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是在这里。”“理”在这里被朱熹赋予了一种超越的、先验的神秘性色彩，有人就把它理解为基督教的上帝并不为过。宋元明清的统治者就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封建纲常秩序。
其三，“理”具有自然、社会的普遍规律和人的思维法则的含义。如朱熹所说“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也可以理解为凡事物皆有条理、规律，“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也未有无气之理”，规律不是凭空而在、无依而存的，它要寓存于具体的事物而彰显。具体的事物离却了规律便无法运行、无法存在。万事万物都体现了宇宙间的基本规律，“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物我一理”。应该说，朱熹的这种哲学近乎唯物论。
其四，理吸收了儒、道、释三家义理，是三教融合的最高范畴。早在隋唐时期，就有人提出“三教合一”的构想，但多是在信仰层面和习俗层面上，而在精神和哲学义理层面达到内在“合一”的，直到朱熹才完成。朱熹创立其学说体系时，始终就以“辟佛老、正人心”为己任，如果你说他吸收了道家和佛家的学说，他可能会断然否认。然而，他所构建的以“理”为核心的哲学本体论，在原始儒学那里是不曾有过的，所以，人们把他的理学称为“新儒学”。这个“新”，就是他吸收了佛、道哲学而把儒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所以说，没有朱熹理学，就没有中世纪独树一帜的中国哲学；没有佛教的长期影响，也就不可能产生朱熹哲学。
朱熹理学还充满着辩证法。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曾指出，正是由于朱熹的理学传到了欧洲，才使得欧洲出现了“有机论哲学”，并在宇宙观上影响了欧洲近代许多著名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李约瑟还把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跟朱熹哲学相比较，认为前者只不过是对后者的科学化。总之，朱熹及其所创立的理学，是最早传出中国国门、对世界产生影响的中国思想家和中国思想体系，朱熹理学不仅仅属于中国，它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二、戴震与朴学
讲完了朱熹，再来看看戴震。
（一） 戴震的生平
戴震（1723-1777），字东原，是我国18世纪中叶著名的考据学家、自然科学家和思想家。戴震生处“康乾盛世”，自幼家境贫寒，其父母靠四处经营小买卖兼贩布为生。戴震10岁发蒙，18-20岁期间曾随其父奔波于江西、福建等地，靠一边经营一边教书以维持生计。20岁时与同乡郑牧、汪肇龙、程瑶田、汪梧凤、方矩、金榜等人师从婺源名儒江永，学习礼经、推步、音韵及文字训诂，深得江永经学旨趣。这一时期，戴震在经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戴震对朱熹理学由早年的敬崇到怀疑，进而拿起批判的武器，被当地豪强显贵视为异端，初以侵占戴氏祖坟加以凌辱，继而又想借文字狱加害于戴震，迫使戴震于32岁那年“避仇入都”，先后在北京、扬州等地过了10年颠沛流离的避难生活。
戴震以其渊博的学识，与当时在京的著名学者如纪昀、钱大昕、朱筠、王鸣盛、王昶等人交往频繁，得到他们的推崇。据其弟子段玉裁记，戴震在京暴得大名，时贤名儒“叩其学，听其言，观其书，莫不击节叹赏”，“名公卿争相交焉”，至使“海内皆知有戴先生矣”。35岁时，戴震又识惠栋于扬州，惠、戴是日后学界公认的汉学领军人物。40岁时中乡举，但此后连续六次入京参加会试，均不及第。50岁时，曾主讲浙江金华书院，后由纪昀等人推荐，入四库全书馆任纂修官。52岁被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54岁病逝于四库全书馆篡修官任上。
段玉裁在《戴东原先生年谱》上记载，戴震10岁才会说话，大概是聪明积累的时间久了，随塾师读书，看一遍就能背下来，每天背几千字还不肯停止。塾师教《大学章句》至《右径一章》以下。戴震问塾师：怎么就知道这是孔子的话，而曾子传述，又怎么知道是曾子的意思，而是学生记下来的呢？塾师回答他说：这是朱文公说的。他马上接着问：朱文公是什么时候的人？塾师回答他说：宋朝人。戴震又问：曾子，孔子是什么时候的人？塾师说：周朝人。戴震又问：周朝和宋朝相隔多少年？塾师回答：差不多有两千年了。戴震听后又马上问：既然这样，朱文公又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塾师无法回答，惊叹道：“此非常儿也！”[6]
这就是著名的“戴震问师”的故事，梁启超认为戴震这一早年的行为对清代思想文化产生了影响，指出“此一段故事，非惟可以说戴氏学术之出发点，实可以代表清学派时代精神之全部”。[7]这个评价虽高，但不过分。它反映了戴震从小在学问上就持一种怀疑主义的和事实求是的精神，按胡适的话说，这就是一种“科学精神”。此种精神为戴震日后成为一代学术宗师和启蒙思想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也影响了整个清代中后期直至近代的中国学风。
（二）戴学的构成
戴震一生困顿，却成为乾嘉年间的“卓然一代考据大师”，是清代第一学者。如梁启超说：“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
清代学派主要有“汉”、“宋”之分，而“汉学”实为考据之学。但以考据为基本手段的治学方法，并非清代才产生，而是历代学者整理历史文献时所普遍使用的方法，从孔子至汉唐迄至两宋与明清，每朝每代都相继出现了一批考据大师。不过，把考据作为治学的目的并以考据手段为主要特征而形成一独立学派，这确是乾嘉时期才出现的事。乾嘉考据学又名小学和朴学，在谈及皖派朴学之前，我们有必要把这几个名词的来源和异同搞清楚。
据江藩、梁启超、刘师培等人的考辨，“汉学”一词最早见于惠栋的《易汉学》，作为专用学术名词，则始于惠氏弟子臧琳——“闭门穷经，研覃奥义，根究故训，是为汉学之始。”一个“汉”字，表明这种训诂考辨的功夫始于汉代；“朴学”一词初见于《汉书·儒林传》，晚清章太炎专以“朴学”二字指称戴震一系的皖派考据学，说皖派“近世为朴学者”[8]
但在此之前，皖派学者只认可“经学”这一名词，而不愿称其为“考据学”。如焦循举凡程瑶田、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钱大昕，不赞成“考据”一说，“仲尼之门，无所谓考据也。……不知起自何人，强以‘考据'名之，是直当以经学名之，乌当以不典之称之所谓考据者？”[9]“考据”无典可寻，而“经学”一词，始见《汉书·倪宽传》：“（倪）见上，语经学，上说之，从问《尚书》一篇。”然而经学却又有西汉今文经与东汉古文经之分，清代之“汉学”实宗于古文经学，所以又称为“东汉学”。王茂先生云：“乾嘉考据学，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学风。……考据是相对于专讲‘义理'的宋学而言的；相对于文章，它又称‘朴学'；就其重实证，又称‘实学'；就其取证特重汉儒经注，又称‘汉学'；就其在理论上尊崇原始儒学，又称‘古学'。其实是一回事。”[10]
至于“小学”之谓，也起于汉代。“大学”和“小学”，最早都是指国家设立的学校。西周设于王城及诸侯设于国都的学校统称“国学”，“国学”又分大学与小学，如《礼·王制》载：“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大戴礼·保傅》云：“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一般认为，礼、乐、射、御为“大学”，书、数为“小学”，两者合称“六艺”。后世则以“小学”专指中国的语言文字学，而对文字书写与发音的辨析、训诂又是清代朴学的基本功底，故人们又常以“小学”代“朴学”。
当然，朴学不单纯是语言文字学，语言文字的训诂和考辨只不过是治学的方法，它涉及的范围却非常广泛，诸如文字、音韵、金石、测算、典章制度、地理、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等诸多学术领域。清代考据学始于顾炎武，阎若璩、胡渭、毛奇龄、陈启源、姚际恒、万斯同、顾祖禹等人也是先躯者。
总括戴震的学术贡献，主要有如下几项：
1、集朴学之大成。
戴震作为乾嘉考据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各方面都有极深的造诣。
（1）在音韵、文字方面，突破和超越了前人。顾炎武曾分古韵为十部，江永分为十三部，戴震则分为九类二十五部，他在继承顾炎武、江永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故纪昀称赞说：“戴君深明古人小学，故其考证制度字义，为汉已降儒者所不能及，以是求之圣人遗经，发明独多。”[11]这是说，戴震的音韵和文字学成就，多是个人的发明创造，是超过古人的。
（2）在名物、制度、经籍的考证方面，辨伪纠错颇多。如《考工记图》一书，对《考工记》本文和郑康成的注，多所订正。又如《尚书·尧典》有“光被四表”一语，以前从未产生过疑问，戴震却根据《孔安国传》、《尔雅》等书，认为“光”是个错写，应作“横”。
（3）在数学方面，正如近代学者的评说：“他精通算学，在当时算得上一位算学大家”。戴震的数学著作主要有《勾股割圆记》3篇，《策算》1卷，《准望简法》、《割圆弧矢补论》、《方圆比例数表》各1卷，并附《勾股割圆全义图》1卷、手稿合为1册、《藏府算经论》4卷、《九章补图》1卷、《刊九章算术序》、《夏侯阳算经跋》等。
（4）在古天文学方面，成绩显著。据不完全统计，戴震在天文学科领域内出版的著作就有《原象》、《迎日推策记》、《九道八行说》、《周髀北极璇机四游解一》、《周髀北极璇机四游解二》、《记夏小正星象》、《与丁升衢书》、《再与丁升衢书》《历问》1卷，《古历考》2卷，《续天文略》3卷，《释天》4卷，《周礼太史正岁年解》2卷，《观象授时》14卷等。
（5）在地理学方面，戴震被誉为“地学大师”。如，段玉裁曾亲眼看见他“用裴秀法”绘制地图。再如，1769年，戴震应山西汾州太守孙和相聘请纂修《汾州府志》34卷，戴震逐条逐项详细审核旧志并进行实地考察，仅沿革一栏，就辨正错误6处，《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称戴震修的《汾阳县志》：“结构谨严，一扫前志之荒芜，纲举目张，诚方志中之善本也。”
戴震任《四库全书》篡修官时，花了10年时间3次校堪《水经注》，计补其缺漏者2128字，删其妄增者1448字，正其臆改者3715字。正因为有了戴震的心血，我们今人才能看得懂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这样一部千年不懂之书。此书得乾隆皇帝御诗褒奖，其诗云：“悉心编纂诚堪奖，触目研摩亦可亲，设以春秋素臣例，足称中尉继功人。”[12]据载戴震逝世后10余年，乾隆皇帝“以震所校《水经注》问南书房诸臣曰:‘戴震尚在否？'对曰：‘已死。'上惋惜久之”[13]
2、创皖派之显学
皖籍学者历来有注重考证的传统。如宋代有休宁程大昌著《禹贡论》、《考古编》，明清之际有歙人黄生撰《字诂》和《义府》，稍后又有姚际恒著《古今伪书考》，姚被梁启超称为“疑古的急先锋”。再后又有婺源人江永疏《十三经》，撰《古韵标准》、《礼经纲目》、《深衣考误》。江永的同乡汪绂著《参读礼志疑》、《易经诠义》、《春秋集传》等。黄生、姚际恒、江永、汪绂均为皖派朴学的开拓者，而后江永的弟子程瑶田、金榜和戴震同是清代徽州朴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至乾嘉时期，考据学逐渐形成了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如焦循说：“近世以来，在吴有惠氏之学，在徽有江氏之学、戴氏之学，精之又精。”[14]然而，明确以吴、皖地域之名冠名两派之学的，始作俑者为章太炎。章氏本人跟皖派有着深厚的学术渊源，其师俞樾是皖系嫡派，如章氏所指出的：“近世德清俞樾、瑞安孙诒让，皆承念孙之学。”[15]而王念孙是戴震的亲炙弟子，章太炎自然也是戴震的传薪之人了。
吴、皖两大劲旅，皖派是集成者，是戴震把乾嘉朴学推向了高峰。吴、皖两派虽然承袭汉代的古文经学，但其学风有异，意旨有别。其一，正如章太炎所说，吴派“凡古必真，凡汉皆好”，一时间如梁启超所说：“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16]而戴震的皖南学派主张“事实求是”、“务求其真”。已故的王茂先生曾说，吴、皖两派的相异主要是学风的不同，“戴震主求是，而惠派主求古”；其二，吴派“不问‘真不真'，惟问‘汉不汉'”，所以是名副其实的“汉学”。而江永、戴震一系的皖派却是“由宋学而兼汉学”、“汉宋兼采”，戴震晚年又写了《孟子字义疏正》，阐述了自已的义理之学，故章太炎说：“戴震，则实为宋学家，非汉学家也。”[17]其三，鉴于上述两点，皖派突显了自己的学派特色，即：不盲从先贤古籍，提倡怀疑主义。
总之，吴、皖之学不是两个对立的学派，而是学术宗旨相通，学术成就相彰，学术群体互为师友的同一学术流派，即乾嘉考据学派。尽管如此，但在近人看来，汉学主要指吴派，而朴学主要指皖派，“皖派朴学”在考据学的成就上反超吴派，乃是以其态度严谨、方法缜密而取胜的。故章太炎说：“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密严瑮，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矣。”[18]这算是对吴、皖两家的一种价值判断吧！
在皖派学者中，江永是戴震的师辈，程瑶田、金榜是戴震的同辈，其余的如歙人汪莱、凌廷堪、程恩泽、洪榜，绩溪人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翚（学界称“绩溪三胡”），黟县人俞正燮等都是戴震的学生辈。需要指出的是，皖派朴学的学者并非都是徽州人，从清代方东树到近代梁启超等人，又从“皖南学派”或“徽州学派”中分出“扬州学派”，其领袖人物为焦循、阮元，主要人物有凌廷堪、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汪中、黄承吉、任大椿、孙星衍、孔广森等。其中焦循是扬州人，阮元是江苏仪征人，段玉裁是江苏金坛人，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是江苏高邮人，孔广森是山东曲阜人、任大椿是江苏兴化人，孙星衍是江苏常州人，而凌廷堪、汪中、黄承吉虽然祖籍是徽州人，但实际上却是江苏海州人和扬州人。正是这个不拘于徽籍的学术群体构成了戴震皖派朴学的强大阵容，故有人称之为“徽扬学派”。
焦循和凌廷堪是戴震的私淑弟子，段玉裁、王念孙则是戴震的及门高足，阮元则问学于焦循和凌廷堪。皖派朴学源于江永，创成于戴震，其后传人不绝，一直延申至近现代。如：以朴学见长的现代国学大师黄侃和吴承仕，都是章太炎的学生。黄侃是湖北蕲春人，吴承仕是安徽歙县人，由于吴承仕是北大教授，故与黄侃并称“南黄北吴”。皖派朴学传至“南黄北吴”嘎然而止，跨越三个世纪，历时200余年。
徽州朴学派的主要传承谱系为：
┏段玉裁─江有浩
┍戴 震─┠王念孙┰阮 元
江永┝程瑶田 ┠焦 循┗陈 奂─俞樾─章太炎┯ 吴承仕
┕金 榜 ┠凌廷堪┯胡匡衷 ┕ 黄侃
┗洪 榜┕胡培翚
3、倡实学之精神
明清之际涌现了一股“经世致用”和“疾虚求实”的实学思潮，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颜元、李塨为其代表。胡适《戴东原的哲学》中把戴震看成是颜李学派的南方传人，并把戴震思想与西方的“拒斥形而上学”的实用主义思潮相提并论。
“实学”二字无疑含有实用、实际之学的意思，即今日所说的“应用科学”。但“实学”二字在戴震那里同时包含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实事求是的学风和求真、求实、求是的治学精神与方法。朴学的原意就是“质朴无华之学”，自然是实学的一种。钱大昕就称赞戴震“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19]，自谓其《廿二史考异》也做到了“唯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20]；凌廷堪更是推崇戴震治学的“事实求是”精神，说：“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如六书、九数及典章制度之学是也”[21]；阮元表示他本人：“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22]这些都反映了皖派学者的实学精神和科学态度。
皖派学者们不仅推崇汉代经学之“纯粹”，还高度赞扬以戴震为代表的清代朴学家的“笃实”与“实事求是”作风，并以“实事求是”为武器来反对“虚学”之“空疏”。如阮元说：“汉书云，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后儒之自遁于虚，而争是非于不可究诘之境也。岂河间献王竟逆料而知之乎。我朝儒者，束身修行，好古敏求，不立门户，不涉二氏，似有合于实事求是之教”[23]，又说：“后之学者，喜空谈而不务实学，薄艺事而不为，其学始衰，降及明代，寝以益微。”[24]此处笔锋所向显然是理学末流。“实事求是”为皖派朴学治学的不二法门和旨趣所归，只有运用实事求是的方法才能考订古籍，疏通文理。在实事求是的同时，还要解放思想，不能盲从古人和古籍上的注疏，因为前人的注疏诸义“亦有是有非”，一定要具体分析，“从注可、违注亦可”，重在“求其是”[25]。
“实学”之道，还贵在实行、实践。如阮元解《论语》首句“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指出，“学而时习之”不是指一边学习一边复习，而是指不光要背诵书本，还要去按背诵的书本知识去做、去行，这样，“学而时习之”的意义才是完全的。否则，还有什么“乐”字可谈呢？“圣贤之道，无非实践”[26]，实证、实行、实践、实政、实事……这些，才是学问的终极目的。
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朴学家们所倡导的“实事求是”学风实际上是一种科学精神，这种精神不仅陶炼了明清实学传统中的“实事求是”派，而且影响深远——“戴学所被，不徒由皖而苏而浙，且及于齐、鲁、燕、豫、岭、海之间矣。”它直浸20世纪，对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和接引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发挥了很好的铺垫作用。
4、融中西之要义
晚清之前，“西学”一词不包括政治社会科学，专指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技术，即“质测之学”。清乾嘉年间，中国的数学和自然科学研究者如宣城梅文鼎等人，无不在研探“西学”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学术体系。载震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也正是在接引“西学”的充分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如戴震的《策算》一书，是中西数学沟通和碰撞的具有代表性的一部专著；其所著《勾股割圆记》完全采用西法三角八线，并发展了梅文鼎、江永对三角学的阐释，是其又一部中西融合的研究成果；他用中西会通的方法解释中国古籍《周髀算经》，展示了其学贯中西的渊博的天文学知识；他在讲授《观象授时》一书时，完全采用了当时世界最新的天文历算知识，使听者以为闻所未闻。戴震在学术实践活动中这种打通中西的做法，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非常前卫的。然而，戴震和他的弟子阮元等人鼓吹“西学中源”说，对后世也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5、发启蒙之嚆矢
如果我们认为戴震仅是一位朴学家、实学家或科学家，那就错了。戴震同时是一位崛起在清代中期的大哲学家。他的义理之学或“新哲学”奠定了戴震作为十八世纪中国封建时代的早期启蒙主义思想家的历史地位。戴震临终一月之前在给段玉裁的信中写道：“仆生平论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不得不作。”[27]这是说，他的“义理之学”（哲学）比他的考据之学重要得多，他要用孟子来匡正被宋明理学扭偏了的人心。但正是《孟子字义疏证》这本戴震生平最看重的著作，使戴震晚年归于沉寂。直到近代，随着启蒙运动的深入和民主革命的需要，经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胡适等学者的宣扬，戴震的哲学才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逐渐为学界和思想界所重，戴震作为十八世纪启蒙主义思想家的历史地位才被确立。
戴震从他的“血气心知”的气一元论哲学出发，对于宋明理学的批判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揭露宋明理学“借阶释、老”而具“僧侣本性”的实质，二是痛斥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趋向。戴震指出，宋儒都发誓要辟佛，孰不知已经中了老、释之毒而不自知，常在解释《六经》时混杂佛、老之言，还硬说这是继承的孔、孟道统。因此，宋以来“人人禅子，家家虚文”，出现了“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的局面；戴震痛斥宋明理学家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宗旨，指出，理学家借口“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结果是“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天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28]正是在理学家“存理灭欲”说的遮掩下，封建统治者导演了一幕幕血淋淋的“以理杀人”的悲剧。如果说，跟戴震同时的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用小说的形式，用感性的画面，用一条条年轻貌美的女子的生命，控诉了封建礼教的“以礼杀人”，那么，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则用理性的雄辨、犀利的语言，揭露了程朱理学的“以理杀人”。
我们认定戴震哲学的建构是“反理学”开始的，但这并非完全割断了戴震跟朱熹的学脉联系。况且，朱熹要灭的“人欲”应该指膨胀的私欲，而非正当的一切之欲。如朱熹说：“人心是此身有知觉有嗜欲者，如所谓‘我欲仁'，‘从心所欲'，‘性之欲也，感于物而动'，此岂能无? 但为外物诱而至于陷溺，则为害尔。……且以饮食言之，凡饥渴而欲得饮食以充其饱且足者，皆人心也。然必有义理存焉。有可以食，有不可食。……此道心之正也。”[29]总之，戴震对朱熹理学大致有一个从早期的怀疑进而在晚年发起批判的心路历程。对于这个心路历程，我们于此处就不赘述了。
三、儒风浩荡的徽州
从朱熹生年到戴震出世计有593年，从戴震亡至今日达329年，共计922年。减去“五四”以来的87年的现代史，在长达835多年的历史时期内，徽州六县可谓儒风浩荡，士林伟岸，书香传世，人才辈出。这些，都跟朱熹的新儒学有关。
（一）朱子之学与新安理学
“新安理学”一词所出较晚，最初见之于明代休宁学者朱升的《朱枫林集》屝页之上，清代休宁赵吉士在其著作《泛叶寄》中也有“新安理学”的篇名。所谓“新安理学”，顾名思义，它是由两个概念组成的——“新安”是古地名，即后世之徽州；“理学”指的是学派、学说，具体来讲，就是朱熹的新儒学。这两个概念组成一个概念，专指具有地域色彩由徽州学者传承、流行在徽州的朱熹理学。宋明时期，徽州出现了一个由徽籍学者组成的理学家群体，明代休宁人程瞳写了一本《新安学系录》，从程颢、程颐算起，至明弘治年间止，共记录了112位新安理学家的事迹和主要学术观点。此处仅将赵吉士所录12位宋元新安理学家列出，从中可揣其大概。他们是：
朱熹（宋·婺源）——程大昌（宋·休宁）——程若庸（宋·休宁）——胡方平（宋·婺源）——胡炳文（元·婺源）——陈栎（元·休宁）——倪士毅（元·歙县） ——汪克宽（元·祁门）——赵汸（元·休宁）——潘荣（元·婺源）——郑玉（元·歙 县）——朱升（元·休宁）
据史所载，程大昌，休宁人，是当时跟朱熹齐名的新安理学家，也是朱熹的学友；程若庸，南宋休宁人，从学于饶鲁（学者称双峰先生），饶鲁是朱熹学生黄榦的高足，朱熹的再传弟子，故程若庸是朱熹的三传弟子；胡方平，南宋婺源人，朱熹的四传弟子，其子胡一桂也是元代新安著名的理学家，史称“易学世家”；胡炳文，元代婺源人，继承家学，并跟朱熹从孙朱洪范学《书》、《易》，笃志朱子学；陈栎，休宁人，元代著名学者和教育家，从师黄智孙，黄学渊源于婺源滕璘、滕珙，二滕皆朱熹高足，陈栎为朱熹四传弟子。陈栎平生治学，专以朱熹为宗，尝云“有功于圣学者莫若朱子。朱子殁未久，而诸儒之说往往乱其真，乃著《四书发明》”[30]，故吴澄称其“有功于朱子者为多”；倪士毅，元代歙县人，陈栎弟子，撰《四书辑释》，乃是取其师陈栎之《四书发明》与胡炳文《四书通》，加以删正而成，崇朱子一家之学；汪克宽，元代祁门人，其祖父汪华是饶鲁的学生，为朱熹学生黄榦的再传弟子。克宽十岁时，其父以《双峰问答》授饶鲁所传之学，后又随父至江西浮梁问业于吴仲迂；赵汸，元末明初休宁人，受业九江黄泽，而“泽于名物度数，考核精审，而义理一宗程、朱”[31]，赵从黄习《春秋》之学。另据汪仲鲁《东山存稿原序》中说，赵在15岁时，就已“学于祖叔古逸先生之门”，受朱子之教；潘荣，元代婺源人，字伯诚，号节斋。潘荣未载于正史，也不见于程瞳《新安学系录》，已鲜为人知，但曾是名声显赫的新安理学家，通经史，著《通鉴总论》，撰文百篇，宋亡后，拒履元地，隐居不出；郑玉，不见于程瞳所录，元代歙县人，著名教育家。郑玉“尤邃于《春秋》，绝意仕进，而勤于教学。门人受业者众，所居至不能容”，于是筑师山书院[32]，实行体用结合、昼耕夜读教学法，后世同徽州籍教育家陶行知与其颇多相似；朱升，元末明初休宁人，先后师从陈栎、黄泽等理学大师，开馆讲学于紫阳书院、商山书院、歙县石门、郑庄等地，人称枫林先生。朱升19岁中秀才，46岁中举人，50岁任池州路儒学学正，不弃耕作，“春深雨足长青草，数亩山田自可耕”，著有《前图》2卷、《枫林集》十卷传世。据《明史》载，朱元璋与陈友琼争夺天下，问计于朱升，朱升献了三策，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33]。朱元璋当上皇帝后，意欲重封朱升，但朱升执意回归故里，开馆教学，直至老死。
赵吉士还记载了宋元明三朝“休宁理学九贤坊”，他们是程大昌、吴儆、程若庸、陈栎、倪土毅、朱升、赵汸、范准等人。除此之外，明清两朝新安理学还有程敏政、范晞阳、程曈、汪循、游震得、汪云蛟、程云庄、施璜、吴日慎、江永、汪绂等大儒。
由此可见，新安理学是朱子之学在其故土的传播。朱熹生前跟徽州有着很深的感情，除款题和签名以“新安朱熹”四字之外，在其书信和诗文中常流露出对故乡的思念。如：“此夕情无限，故园何时归。”他对徽州故土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徽州人也以这样一位同乡有着强烈的自豪感。朱熹生前二次回徽州婺源等地省亲、讲学，每次都达数月之久，其间作《婺源茶院朱氏世谱后序》一文，并说“吾家先世居歙州之篁敦。”朱熹生前的返乡，在徽州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由此开掘了“新安理学”的源头，朱熹本人也被奉为“徽国宗主”。朱熹所创的理学长期支配着徽州的思想文化领域和社会生活，使得徽州不仅是“程朱阙里”，而且是名副其实的“东南邹鲁”。
（二）儒学传承与儒商理念
朱熹的“婺学”是二程理学南传的正宗。程门弟子众多，最著名的有谢良佐、游酢、吕大临和杨时，世称“程门四先生”。据《龟山先生年谱》记载，程颢的学生大多是西北人，只有一个杨时系南方人。杨时(1053—1135年)，福建南剑州将乐人，他先后求学于程颢、程颐，深得二程赏识。据《龟山先生年谱》记载，杨时擅解程颢的义理，深得颢欢心，每次见面，无话不谈，颢“独以大宾敬”之。后来杨时辞归，明道“目送之曰：‘吾道南矣！'明道没，又见伊川于洛。”[34]据载杨时和游酢有一天去拜见程颐，“伊川偶瞑坐，先生与游定夫侍立不去，伊川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35]理学中有“程门立雪”的典故，指的就是这件事。北宋末南宋初，杨时倡学东南，以二程理学宗旨授徒，东南学者推其为程氏正宗。杨时在无锡创立东林书院，讲学十八年。明代江南的“东林党”事件，就跟这个东林书院有关系。
二程之学南渡后，杨时传于罗从彦，从彦传于李侗，李侗再传至朱熹——朱熹是二程的四传弟子。至元代，金履祥在《濂洛风雅》中尊周敦颐为理学开山祖师，以周敦颐——二程——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黄斡——何基——王柏为理学传承的正统世系。杨时则成了理学由二程到朱熹之间发展的重要过渡人物，如下图：
宋代理学正统世系示意图
三吕（吕大防、吕大均、吕大临）
张载（关学） 范育
周敦颐 北传（略）
（濂学） 谢良佐 陆九渊
二程（洛学） 南传
杨时 罗从彦 李侗
王柏 何基 黄斡 朱熹
（闽学）
杨时南传理学一系对江南文化影响颇深。大约也就在杨时渡江讲学的同时，宋室南迁，中国文化重心南移，至明清，江南成为中国文化、教育的中心。科举考试取士人数的多寡，是明清时代衡量一个地区文化、教育和儒学发达程度的重要指标，历来被重视。如清代共取进士26815人，江南为4013人。进士的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加之各省举人会试的会元，江南之地遥遥领先，清代举行殿试112科，有15科三鼎甲也全部被江南人包揽。
以清代会元以上学位录取人数最多的江苏、浙江、安徽、直隶和山东为例，列表如下：
省份
会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传胪
江苏
40
49
26
42
27
浙江
32
20
29
27
29
安徽
9
9
7
4
12
直隶
11
4
7
6
9
山东
6
6
5
3
4
（引自汤仁泽：《宋学南移和江南儒学》，《史林》2002年第4期）
表中显示，江苏184人，浙江137人，安徽41人，直隶37人，山东24人。其中，江浙人数最多。江苏状元人数占全国40%以上，在全国遥遥领先。安徽获状元只有9名，看上去数居第三。这九名状元黄轩、金榜、吴锡龄、赵文楷、洪莹、龙汝言、戴兰芬、李振军、孙家鼐都是本籍人，但还有祖籍安徽、侨居外省的寄籍状元15名计入外省了，其中大部分是徽州人，其中江苏10人，他们是吕宫、徐元文、戴有祺、汪绎、汪应铨、毕沅、潘世恩、吴信中、洪钧、黄思永；浙江3人，他们是金德瑛、汪如洋、王以衔；江西2人，他们是载衢亨、汪鸣相。其实，皖籍状元共计24名，居全国第二，约占全国状元总数的21.05%。
徽州还有“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的佳话，“三殿撰”指乾隆年间的三状元：乾隆三十六年辛卯状元黄轩（休宁人），乾隆三十七年壬辰状元金榜（歙县人），乾隆四十年乙未状元吴锡龄（休宁人）；“四翰林”指同治十年辛未同科得庶吉士的四人：洪镔、郑成章、黄崇惺、汪运錀。四翰林都是歙之西乡人，皆沿丰乐溪滨，所居相距仅十里。
朱熹的新儒学对徽州的影响不仅仅反映在文化、教育上，还反映在徽州的风俗民情上。影响中国二百年的徽商被称为“儒商”，这一“儒”字，直接跟朱熹的新儒学联系起来。徽州在明清两朝之所以出了如此众多的进士、状元和在朝为政的显官重臣，跟徽商密切相关。徽商受朱熹理学的长期熏习和影响，虽为商人，却“贾而好儒”、“亦士亦商”，始终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积财千万，无过读书”，科举入仕始终是金光大道。这一心理信念，在徽商的“新四民”观中就反映出来。传统的“四民”序列是“士农工商”，在徽商那里却是“士商农工”。这种“新四民”观固然提高了商的地位，加强了商跟士的联系，但士仍然居于其它阶层之上。“新四民”观指导徽商一方面用经商所赚的钱拿来资助子弟读书进取和科考入仕，另一方面在社会生活、道德风尚和精神层面上强化朱熹理学的教化作用和影响力，并在商业经营活动中把儒家的诚信观、义利观融入到徽商的价值理念和精神世界内。徽商强调“崇德”和“治生”相结合，主张“诚信为本”、“进德修业”、“以义取利”、“利缘义取”，这都是儒家思想在徽商观念和商业活动中的体现，是徽商之所以被称为“儒学”的重要特征。商儒并行、贾学两旺、以商辅学，以学涵商，徽商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二百年，究其原因就在这里。近代徽商没落了，究其原因，也与此有关。因为徽商作为宗法乡族纽带维系的商业群体，其资本主要是在流通领域中借凭读书入仕所营造的官僚政治权利而积累起来的，这种商业形式是跟中国封建宗法制度和小农经济的社会性质相适应的。而当社会性质发生转型之时，它就不可避免地要随着宗法官僚制度的解体而趋于衰落。
四、结语：从朱熹到戴震的现代启示
朱熹哲学诞生在12世纪，那时欧洲正处于黑暗的中世纪中，除阿奎那之外，整个欧洲几乎找不到像朱熹这样的大哲学家。戴震的朴学和哲学虽然在18世纪的中国具有进步意义，但在当时的世界上却不是最先进的科学。18世纪的欧洲，近代自然科学已经诞生，资本主义经济和工业化运动进入成熟阶段，相比之下，封闭的中国大大落后了。但戴震哲学在中国近代所发挥的作用却是进步的、革命的，相反，朱熹哲学却成了进步和革命的对象。
通过本讲，我认为，可以得到如下一些启示：
（一）、复兴民族文化要整合本位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
朱熹生于十二世纪，面对外来文化——佛教长达一千年的渗透和外族的入侵，以儒学为代表的民族本位文化不仅受到蚕食，而且已经丧失了创新的活力，在外来文化面前日益捉襟见肘，民族生命之根受到动摇。文化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就如同一个人的灵魂，灵魂在，人就不死，否则，即使还活着，那也只是行尸走肉。朱熹以复兴和传承民族本位文化为己任，以“为往圣继绝学”为其历史使命，创立了博大精深的新儒学思想体系，把发轫于二千多年前的中国哲学推向了历史的至高点和当时世界先进文化的前沿，其历史功绩不在孔子之下。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把公元前6世纪称为世界的“轴心时代”。当时世界上有四大文化轴心——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这是因为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有老子、孔子，印度有释迦牟尼，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财富。“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36]值得注意的是：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这四大文化轴心跟我们通常所知道的“四大文明古国”不尽相同，因为他衡量古文明的尺度不是地面上的巨石和建筑，而是哲学、文化和思想体系。只有那些拥有原创性、独创性思想体系的民族，才能对世界历史造成影响，因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古国”。君不见，古埃及和古巴比伦除留下那些让人凭悼的金字塔和一些遗迹之外，他们什么也没有留下，甚至连创造这些古代文明的民族主体也不知去向。其实，这些古老民族的后代都还在，血肉之躯在繁衍，但由于缺少独创的精神价值体系，因而失却了灵魂和记忆，他们完全、彻底地被别的民族和文化征服了、同化了。
有一些文明出现了短暂的沉寂，如古希腊。但它们依靠自身文化的潜力仍然能够得到复兴，欧洲的文艺复兴就得力于希腊文明的感召。当中国的文明传统在经历印度佛教的侵入之后，朱熹又使它回到了孔孟和老子之道。然而，朱熹并没有把外来文化仅仅当成一堆废物，而是化腐朽为神奇，把外来文化变成本位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如毛泽东所说：不是吃了狗肉就变成了狗肉，而是吃了狗肉把它变成自己身体上的肉。
（二）求真、求实、求是的皖派朴学传统是值得永远发扬的科学精神
戴震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虽然不能跟朱熹相比，但作为清代的第一学者，其创立的皖派朴学无论在徽州土地上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影响深远。尤其是戴震极力主张的求真、求实、求是的治学态度和思想方法，继承和发扬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科学精神，一直影响到近现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创始人如陈独秀、毛泽东等人，早年都受到过清代实学思想的影响。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上学时，当时的校长徐特立就手书“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挂在一师的大门口作为校训，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又把这四个字手书后送给抗日军政大学。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就是实事求是的路线，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然而，它却渊源于我们民族自己的文化传统。
早在1902年，梁启超在其所著《清代学术概论》就指出，以戴震皖学为代表而达到鼎盛的清代朴学，首开“以复古为解放”之风。如说：“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37]然其能解放者，实得益于“实事求是”之精神也。邓小平先生有一篇著名的讲话，叫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中所揭示的“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之间的辩证关系，实得力于我国传统的哲学智慧，其跟清代实学学风对近代启蒙运动的影响是一脉相承的。
（三）理论创新是中华民族的当务之急
21世纪的中国不再是朱熹的12世纪和和戴震的18世纪，中国继汉唐以后重新崛起，中国的经济以超过10%的速度发展着，“中国制造”的产品充斥世界各地。不过，令人担忧的是，什么时候这些“中国制造”能统统都变成“中国创造”？在全世界每年都有数以千百计的新发明、新创造、新专利出现之时，我们还能只以“四大发明”而自矜吗？当然，中国人的原创能力不应受到质疑，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该有一个创新型的文化和体制。当全社会都在鼓励创新、支持创新、营造创新的氛围时，中国人民的创新能力总会爆发出来。而创新——首先应该是理论创新和观念更新，只有理论创新了，观念更新了，才能为其它的所有创新开辟道路。这就是朱熹、尤其是戴震带给我们的启示。
[注释]：
[1] [5]黄宗羲：《宋元学案·晦翁学案上》第二册,第1496、1495页，中华书局，1986年
[2]《宋史·刘勉之传》）绍兴十八年(1148)，朱熹进士及第，试题为《创业守文之策》
[3]朱亨道:《陆九渊集》卷三六《年谱》
[4]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丁集
[ 6]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戴震文集》第216页，中华书局，1980年
[7][16][3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28、60、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
[8][15]章太炎：《訄书·清儒》《章太炎全集》第三册第481、157页，上海人民出版1984年
[9][14]焦循：《雕菰集》卷十三，《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
[10]王茂等：《清代哲学》第584，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
[11]纪昀：《纪文达公遗集》卷八《考工记图序》
[12]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戴震集》第一册，第457-45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13]《清史稿上》第1508页，《列传二百六十八·儒林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17]转引自张昭军：《章太炎与清学史》，《中化文化论坛》2003年第3期，第94页
[18]章太炎：《检论》卷四，《清儒》
[19]钱大昕：《戴先生震传》，《潜研堂集》卷39
[20]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自序
[21]凌廷堪：《戴东原先生事略传》，《校礼堂文集》卷35
[22]阮元：《研经室集》《自序》
[23]阮元：《惜阴日记序》《研经室三集》卷5
[24]阮元：《里堂学算记序》，《研经室三集》卷5
[25]阮元：《论语一贯说》《研经室一集》卷2
[26]阮元：《大学格物说》，《研经室一集》卷2
[27]戴震：《戴震全书》之三十五《与段茂堂等十一札》之第十札
[28]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理》，《戴震全书》卷六，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161页
[29]《朱子语类》卷六十二
[30]《元史》卷一百八十九，《列传第七十六·儒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31]《元史》卷一百八十九，《列传》第七十六·儒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32]《元史》卷一百九十六，《列传第八十三·忠义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33]《明史》卷一百三十六，《列传二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34] [35]黄宗羲：《宋元学案·龟山学案》第二册，第944页，中华书局，1986年
[36](德)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14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附：讲后答问
问：张教授，听了您精彩的演讲，很受启发。请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徽商在近代没落了？面对现在以温州商人为代表的浙商的崛起，徽商应该怎么办？
答：我不是专门研究徽商的，但对你这个问题肯定也有过自己的思考。首先，徽商的衰落有我刚才讲的原因，即乾隆未年课税捐输日益加重，徽商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在盐业和典当行业受到沉重打击后，徽商只能靠经营茶叶支撑残局了。此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徽商毕竟是靠宗法的乡族关系为纽带而结成的商业群体，它的资本又主要是在流通领域中借凭官僚政治权利积累起来的，这是跟中国传统的封建宗法政治制度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况相适应的，但当社会性质发生根本变化时，它就不可避免地要随着宗法官僚制度的解体而趋于衰落。
徽商是个历史概念，其鼎盛的时期也就在明清两朝的二百年间，乾嘉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徽商更是个地域概念，仅就徽州六县而言。如果今天的安徽商人重新崛起了，我们应该称他为“新徽商”或“皖商”，而不应该叫徽商，因为它跟历史上的徽商没有任何关系。徽商是个没落的概念，今天的安徽商人再打这个牌子，对自己的发展不一定有利。温商之所以在八十年代声名鹊起，如今遍及世界各地，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关键在于他们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契机，顺应了市场经济的潮流，而且能够放眼看世界，主动走出国内。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各领风骚二百年”，如从历史上看，温商和浙商在二十世纪末的崛起也并不稀奇，风水轮流转嘛！再说，温商也继承了徽商的一些传统，这种传统是有利有弊的，如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主要依靠家庭和血族群体。另外，温商如果不培育和依托自主型的现代化的跨国大公司，他们也不会有很大的发展前景，充其量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只能被当作shopman看待。
问：张教授，您提到了朱熹一生坎坷，做官屡遭罢免，好像是因为性格耿直、为官清廉或不合官场时宜造成的。可是我看到一些文学作品，说他并不是这样，如在浙东当官时跟唐仲友争一个妓女，不知是这么回事吗？
答：可能不是那么回事。朱熹出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时，有人向他举报台州太守唐仲友除贪污枉法之外，还跟一个叫严蕊的歌妓有不正当男女关系，为此朱熹六次弹劾唐仲友，得罪了唐仲友的亲戚左相王淮，结果被免职还乡。宋朝对官吏的管理是十分严格的，首先，不能在原籍任职，离老家至少要在五百里之外；另外，任职要有期限，一般三年到期就走人；至于贪污、嫖妓，一旦被发现，处理是十分严厉的。宋朝时设有一种官妓，实际是艺妓，只能在官府宴会时陪酒、和诗，吹打弹唱，官员绝对不能跟她上床。如果出现了这种事，不但要丢官，还要坐牢、流放。这种官妓是从小训练出来的，大都才貌双全，素质比现在的“三陪小姐”肯定高多了。严蕊就是这样的一名官妓。这事跟陈亮有关。陈亮是唐仲友的好友，说实话，他们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和才子，但都跟朱熹有心结，尤其陈亮，在学术上跟朱熹针锋相对。可不知为何事，有一天唐仲友使陈亮很不开心，陈亮就跑到唐的上司朱熹那里揭发唐跟严蕊有不正当关系，并挑拨说唐仲友背后看不起朱熹，说朱熹连字都不认识。于是朱熹就派人把严蕊抓来审问。谁知这严小姐软硬不吃，任凭怎么挎打，就是不承认有那么回事。有人背后劝她说：“你这是何苦呢？你本来就是个歌妓，承认了不就免吃皮肉之苦了？”严小姐说：“正因为我本属娼妓之流，承认了自然对我没有什么损害，但对唐先生就太不公了。我怎么能凭空陷害好人呢？”你看，这严蕊确实不是现在的一般“三陪小姐”可比！后来，朱熹被罢官回乡后，据说由岳飞的儿子岳霖接他的位置，岳霖是朱熹的好友，他继续提审严蕊，不料严蕊当场作了一首《卜算子》：“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需去，住也如何住。若待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岳霖看过后，说声：“罢，罢，罢！”就放她回去了。
这事主要见于宋人笔记，是很好的戏剧素材，后人自然会拿来加工附会，编造戏文。
不过朱熹晚年被打成“逆党”，由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列了他十大罪状，其中包括“四大丑行”。不列“四大丑行”，不足以证明朱学是“伪学”，更不足以证明他这个人是“伪师”。不过，这些后来都给平反了，莫须有的。不但平反了，朱熹的声望越来越高。
问：张教授，我是徽州人，是戴震的老乡，您刚才谈到了戴震的“避仇入都”，我小时候听乡人说，戴震是跟人打架跑出去的，不知是否如此。另外，既然戴震在学术上是反对朱熹的，那戴震以后的皖派朴学还属于儒学吗？
答：你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可能有那么回事。戴震的族人因戴家祖坟土地的归属跟戴发生了冲突。因戴震家弱势孤，斗不过人家。后来族人以“文字狱”的罪名把他告上了官府，想以此陷害于他，好永久霸占他家的祖坟地。他得到这个消息后连夜出逃，第一次来到了北京，这就是段玉裁所说的“避仇入都”。由于这件事对戴震的人生转折和学问历程十分重要，所以谈戴震时常被提起。
你问的第二个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问题，看来，我只有抽时间以论文的形式来回答你了。不过现在可以简略谈一点看法。徽州的“新安理学”到了江永尤其到戴震手里，开始了转型，这种转型是整个中国学术思想界和儒学大转型的一个缩影。戴震虽然自幼就对朱熹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但他所创立的皖派朴学仍然归属于儒学范畴，这是毫无疑义的。照戴震的说来，朴学不仅属于儒学，而且属于正宗的儒学，因为他认为朱熹的儒学不正宗，其中老、释的东西太多。再说，戴震也不是不谈理学，他的《孟子字义疏证》就是专讲义理的书，不过，他以其自己理解的“理”来批驳朱熹的“理”。对此，梁启超有着很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以戴震为代表的清代哲学就是“复古求解放”，戴震旨在回到汉儒、回到孔孟那里去，就是要从陆王、程朱那里解放出来回到原始儒家那里去。
原载：《新安人文大讲坛文集》第一编，黄山书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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