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0至1923年，胡适、顾颉刚、钱玄同及持不同意见学者展开了为时9个月的古史讨论，讨论内容于1926年结集为《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到1941年，《古史辨》共出版了七册，其巨大影响及于海内外。以胡适、顾颉刚、钱玄同及其弟子童书业、杨宽等人为主体的古史辨派，在20至40年代二十年余的时间内经历了由实验主义到今文家言、由经学到史料学、再由史料学到神话学的转变过程。就古史辨派而言，其前期的主要观点是“层累造成说”，后期的主要观点是“神话分化说”。就顾先生个人的学术观点而言，他前期的主要观点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后期的主要观点是“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由于顾颉刚先生一生治学之久，古史辨派延续时间之长，涉及领域之广，关联学者之多，对于“古史辨派”概念的理解也多不一致。由此体现出的不仅是对于古史辨派的评价和定位问题，而且是对于20世纪学术史和现代学术方向的描述问题。
自30年代起，学术界关于“古史辨派”概念主要有冯友兰“信古、疑古、释古”三阶段、顾颉刚“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和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三说。
一、冯友兰“信古、疑古、释古”三阶段说
为古史辨派学者经常征引的历代辨伪著作，大略有“疑古”、“正讹”、“辨妄”、“伪书考”、“通考”（包括“存真”、“别伪”二类）、“疏证”、“考证”、“考信”、“征信”、“伪经考”、“古学考”等等题名，但就古史辨派学者所侧重的内容而言，基本不出“辨伪”和“疑古”二义。1920年胡适与顾颉刚决定整理出版多卷本资料集，题名《辨伪丛刊》，分集的题名则有张西堂辑点的《唐人辨伪书语》和白寿彝辑点的《朱熹辨伪书语》等。胡适最初对顾颉刚提出他有编写有关“学史”的想法时，题名是“订疑学”或“订疑学小史”。1998年顾颉刚的《汉代学术史略》改题为《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时，附录了1935年所作的《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改题为《中国辨伪史略》。1926年顾颉刚为《古史辨》第一册所作《自序》谈到此书性质，使用了“辨论”（原文如此）、“讨论”、“辨明”、“辨证”、“辨伪”、“怀疑”、“疑窦”、“伪造”、“造伪”、“推翻”、“破坏”等词语，其中使用得最多的是“辨论”和“讨论”，而书名则采取了较为修饰的词语，题为《古史辨》。至四五十年代，顾颉刚又有编撰《古史钥》和《古史勘》的计划，题名同样具有模糊性。[1]自古史辨派产生，学界多以“疑古派”或“古史辨派”相称，而将“信古、疑古、释古”三派并称，始于冯友兰先生。[2]
1937年冯先生在为《古史辨》第六册所作序文中说：“我曾说过，中国现在之史学界有三种趋势，即信古、疑古及释古。”[3]这里，冯先生是将信古、疑古、释古三者放在一起并称的，在称谓上也使用了“趋势”、“阶段”和“派”三个词语。其中论及疑古、释古二派及在“审查史料及融会贯通两个阶段”的分工，这其实也是顾颉刚先生当时屡屡讨论的，顾先生甚至还说到清代学者“他们的校勘训诂是第一级，我们的考证事实是第二级。等到我们把古书和古史的真伪弄清楚，这一层的根柢又打好了，将来从事唯物史观的人要搜取材料时就更方便了，不会得错用了。是则我们的‘下学'适以利唯物史观者的‘上达'”。[4]但是冯先生论及疑古、释古两派，指明不分轻重，亦不明言先后，只是在行文上将疑古派的审查史料放在了前面，将释古派的融会贯通放在了后面，较之顾先生是更显温和的。
冯先生的三阶段说很快得到学界认同。较冯先生稍晚，“集疑古学大成”的杨宽在1938年重申了冯先生的观点，同时在三派中间补充了考古一派，成为四派，说道：“近人分我国古史学之派别为四：曰信古，曰疑古，曰考古，曰释古。”[5]由杨宽对四派的界定来看，似乎四派完全是并存的，其中概述疑古、考古、释古三派的特点，较之冯先生的“审查史料”、“融会贯通”更加具体了。
稍后到1940年，柳存仁也重申了冯先生的三阶段说，并说：“我们最初都是疑古的，由疑古进而释古，又由释古进而考古。”[6]柳存仁对疑古、释古、考古三派的界定也是以“进行方法和实际工作”来划分的，与冯先生、顾先生相同。只是他还明显地将三派描述成前后承接的关系，指出很多学者的治学经历都走过从疑古到释古再到考古的过程。其中将考古排列在释古之后，与杨宽先生略有差别。
笔者认为，冯友兰先生“信古、疑古、释古”三阶段说有其特定的学术背景，由今日的学术知识而言，只是一时之语。信古、疑古、释古三名虽异，起因都是由于疑古思潮的兴起。先有疑古之称，而后才有信古、释古之称。疑古一语无论切当与否，都是特指顾颉刚《古史辨》这一派，而信古、释古则特指相对于疑古派而言的其他二种治学倾向。正因如此，一般现代史学史的通论著作，除了论述古史辨派的专书以外，都不采用冯先生的这一分类。如果过于刻求对信古、疑古、释古三派名称进行词义学的解释，就会使学派划分与学理指向的梳理产生混乱，比如:史观派释古，考古学也释古，考古是否要在三派之外再成一派？这些争论都会连带产生出来。
正因为是一时特指，时过境迁，冯先生的三阶段界定逐渐暴露出严重的不足。
首先是信古、疑古、释古三派不成比例。冯先生当时以“疑古”专指古史辨派，而以“释古”统称和疑古相对而言的一派，诸如梁启超的中国学术史研究、王国维的古史研究、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钱穆的中国文化史研究、郭沫若的史观派研究等等多方面的以现代科学方法为指导的研究，也包括他自己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等等，是综合的一大类，除了古史辨派以外，凡是在古史范围内的有代表性的研究方向都可以包含在内。那么疑古与释古两派的划分首先在比例上就不合理。而“信古”一派的界定，又完全是一种虚拟。因为在当时情况下，没有哪一个学者肯于承认自己是信古派。就通常的学术研究而言，也没有哪一位学者是出于信古的目的而会对史料“不加以审查”。罗振玉评价王国维，曾有“反经信古”之语；胡适曾自称“信古”，实际上他们当然不是信古派。在《古史辨》各册中和古史辨派持反对意见的学者，也都只能归入释古一派，而不能视为信古派。如童书业曾试图对缪凤林加以“信古”之称，其实做得非常勉强。童书业说：“缪先生素来是以‘信古'著名的，但他也不是一味的迷信古初；他实在受崔述的影响很大，他只是一个儒家正统派的古史学者……他确也有些‘疑古'的精神。”[7]刘起釪谓在古史辨派以前“盈天下都是信古的人”[8]，以后则指明有章太炎、陈汉章、黄侃、刘掞藜、胡廑人、柳诒徵、戴季陶。如从语义上界定，亦不能称其人没有怀疑的精神和阐释性的工作。那么在信古、疑古、释古三派划分上，信古派就没有人，疑古派只有顾先生等少数人，其他学者则一概都要归为释古派。换句话说，赞同顾先生的都是疑古派，不赞同的就都是释古派了。
其次是疑古派的史料学定位有失全面。冯先生称疑古派“所作的工夫即是审查史料”，又说“《古史辨》是中国近世以来疑古文献的大成”，有学者将其视为冯先生对古史辨派的肯定和赞誉，实际上这里冯先生将古史辨派定位为史料学，乃是不得已降低了顾先生的本来意图，是就古史辨派之“下限”而加以弥缝。从1926年武汉国民政府建立到1937年抗战爆发，时势政局大变，即顾颉刚师友之间也出现了胡适、傅斯年的分道扬镳。顾先生面对学界的种种议论，开始反复强调他学术分工的主张。开始时是辨伪学与考古学的分工，然后是辨伪学与史观派的分工。[9]和20年代初“在史学上称王”、“所据的地位在中央”[10]的状况相比较，古史辨派在学界中所处地位与所发生的影响都已大不相同，顾先生是以史料学、考据学的面貌出现在学界中的。考虑到30年代初史观派的兴起并逐渐进入史学主流，顾先生所重申的分工观点是略带些自守的倾向了。颇耐寻味的是，到50年代初，当胡适及其实验主义方法受到政治性的批判，顾先生的疑古辨伪研究也被确定为资产阶级史学思想时，顾先生一面极力坚持了自己的学术观点，一面再次将其学术研究解释为史料学或考据学。当时学术界如胡绳、方诗铭等人的积极努力，是将古史辨派的“上限”提高到史料学的层面，目的似在于给顾先生以政治保护。当时对顾先生的评价尚有属民族资产阶级还是买办资产阶级之说，相比之下史料学的定位已是十分宽容的了。[11]
前后二次史料学定位，前者相对于释古派、史观派而求其最低下限，后者相对于“资产阶级史学”而求其最高上限。二次起因均与时势政局相关，而皆有特别回护的作用。既然此种评价未能体现古史辨派的全部意义，那么在描述现代学术发展的方向上意义也就有限了。
二、顾颉刚“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说
如前所述，顾颉刚先生在三四十年代直至建国后一直强调疑古辨伪与考古学、史观派的学术分工，而到1982年发表的《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顾先生却提出了“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的观点，说：“以前有人说：‘现在人对于古史可分为三派：一派是信古，一派是疑古，一派是释古，正合于辩证法的正、反、合三个阶段。'我的意思，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因为他们所以有疑，为的是有信；不先有所信，建立了信的标准，凡是不合于这标准的则疑之。信古派信的是伪古，释古派信的是真古，各有各的标准。”
“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那么“疑古”应当和谁成为一派，顾先生没有说。但从文意来看，顾先生是在强调疑古派也有“信”的一面，而如果所信的为真古，那么这就叫做释古。顾先生最后的意思似乎是说只应该有信古与释古两派，言外之意疑古是要属于释古派了。
对于顾先生晚年的这一声明，也有学者表示认同。如罗义俊认为：“从方法论史料学层面看，与其说顾先生的古史辨是疑古派，勿宁谓之释古派，或经正名为辨古派。此始是顾先生自己的意思，故其书名曰《古史辨》。”[12]
顾先生的两位女公子顾潮、顾洪薪火相传，都研究古史辨派，但二人的看法不尽相同。顾潮曾说：“先生将自己与他人讨论古史古籍的文章编为《古史辨》，创立了‘古史辨派'，在国内外学术界之影响历久不衰。”[13]顾洪则阐发了顾先生的晚年立场，认为：“冯友兰曾说……他将这三种趋势称为‘三派'，其实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因为他们疑的前提是建立了信的标准，符合其标准者始信，反之则疑。信古派信的是伪古，释古派信的是真古，都各有其标准，而真古正是由疑古者整理发掘而来的。冯氏又说……很显然，冯氏划分疑、释两派是从史学研究分工的不同角度而言。近来有些人不得冯氏要旨，平面（原文如此）地加以套用，动辄以疑、释相区分，这从逻辑上很难说通。因为疑古本身就是一种释古，所以疑古与释古不可以绝对划分为两橛，依此推理，信古也是一种释古，疑与信是站在不同立场上解释古史，何由而来三派？”[14]
以出版《古史续辨》著称的顾先生的助手刘起釪先生，则仍称顾先生为“一位以疑古辨伪擅名于学术界、创建了‘古史辨学派'、开启新的史学之门的顾先生”。
这里且不说顾门内部的自相抵牾，仅从顾洪侧重顾先生晚年思想而专就信古、疑古、释古三派进行字面分析，从语义学的角度提出疑古是一种释古，信古也是一种释古，三者都是释古，从而根本打散三派的界定而言，笔者认为是难以成立的。
首先，“疑古派”一语，无论其称为“疑古”或是“辨伪”，“破坏”或是“建设”，抑或是其他名称，都专指古史辨派，这一点派中学者本不自讳。三四十年代，鼎盛时期的顾颉刚其个人治学方向是趋近于以今文家立场否定古书古史的，这一点在被称为“重要力作”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15]以及《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二文中体现得非常明显。1940年，当《古史辨》出版到第七册并有了“相对的结论”时，童书业曾表示：“这几十年中，学术随着时势的进展，‘疑古'的学风更是前进得飞快：由怀疑古文经学到怀疑群经诸子，由怀疑儒家传说到怀疑夏以前的整个古史系统……时到现在，谁都知道古代史有问题，谁都知道古代史的一部分乃是神话，并非事实。甚至有人著中国通史，不敢提到古史只字。这样看来，‘疑古'的成绩确已相当可观了……最近的疑古大师，谁都知道是顾颉刚先生。”[16]刘起釪先生说：“在《古史辨》中，体现出顾先生一生治学成就主要在四个方面，即：考辨古书（辨伪），考辨古史（疑古），考辨历史地理（《禹贡》学研究），以及作为考辨古史的辅助和佐证而进行的民俗学研究（民间故事、歌谣、神道、会社、风俗等）。”[17]顾先生的《当代中国史学》在最后部分讨论自己学派，正是划分了“《古史辨》与古史传说的研究”和“《古史辨》与古书的研究”二节。有学者指出：“将‘疑古'确定为顾先生‘古史辨'的特征，大概不论赞成与否的各家已经成为一种共识。顾先生弟子甚至称之为‘一个以疑古为旗帜的“古史辨派”'。”[18]种种例证甚多，要之，古史辨派对于自己古史研究中的考信因素尽可列出，但对疑古派一语的特指性是不能否认的。
第二,如果疑古派说自己疑中有信，那么信古派就也可以说自己信中有疑。疑古和信古，各有疑各有信。疑古者疑其不信，信其疑；信古者信其信，疑其不信。那么到底谁为疑古谁为信古，便会造成语义上的混乱。“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其结果只能是泯是非；“心如明镜台”与“明镜亦非台”，其结果也只能是不可言说。[19]
第三，说信古派信的是伪古，这不是信古派自己的判断，而是疑古、释古两派所加的断语。到底何为伪古何为真古，这是正在研究中的问题，是至今都难于判断的假设。以尚难于判断的假设来称谓三派，这是有失偏颇的。如以同理反推，既然疑古派、释古派可以称信古的人是信古派，并且称其所信的是伪古，那么以人律己，不论顾先生是否说“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人们还是有理由称之为疑古派或古史辨派。
第四，论及顾颉刚与疑古派，学者往往推崇其怀疑精神，但疑古派的治学方向是一回事，学者治学的怀疑精神是另一回事，二者不可混为一谈。[20]“疑古”一语，源于刘知幾《史通》的《疑古》篇，刘知幾跋语本有“今取其正经雅言，理有难晓，诸子异说，义或可凭，参而会之，以相研覈”之语，学者每以《程氏外书》及《近思录》程颐“学者先要会疑”与张载《经学理窟》“学则须疑”解之。“信古”一语来自《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旧注解为“信者，知之，明不信必不能好”[21]与“谦己诲人之辞”[22]，在此意义上，“疑古”当指学术研究中一种必备的怀疑精神，“信古”当指对于古典的尊重态度，这两种因素在儒家正统中都不乏其例，并非全无积极合理之处。此种意义上的“信古”，如果说它是“大概不久就要消灭；即不消灭，对于中国将来的史学也是没有什么影响的”[23]，恐是有失平实之语。
总之，顾先生的晚年思路对信古、疑古、释古三派予以词义学上的解释，离开了三四十年代的特定语境，只在字义和概念上纠缠；同时在宏观上，虽然他不赞成冯先生信古、疑古、释古三阶段的观点，却又并没有跳出冯先生的视野，进而给予这一段重要的学术史以积极的检讨。
三、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说
上世纪90年代初，李学勤先生针对疑古思潮提出了“走出疑古时代”的观点。他说：“把古书的记载与考古的成果结合起来，再上升到理论的高度，郭沫若先生开拓的这条道路，决定了此后很多年中国古书研究的走向。应该说这已经超出疑古，而进入新的时代了。”[24]
在对待冯先生所说“信古、疑古、释古”问题上，李先生基本是承接着冯先生的概念，承认“信古、疑古、释古”既是三种“趋势”，也是三个“阶段”。[25]但是李先生又并没有沿着三阶段的思路延伸，去讨论释古是什么，释古之后又是什么，而只是侧重提出要“走出”疑古时代，犹言结束疑古时代。这里，李先生首先是在与释古对应的阶段，提到了王国维、郭沫若及其二重证据法与上升到“理论高度”的研究，其次是将这一研究方向追溯到了二三十年代，也就是说，如果这一研究方向是与释古的概念对应的，那么释古与疑古的关系就不是前后嬗替，而是平行发展，虽然释古一开始并非学术主流。
李先生的观点还有一个突出之处，就是将“疑古”视为一个“时代”。“时代”是古史和考古研究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顾先生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讲述他之所以提出“层累说”的原因，是“先从时势”说起的，认为“我能承受我的时势，我敢随顺我的个性，我肯不错过我的境遇：由这三者的凑合，所以我会得建立这一种主张”[26]。李先生也强调应从“时代”的立场给予疑古思潮以肯定的评价，“无论如何，龚自珍到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和20年代兴起的疑古思潮，都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27]。“起过”云云，可以有“继续起”与“不再起”二义，所以另一方面，疑古思潮是否已落后于时代，是否已应当走出，李先生提出了疑问。
目前通行的史学史著作都是将疑古派的存在断限到建国时为止。早在1933年顾先生已曾说到，即使有“近年唯物史观风靡一世”的背景，《古史辨》这书也“没有出齐的日子，希望到我死后还有人继续编下去呢”[28]。建国初，在批判继承古代文化遗产背景下，顾先生仍然坚持说：“批判接受的前提就是要作一回大整理……所以《古史辨》的工作还该完成。”[29]直到发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顾先生还特别提出：“又有人说：‘《古史辨》的时代已过去了！'这句话我也不以为然……这一项工作既是上接千年，下推百世，又哪里说得上‘过去'。”[30]前引顾洪的文章，对此问题也作了专门的强调。而李先生同样特别指出，“今天的学术界，有些地方还没有从‘疑古'的阶段脱离出来”，“这一思潮的基本学说，如顾颉刚先生在1922年建立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至今仍影响着海内外的学术界”，[31]等等。在此看法上，二人的观点是一致的，即都认为疑古并没有结束。
需要留意的是，学者每将“走出疑古时代”视为一个口号或者号召，原因之一是迄今为止李先生本人对此的阐述并不系统充分。笔者认为，“走出疑古时代”以及李先生近年所从事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和梁启超“以复古为解放”的设想恰可有一承接与照应。
梁启超自1902年3月起，在日本《新民丛报》上陆续刊载《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其中刊于1904年的最后部分论《近世之学术》，提出明末清初以来学术发展有一至四期，第一期学术中心为程朱陆王问题，第二期为汉宋问题，第三期为今古文问题，第四期为孟荀问题和孔老墨问题，各期均依“时势”的变化而变化。[32]1920年梁启超写出《清代学术概论》，开头一段就是论“时代思潮”，并说：“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据学，四者而已。”接着又提出了各时代逐次复古的观念，指出清代“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学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33]梁启超还预见：“夫则已复秦汉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34]，“故先秦学占学界第一之位置”。[35]
在此方面，清末古文家叶德辉也曾说到：“有汉学之攘宋，必有西汉之攘东汉，吾恐异日必更有以战国诸子之学攘西汉矣!”[36]虽所处立场不同，而所述各时代因缘相承，正与梁启超之说类同。
梁启超的观念对钱穆有很大影响，钱穆不仅深表赞同，而且熟记大意，对梁启超“高山下石”之喻尤多感发。他说：“梁任公……其说良是。惟其不免自站在今文学家一面，专为清代学术立说，其实所谓以复古为解放者，至于晚清今文学派，尚未达到最后之一境。自今以往正该复先秦七国之古来解放西汉，再复东周春秋之古来解放七国，复西周之古来解放东周，复殷商之古来解放西周，复虞夏之古来解放殷商，溯源寻根，把中国从来的文化学术思想从头整理一过。”钱穆也预见说：“或者因种种缘力，在最近五十年百年之间能达到此种期望，也未可知。”[37]钱穆此意又见其1926－1927年所著《国学概论》一书，书中在引用了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以复古为解放”一节原文之后，曾有重要案语：“今按：梁氏此论极是。然复先秦之古，犹未已也。继此以往，则将穷源拔本，复商、周之古，更上而复皇古之古。则一切崇古之见，皆得其解放，而学术思想，乃有新机。此今日考论古史一派，实接清儒‘以复古为解放'之精神，而更求最上一层之解决，诚为不可忽视之一工作也。”[38]之所以如此，深思其旨，乃是因为梁启超先生的复古说确实标示了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的正确指向。复古意即恢复古代历史真相，即求真，即求根据。自两汉以下，历晋唐至宋明，学术史上各家各派，均有待于先秦学术的重新认识而梳理定位。
除“高山下石”之外，梁启超先生论中国学术史又有“剥春笋”、“啖甘蔗”的比喻：“由此观之，本朝二百年之学术，实取此前二千年之学术，倒影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尽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也……宋学极盛数百年，故受以汉学；汉学极盛数百年，故受以先秦。循兹例也，此通诸时代而皆同者也。”[39]
在古史辨派兴起之初，1924年2月8日胡适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中曾称道顾颉刚研究古史的方法，实际上是借以阐发他自己的实验主义观点。他说：“顾先生的这个见解，我想叫他做‘剥皮主义'，譬如剥笋，剥进去方才有笋可吃。这个见解起于崔述……”[40]这里胡适虽在解释崔述的见解，但“譬如剥笋”的比喻却是来自梁启超的。1921年1月28日，就在胡适提出著名的“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论断的《自述古史观书》一文中，还曾紧接着说出第二句话：“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41]可惜学者往往引据前文，而每多忽略后者，胡、顾二人的根本分歧亦因之不显。
顾颉刚的疑古辨伪最初曾受到胡适所倡导的实验主义的较大影响，因此文中也屡有关于时势、时代和时代思潮的论述，但其中也有直接来自梁启超的因素。据《顾颉刚读书笔记》所载《钱基博评康、梁书》一条，顾先生曾抄录钱基博《后东塾读书杂志》中评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一文。笔记中又有《近三百年学术可分四阶段》一条，所论与梁启超完全相同。
但在论及各时代的兴替时，顾先生并没有像钱穆那样引述梁启超的观点，而是引述了叶德辉之说，然后说：“我真想拿战国之学来打破西汉之学，还拿了战国以前的材料来打破战国之学，攻进这最后两道防线，完成清代学者所未完之工。”[42]到1940年，杨宽为《古史辨》第七册作序并发表《中国上古史导论》时，即由此出发，引述顾先生之语声明说：“我这部《导论》，目的也就在利用新的武器——神话学——对西汉战国这最后两道防线，作一次突击，好让《古史辨》的胜利再进展一程的。”[43]
梁启超所说学术发展的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实际上也正是顾先生研究计划中所要进行的。但是由于顾先生所作的研究不是通过前面时代的学术“真相”，来突破后面时代学者的“阐释”，而是对于前后两时代学术的双双否定。在思维模式上，受到钱玄同“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44]的影响，而实际上今古文二者都属中国史学中最优秀的学术传统，是则两是、非则两非。顾先生将古史辨派最初的疑古辨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整理国故的设想引入钱玄同等“以今文打破古文、以古文打破今文”及“超今古文”之说，其实际结果是两难成立，所以不但未能实现梁启超、钱穆先生“因种种缘力，在最近五十年百年之间能达到此种期望”的预想，实际上还打乱了“高山下石”的趋向，延缓了“不达不止”的过程。
笔者认为，作为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信古、疑古、释古三派的合理解释，不妨回归胡适的“剥皮主义”和钱穆先生的“高山下石”之喻，也就是梁启超的各时代逐次复古思想。顾先生的疑古辨伪研究，由其全以今文家为基础、以“班马异同法”否定刘歆而言，他所作的实际上是梁启超所说的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的今文家的工作。信古一派，由疑古派对它的批评而论，对应的是梁启超所说的第二步“复汉唐之古”的古文家的工作。而“释古”一派所对应的则为梁启超所说的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只有做到了以复古为解放，或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以考信为重建，及充分认识到“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和“故先秦学占学界第一之位置”的学术走向，信古、疑古、释古三派之说才是具有意义的。
就在钱穆所预言的“五十年百年之间”，李学勤领导了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意图和目标是：“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有数的独立起源的古文明之一，绵延流传，从未中断，世所罕见。但是，我国古书记载的上古确切年代，只能上推到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开端——西周晚期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总目标，是制定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时期年表学年表。”[45]此处所使用的“上推”一词，无疑正是胡适“拉长”的同义语，也正是梁启超“复古”与钱穆“溯源寻根”的同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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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参见张京华：《古史辨辨名》，载《云梦学刊》，2006年第1期；《学术界》2006年第2期（学术论点摘编）。
[2] 1935年5月，冯友兰发表《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原刊1935年5月14日《世界日报》。后收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1935年5月，又发表《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之看法》，原刊《骨骾》62期，1935年5月出版。1936年10月，写了马乘风《中国经济史序》，于1936年12月4日《北京晨报·思辨》第64期单独发表，该书则于1937年11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38年，为《古史辨》第六册写了《冯友兰先生序》，该书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数文中都阐述了将新史学分为“信古”、“疑古”和“释古”三种趋势的观点。
此外常为学者引用的文献有：周予同《谶纬中的“皇”与“帝”》（1936），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1941），陶希圣《疑古与释古》（1935），刘兴唐《疑古与释古的申说》（1936），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1941），吴流（童书业）《疑古考古与释古》（1946），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1982），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1993）,李学勤《谈“信古、疑古、释古”》（1994），李学勤《对〈走出疑古时代〉的几个说明》（1997），李学勤《疑古思潮与重构古史》（1999），廖名春《试论冯友兰的“释古”》（2000），张越《对信古、疑古、释古说的重新认识》（2001），郭沂《从“疑古”走向“正古” ——试论中国古典学的发展方向》（2002），杨春梅《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2006）, 江林昌《疑古、考古与释古》（2006）等。
[3] 冯友兰：《冯序》，载罗根泽：《古史辨》第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4] 顾颉刚：《顾序》，载罗根泽：《古史辨》第四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2－23页。
[5] 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载吕思勉、童书业：《古史辨》第七册上编，上海，开明书店，1941年版，第65页。
[6] 柳存仁：《纪年钱玄同先生》，载吕思勉、童书业：《古史辨》第七册上编，第3页。
[7] 童书业：《三皇考·童序》，载吕思勉、童书业：《古史辨》第七册上编，第39页。
[8] 刘起釪谓在古史辨派以前“盈天下都是信古的人”，以后则指明有章太炎、陈汉章、黄侃、刘掞藜、胡廑人、柳诒徵、戴季陶。如从语义上界定，亦不能称其人没有怀疑的精神和阐释性的工作。刘起釪：《顾颉刚学述》，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7页。
[9] 如顾颉刚说：“我以为学术界中应当分工……所有我的工作，在消极方面说，是希望替考古学家做扫除的工作，使得他们的新系统不致受旧系统的纠缠；在积极方面说，是希望替文籍考订学家恢复许多旧产业，替民俗学家闢出许多新园地。”见顾颉刚：《自序》，载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第4-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近年唯物史观风靡一世……我感觉到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无宁说这种种正是唯物史观者所亟待于校勘和考证学者的借助之为宜……在分工的原则之下许多学问各有其领域……等到我们把古书和古史的真伪弄清楚，这一层的根柢又打好了，将来从事唯物史观的人要搜取材料时就更方便了，不会得错用了。是则我们的‘下学'适以利唯物史观者的‘上达'。”见顾颉刚：《顾序》，载罗根泽：《古史辨》第四册，第2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又说：“考古学的成绩一日千里，唯物史观又像怒潮一样奔腾而入……我常想，也常说，我只望做一个中古期的上古史说的专门家，我只望尽我一生的力量把某几篇古书考出一个结果……我以为各人有各人的道路可走，而我所走的路是审查书本上的史料。”见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第210-211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10] 傅斯年语，见傅斯年：《谈两件〈努力周报〉上的物事》，载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98页。
[11] 1956年胡绳在一篇文章中曾说：“所谓‘古书辨'的工作本是从‘辨伪'开始，乃是一种史料考订工作。所谓‘层累地造成的古史'只能是史料学范畴内的一个命题，用意在使人不要盲目地信从前人关于古史的各种记载，这个命题对于整理周秦两汉时代的记载古史的文献是有用的。虽然整理文献的结果会有助于了解古代历史，但是当然不能把上述命题当做古代历史本身的规律。” 见胡绳：《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载胡绳：《枣下论丛》（增订本），第1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到1993年“顾颉刚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胡绳又重申了这一观点，基本上代表了官方的结论性评价。参见胡绳：《在纪念顾颉刚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原刊《北京日报》1993年11月30日，题为《由顾颉刚的“古史辨”提出一个问题》(题目为编者所加)；又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3年第5期，题为《在纪念顾颉刚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又载《学习与探索》1994年第3期，题为《顾颉刚古史辨学说的历史价值：纪念顾颉刚先生诞100周年》。
[12] 罗义俊：《钱穆与顾颉刚的〈古史辨〉》，载《史林》，1993年第4期。
[13] 顾潮：《顾颉刚先生小传》，载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14] 顾洪：《探求治学方法的心路历程》，载顾颉刚：《我与〈古史辨〉》，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15] 郑良树语，见郑良树：《顾颉刚学术年谱简编》，第131页，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版。
[16] 童书业：《自序二》，载吕思勉、童书业：《古史辨》第七册上编，第1页。
[17] 刘起釪：《序言》，载刘起釪：《古史续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18] 罗义俊：《钱穆与顾颉刚的〈古史辨〉》，载《史林》，1993年第4期。
[19] 钱穆先生晚年曾称古史辨派“傥中国古史尽由伪造，则中国人专务伪造，又成何等人”。见钱穆：《维新与守旧——民国七十年来学术思想之简述》，载《幼狮杂志》，1980（12）。其评价倾向鲜明，但在称谓上则屡屡模糊，如称顾先生的疑古为“极端之怀疑论”，称自己“所疑皆超于颉刚……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及“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见钱穆：《师友杂忆》，第167－168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又如说信古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信亦有广有狭。疑者非破信，乃所信之广。信乎此，并信乎彼，而彼此有不能并信，于是乎生疑。若如世守信者，信其一，拒其余，是非无疑，乃信之狭。若必尊信，莫如大其信。大其信而疑生，决其疑而信定。则怀疑非破信，乃立信”见钱穆：《钱序》，载罗根泽：《古史辨》第四册，第6页。亦可见其词义上之牵强。
[20] 顾颉刚有《怀疑与学问》一文,选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语文》第五册课本中，出自顾颉刚《通俗论集》，即其显例。虽然此文以提倡怀疑精神立论，但仍举出戴震幼时读朱子《大学章句》及三皇五帝等疑古派的核心问题为说。而“怀疑精神”一语追究之下亦甚复杂，身为中学教师的姚佩民先生曾写有一篇教学案例《对〈怀疑与学问〉一文的怀疑》，别具情趣。参见吴江市铜罗中学校刊《枫桥》第四期，吴江市铜罗中学网站 http://www.wjtlzx.com/fq4.htm .
[21] 刘宝楠：《论语正义》卷八。
[22] 朱熹：《论语章句集注》卷四。
[23] 冯友兰：《冯序》，载罗根泽：《古史辨》第六册，第1页。
[24]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3－347页。
[25]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第342－343页。
[26] 顾颉刚：《自序》，载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80页。
[27]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第344页。
[28] 顾颉刚：《顾序》，载罗根泽：《古史辨》第四册，第1页。
[29] 顾洪：《顾颉刚读书笔记》，《〈古史辨〉与史料学》条，第2610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
[30] 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载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第29页。
[31]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第19、344页。
[32]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页。
[3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34]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7页。
[35]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133页。
[36] 叶德辉：《叶吏部与戴宣翘校官书》，载苏舆：《翼教丛编》卷六，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页。
[37] 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载顾颉刚：《古史辨》第五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18页。
[38] 钱穆：《国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30页。
[39]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33页。
[40] 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载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第192页。
[41] 胡适：《自述古史观书》，载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第22－23页。
[42] 顾颉刚：《自序》，载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第6－7页。
[43] 杨宽：《杨序》，载吕思勉、童书业：《古史辨》第七册上编，第1－2页。
[44] 顾颉刚：《序》，载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45]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原刊《学术界》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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