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不能以一部分之真证全部皆真”的重要命题，推论其寓意当是针对王国维二重证据法而起。此一命题以全部复原上古文字与文献为前提，近80年来学者对于中国古史的重建，无论从考古学、民俗学、人类学、宗教学等何种角度的尝试，在此都难以逾越，此可谓之“顾颉刚难题”。而顾颉刚个人对于中国现代学术的最重要贡献，转亦可由此中寻获。
身后整理出版的顾颉刚读书笔记中披露有一条资料，题为《不能以一部分之真证全部皆真》，全文如下：
今人恒谓某书上某点已证明其为事实，以此本书别点纵未得证明，亦可由此一点而推知其为事实，言下好像只要有一点真便可证为全部真。其实，任何谬妄之书亦必有几点是事实。《封神榜》背谬史实之处占百分之九十九，然其中商王纣、微子、比干、周文、武等人物与其结果亦皆与史相合。今本《竹书纪年》伪书也，而其搜辑古本《纪年》亦略备，岂可因一部之真而证实其为全部真耶！[1](p2340-2341)
这条资料为顾颉刚《纯熙堂笔记》的最后一条，时间在1946年6月后、1947年10月前，而其内容则是直接针对王国维的。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大学讲授“古史新证”课程，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王国维《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说道：“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2](p2-3)
由于此前王国维已成功地用甲骨文印证了传世文献，所以“二重证据法”甫一问世，即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就学界所公认的人物而论，民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陈寅恪，建国后最具代表性的郭沫若，都对“二重证据法”推崇不置。顾颉刚对王国维的了解始于1921年，当时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编目员，并兼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助教，罗振玉与王国维所编印的价钱昂贵的图谱和丛书，“所中备齐了他们的著述的全分”，使顾颉刚“眼界从此又得一广”。[3](p50)顾颉刚的文章中往往提及王国维，而字里行间的不平之意也屡屡可见。
关于顾颉刚与王国维的关系，值得注意的评论见于许冠三。许氏认为顾颉刚“一生不走‘二重证据'路线”，并称顾颉刚晚年《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关于王国维的部分“颇疑此稿原文曾经改窜”（新出《顾颉刚日记》1980年9月15日确有“予对此文遂不负责”等语[4](p740)。但许冠三又说，顾颉刚“断断续续历时达半个世纪的《尚书》研究，乃是他有志建立真古史的铁证。直至逝世前二、三年才得发表的《尚书》考释诸篇，非止富王国维风格，其谨严密实且远在王氏之上。”[5](p182、135)然而就笔者所见，顾颉刚在治学方向与研究方法上都并不和王国维站在一起。
由方法论方面而言，顾颉刚等人从文献辨伪的治学倾向出发，向王国维等人“二重证据法”提出质疑，可以见于以下三例。
第一，关于“禹”和“黄帝”的论证。
1925年12月22日，在《古史新证》正式发表之前，顾颉刚已将其中的第一、二两章收入《古史辨》第一册，并且作了标点整理和附跋。[6]王国维文中举出两种春秋时期铜器铭文，《秦公敦铭》“ 宅禹迹”和《齐侯镈钟铭》“ 成唐，有严在帝所，博受天命……咸有九州，处禹之堵”，印证“知春秋之世东西二大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顾颉刚在附跋中表示，王国维的论证恰恰为他《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所说“那时（春秋）并没有黄帝虞舜，那时最古的人王只有禹”的假设提供了“两个有力的证据”。[7](p267)
在顾颉刚看来，春秋时期的铜器铭文也只是能够证明春秋时期社会上有此传说，人们既不能用它来解释在它之前的事情，更不能因之改变禹为神话的性质，更遑论与《史记·夏本纪》相印证了。因此这两种铜器铭文的意义，也只是和《诗经》中“宋鲁二国的颂诗中所举的词意”相同。如果要说到建设古史，也许它们还会起到与“古史新证”用意相反的作用，就是间接证明了顾颉刚“他们都不言尧舜，仿佛不知道有尧舜”的判断。虽然这一判断出于“默证”，但却依旧难以反驳。
关于铜器铭文中“黄帝”的论证情况与此正复相同。1933年，徐中舒与丁山同时撰文，论证传世战国铜器《陈侯因 铭》有关“黄帝”的记载。徐中舒指出：“睹此一证，可见王莽并不能臆造何说，即其《自本》，亦有依据，故经典种种问题，当别寻解决，而不能一概指为莽、歆所伪造或窜乱。”然而古史辨派成员杨宽则反驳说，“战国铜器铭文为之佐证”，只能说明“此等传说大体战国时已有之”，以及“用以证明陈侯自认为黄帝之后裔”，仅此而已。[8](p191-192)
第二，关于“王亥”的论证。
1917年，王国维写出著名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其中最为精彩的部分是关于商契以后第七代先公先王“王亥”的考证。王亥，《史记·殷本纪》作振，《史记·三代世表》也作振，《汉书·古今人表》作垓，《世本》作核，《吕氏春秋·勿躬》作氷，[lk1] [lk2] [lk3] [lk4] 《楚辞·天问》作该，《初学记》引作胲，《太平御览》引作鮌，诸书中惟独《山海经·大荒东经》及《竹书纪年》作王亥。王国维据卜辞中原字，证明《山海经》及《竹书纪年》所记为是，其余诸书中的该、核、胲、垓系由亥讹变而来，鮌、氷、振又由亥、胲、核讹变而来。王国维说：“卜辞作王亥，正与《山海经》同……夫《山海经》一书，其文不雅驯，其中人物，世亦以子虚乌有视之。《纪年》一书，亦非可尽信者。而王亥之名，竟于卜辞见之。其事虽未必尽然，而其人则确非虚构，可知古代传说存于周秦之间者，非绝无根据也。”[9](p416-417)卜辞中的证据，证明了《山海经》和《竹书纪年》、《史记》等书中的记载虽有讹误，但其内容仍为可信。既然《史记·殷本纪》可信，那么据此上推《夏本纪》也一定是可信的。当时学者支持王国维的，往往都以一种“由此及彼”的上推方法讨论夏代的历史，如钱穆曾说：“司马迁为《殷本纪》，序列自契至汤十四世，今安阳出土甲骨颇多为之互证者；马迁《夏本纪》又载自禹至桀十四世，年世略与自契至汤相当。马迁论殷事可信，何以论夏事不可信？马迁记殷事有据，何以记夏事独无据？”[10](p1048)
1926年12月，顾颉刚写出《〈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在王国维研究的基础上，列举《周易》大壮六五“丧羊于易”和旅上九“丧牛于易”两段记载，认定有易杀王亥取仆牛的“故事”。在顾颉刚一生著述中，此文具有较为特殊的意义，因为至少在研究的内容上，它是直接衔接了王国维的，所以早在1933年王国维的弟子吴其昌就曾表示，王国维的研究因为有顾文“而阐发详尽，可谓无遗憾矣”[11](p354)，同时也多有学者以此作为顾颉刚在建设古史方面的代表作，顾颉刚自己也认为此文“研究了王亥丧牛羊于有易、高宗伐鬼方、帝乙归妹等故事”，具有“积极方面”的意义。[12](p135)然而此文就写作意图而言，实际上与王国维完全不同。顾颉刚的用意是以分割的方法（顾氏称之为“移置法”）将《周易》与《易传》“分开”，一方面将《周易》上推，一方面将《易传》下推，“《易经》（即卦爻辞）的著作时代在西周”[13](p25)，而“《易传》的著作年代，最早不能过战国之末，最迟也不能过西汉之末”。[14](p50)
就研究方法而言，顾颉刚是将王亥故事定位为“从商初起，直到周秦，经过了一千多年的时间”的一个“传说”。[12](p8)即无论有怎样多的证据，其性质仍然也这是传说，其意义充其量只是传说的起点较早而已。
不但如此，顾颉刚甚至还能纠正和拉长王国维的判断，称王国维“周秦间王亥之传说胥由是起”这句话“却有应商量之处”、“不能说至周秦间才起来”，上溯得比王国维还远，表明他不担心也不在意将王亥的故事上溯得更远。因为甲骨文是商代后期的实物，王亥在记载中是相当于夏代初期的先公先王，其间仍有数百年的间隔，所以即使上溯得再远，这数百年的间隔也将无法解决，因而也就注定了王亥的记载只是传说。换言之，王亥仍只是神话人物，而非历史人物。甲骨文所能证明的，只是这个传说起源非常古老，早在商代后期已经流传而已。
在写出此文之后，顾颉刚一面表示“足以贡献于静安先生”，一方面又说“欲质正静安先生”，其自信即来于此。
第三，关于“四方风”的论证。
如顾颉刚所说，甲骨文的发现，以“王国维取以证王亥，胡厚宣取以证四方风名”[1](p4085)的两项成就最大。如果说关于“王亥”的论证主要改变了人们对《史记》和《山海经》的看法，胡厚宣对于甲骨文“四方风”论证的注重点则是中国最早的传世文献《尚书·尧典》。
1941年，胡厚宣在刘晦之《善斋所藏甲骨文字》中首先发现一片四方风记事刻辞（《甲骨文合集》编号14294），郭沫若以为伪刻，未收入《殷契粹编》。其后在殷墟第十三次发掘中，又出土了一片武丁时期的祈年刻辞（《甲骨文合集》编号14295），其他零星刻辞还有数次发现。这些卜辞上关于四方和四方风名的记载，与《尚书·尧典》及《山海经》中有关记载的名称、句法都十分相近，总计有七处史料互相印证。胡厚宣指出：“《山海经》一书，自来学者多视为荒诞不雅训之言。疑古之甚者，且以《大荒经》为东汉时代的作品。王国维氏虽然在《大荒东经》曾发现王亥，以与甲骨文字相印合。但论者或以事出偶然，固不信其中还保存有整套的古代史料。《尧典》者，近人所认为秦汉之书，甚或以为乃出于汉武帝时，亦难以想到其所包含的史料，或早到殷之武丁。今以与甲骨文字相参证，乃知殷武丁时的四方和四方风名，盖整套的全部保存在《山海经》和《尧典》里，三种史料所记，息息相通，几乎完全密合。”[15]近年仍有学者肯定胡厚宣的研究，如李学勤指出：以甲骨文论证《山海经》，揭示四方风名的意义，胡厚宜先生“其贡献实在很大”[16](p12)。金景芳也指出：《尧典》“文字虽不是尧时写定，事情却必发生在尧时”、“《尧典》所记的内容要早于甲骨文和《山海经》……都是当时的历史实录，里边根本不见有神和神话的味道。”[17](p66-67)
《尚书》是顾颉刚较早开始研究的一部古书，早在1923年他已推定《尚书》28篇应分成三组：第一组《盘庚》等十三篇可信；第二组《甘誓》等十二篇或者是后世伪作，或者是史官追记，“决是东周间的作品”；第三组《尧典》等三篇“决是战国至秦汉间的伪作，与那时诸子学说有相连的关系”[18](p201-202)。1931年顾颉刚又写出《〈尧典〉著作时代考》，“羲和四宅”一章恰是文章首先论述的要点。顾颉刚以其研究《禹贡》的方法为参照，从地理上推断羲和四宅之地，南交即汉交趾部，朔方即汉朔方部，“《尧典》所述之地，以汉武帝时之疆域度之，几于不差累黍”，因而断定《尧典》为汉武帝时书，“羲和四宅与巡守四岳章皆汉武帝时编入”。[19]关于这一意见，顾颉刚后来也偶有重申，并有修正，如曾假定《尧典》有过三种版本，有“羲和四宅”一章的为丙本，作于西汉《史记》以前，又称“《尚书》二十八篇，《尧典》、《皋陶谟》为周史补作”[1](p22)，及“以为《尧典》始作于战国，而今所传本，乃修订于汉武帝之世”[20]等。到1945年顾颉刚撰写《当代中国史学》时，仍基本坚持这一观点。
在胡厚宣的研究公布之后，顾颉刚间隔好久未曾表示意见，其较新的论述见于身后出版的《尚书校释译论》一书。但其研究方法依旧是一方面放手认同“四方风”材料之早，另一方面仍只是称之为不可理解的神话而已。书中针对《尚书·尧典》羲和四族一段记载说道：“《尧典》作者见到一组至迟自商代传来的古代四方神名和四方风名的一套完整的神话资料，完全不理解其原有神话意义，只因其为远古资料，就生吞活剥地把它作为尧时的民事和物候的历史资料，写成这不可理解的文句。”[21](p43)
细绎顾颉刚“不能以一部分之真证全部皆真”的寓意，其实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关于考古学所印证的文献的数量：考古学是否能够提供出全部可印证的文字内容？
在《顾颉刚读书随笔》中，有一则评论郭沫若《两周金文大系》以铜器铭文考订年代的笔记，其中说道：“按郭氏欲就彝铭所记历朔以恢复殷、周古历，假使每年每月皆有彝铭，而历代彝器俱能于今日发得，是固不难为；无如鼎彝不尽有铭，即有铭者亦不尽有年、月、日，出土者又不甚多，其文过于零星，无法使成系统何？”[1](p5849)在全部的殷商、西商两代800多年之中，要求每年每月都铸造有彝器，这些彝器又都能在今日出土，这不是“固不难为”，而是很难为。然后还要每件彝器上都有铭文，并且每件铭文中都有年月，能不能做得到？如果做不到，如何“拿证据来”？
其二、关于考古学所印证的文献的年代：考古学是否能够提供出第一时间的原始记录？
在顾颉刚之后，疑古学者曾对《尧典》“羲和”一章的观点有所修正，从地理学的解释回到神话学的解释上来，并且承认这些神话中包含有远古的素材。而论其发展演变的次序，则仍是甲骨文在前，《尧典》在后。换言之，即使这些远古素材确切有据，其最远的年限也仍然不超过商代后期。
对此，致力于重建古史的学者可以说是无言以对的，因为考古学无法添补古文字和古文献上的这片空间，因使疑古学者得以从容周旋，用最新的考古成果维护古史辨派对古代学术传统的批判。即便找到了《陈侯因 》有关“黄帝”的原始记录，那也只是战国时期的材料；找到了《秦公敦》和《齐侯镈钟》有关“禹”的原始记录，那也只是春秋时期的材料；找到了甲骨文中“四方和四方风”名的原始记录，那也只是商代后期的材料。三者都不是“黄帝”或“禹”或“尧”当时的一级材料，如何能证明那时的情况？甲骨文的发现已经超过了100年，还没有发现更早的成系统的文字，在文字史上，甲骨文迄今仍是一个极限，就像光速一样地不可突破。有没有早于甲骨文的文字并且发现它们？如果不能找到当时的文字来触摸黄帝、尧、禹时期的历史，怎么可能去证明它们？退一步说，即便发现了夏代的文字，也还是不能证明五帝的历史，还要去发现尧时的文字、黄帝时的文字、三皇时的文字、容成氏等上古君王的文字，而最终总有一些时期的文字是没有或者是不能发现的。如果文字的历史晚于文献中所记载的史实，那么如何才能够证明它们？
2002年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购的西周中期豳公盨，刻有铭文“天命禹敷土，堕山，濬川”等98字，裘锡圭先生认为“不能成为支持顾氏‘禹是西周中期起来的'说法的证据”，因为“在此盨铸造的时代，禹的传说无疑已经是相当古老的”。[22](p22)豳公盨是继秦公敦和齐侯镈钟之后的第三个关于禹的实物证据，虽然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其铭文中的记载与《尚书·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山海经·海内经》“禹鯀是始布土，均定九州”、《诗经·商颂·长发》“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更为接近，但与夏禹当时的实物证据尚有很远的距离。
面对上古史，顾颉刚经常引用康有为的一句话：“上古事茫昧无稽。”[3](p26)茫昧无稽不是说那时没有历史，而是说没有文献可查。如此，在上古史的研究中，人们就如同遭遇到了一种“真空”的状态。真空状态是无法描述的，像夏禹其人，无论认为其为信史还是否定其真实存在，要想获得直接的文字证据都是不可能的。那么在废除了传统学术的“心法”以后，新史学如何“拿证据来”？
“真空”状态还不只在甲骨文以前存在，在春秋战国秦汉时期也仍然存在，这就是古文献中字体和书写的变化。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五经》以及部分子书无论其来源早晚，大多经过当时学者的重新编订，那么在大规模的编订之后，这些历史文献原本是什么样子，基本不得而知。传世的先秦文献，大多在汉代以“隶古定”的形式写为定本，“其书皆变古而为隶矣”，以至后人“识古文者自渐寥落”，“如《穆天子传》八骏之名，今亦不能尽识”，[23](p22-23)那么在大规模的转写之后，这些历史文献原本是什么样子，基本不得而知。流传到汉代的文献经过“挟书令”与“时书不布”，至东汉后期广征天下图书并将中秘全部整理，缮写成为定本，那么在东汉整理中秘图书之后，这些文献的原始面貌如何，也基本不得而知。
上古实物特别是文字与文献的遗失，使得“以全部之真证全部皆真”为不可能，使得古史重建“拿证据来”为不可能，使得疑古“永远有理”，此可称之为“顾颉刚难题”。
曾有学者指出，被顾颉刚自称为“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的早年的许多观点，终其一生都没有改变。在他50年代所作的学术笔记中，仍有“禹之为虫，又得一证”的思考，表明“顾颉刚对‘禹'的怀疑至死也没有放弃。”[24](p6)笔者还曾注意到，1965年顾颉刚尚以《各民族神话中的祖先》为题，认为“总之，可以说，黄帝、尧、舜，用历史科学来考察，肯定是没有的。禹，可能有，可能没有。黄帝、尧、舜、禹，可能将来在甲骨文中，发现文字证据”[25](p26)1969年，日记中仍有“打倒三皇五帝，否定夏以前史，即夏代首数王亦是神话”的记载。[4](p170)
笔者以为，顾颉刚坚持疑古，至晚年而不改其初衷，这正是他弥足珍贵之处。而他一生治学的最大贡献，并不在于他在什么样的观点上持什么样的态度。顾颉刚一生治学，站在“现代科学”的立场上而对中国式的传统人文学术提出疑问。这些疑问是如此的具有代表性，如此的具有压力，吸引着学者努力思考如何打破“真空”，突破“瓶颈”，克服“难题”，从而得以重建古史，以延续历史的方式延续本民族的文化生命，只此方是顾颉刚先生最重要的贡献所在。
参考文献：
[1]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
[2]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
[3]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4]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十一卷》，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年。
[5]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
[6]顾颉刚：《顾颉刚日记选刊》，中国文化第14期，1996年12月。
[7]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附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8]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吕思勉、童书业：《古史辨：第七册上编》，开明书店，1941年。
[9]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
[10]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钱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11]吴其昌：《卜辞所见殷先公先王三续考》，吕思勉、童书业：《古史辨：第七册上编》，开明书店，1941年。
[12]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13]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14]顾颉刚：《论易系辞传中观象制器的故事》，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15]胡厚宣：《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复旦学报——人文科学》，1956年第1期。
[16]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导论》（修订本），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
[17]金景芳、吕绍纲：《〈尚书·虞夏书〉新解》，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
[18]顾颉刚：《论〈今文尚书〉著作时代书》，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19]顾颉刚：《〈尧典〉著作时代考》，《文史》第24辑，中华书局，1984年。
[20]顾颉刚：《〈尧典〉“二十有二人”说：文后跋语》，《文史杂志》1948年第2期。
[21]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
[22]裘锡圭：《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裘锡圭：《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23]章太炎：《小学略说》，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24]王学典、孙延杰：《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
[25]顾颉刚口述，何启君整理：《中国史学入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