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学术面临的一个致命的整体性问题是学统的迷失。所谓学统的迷失，我指没有建立起自己独立、完整的学术传统，导致学人们在学术的参预中找不到真正可以安身立命的根基，感受不到来自无穷无尽的意义之源的永恒和价值。结果学术研究往往为过于功利的目标和要求所主宰，学术成为满足当下现实需要的工具，学术自身的逻辑常常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导致学统迷失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在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下，对于未来中国文化的方向和中华文明的特色失去了把握，从而对于中国文化自身失去了信心；

　　二是急于救中国，急于寻找中国现代化的良方，因而不自觉地使学术研究完全成了实现国家目标的手段，而忘记了学术自身的逻辑独立性、普世价值和研究者本身的人生终极归宿。这一点在中国人引进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体现得最为突出，我在《思辨之神：西方哲学思潮》[1]以及《“中学”与“西学”——重新解读现代中国学术史》[2]两书中系统地论证了西方哲学思想在引进到中国来以后所发生的“质变”。中国人虽然在很短的时期内引进了几乎所有重要的西方现代学科，但是很少真正理解西方学术的精神，没有真正进入到西方“学统”内部，更难以达到西方学者在从事认知性的学术研究时所获得的精神升华、人生欢乐和心灵境界。这说明中国人并没有真正学到西方“学统”。

　　三是混淆了中国古代学术与西方学术之间的本质差异，为了寻求中学与西学的沟通和桥梁，人为地使国学特别是儒学研究从进德修业之学蜕变成了与儒学根本精神背道而驰的知识之学，使中国古代学术传统几千年来所发展起来的修身、养性、践履之道被丢弃，这样就人为地摧毁了中国古代学统的命脉。所以出现了这样的可怕后果：现代中国学人既不能在西学中找到人生意义的归宿，也不能在中国古代学术传统中安身立命。

　　学统迷失的后果是：

　　①知识分子找不到自己真正的人生定位。他们对于自身的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没有确定的认识，所以经常不断地变换自己的职业，很容易为各种其他的社会潮流所迷惑，包括弃笔从戎、下海经商、崇洋媚外等等；

　　②急功近利、情绪浮躁、贪图虚名、没有学术规范、学者人格境界低下和缺乏胸襟气度。前些年学术界经常出现一些知名学者剽窃他人成果的学术丑闻，是学术界堕落的一个表征；

　　③民族主义盛行。尤其在从事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有关的行业，近年来民族主义极其盛行，轻易否定西方同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对于西方人的正常学术批评过于敏感，对于其他文化的精华缺乏真正的认同。另外，他们在自己的研究中往往不自觉地把证明中国文化“伟大”当作一种目的，在与西方学者的交流中急于希望听到西方人说中国好；他们的心灵世界缺乏自信，极其脆弱。

　　④对自身学术研究的范式缺乏自我批判和反省的能力。民族主义导致人们苦心孤诣地试图从学术上寻找能“救中国”、“使中国富强”、“使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但是真正遗憾的则是，很少有人认识到这种把学术当作实现某一个国家的民族利益需要的工具的态度，本身已经使学术丧失了普世价值和永恒基础，使中国学术无法与西方学术对话。大家都知道，孟子的学说不是为了鲁国或齐国的强大而提出的，康德不是为了实现德国的复兴而提出自己的哲学思想的，福柯不是为了证明法国哲学的特色而从事哲学研究的，哈贝马斯没有把主要精力用之于分析德国哲学传统对多么伟大、对于指导当代社会能提供什么有价值的原理或理念。

　　补充一点：表面上看来，中国古代学术特别是儒家学说一直是以修、齐、治、平等实用的关怀为最高使命的，因而与以追求超出实用关怀之外的宇宙真理为己任的希腊哲学迥然不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学术没有自己独立的学统。这是因为，虽然它是实用的，但是它的实用性从未导致其将自身定位为为某个具体的国家、王朝或政权的利益服务，而是将自己定位为为两个基本的立足点上：

　　一是为普遍人性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某一个种族、国家或民族的人们服务。它认为自己的价值人对所有的人同样适用，是普世价值，衡量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准。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自豪于自己是文明人，与野蛮人相区别。中国古代长盛不衰的“夷夏之辩”，是一种“文明人”与“野蛮人”区别标准下的产物，它虽然贬低“野蛮人”，但也是基于一种普世价值，而不是以贬低后者为出发点。所以《春秋公羊传》中有“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行夷狄则夷狄之”。因此，“夷夏之辩”不是一个人种学上的歧视为出发点的，至少从理论上不是这样，尽管从今天的角度看它是有种族中心论的嫌疑。

　　二是为普世的文明理想服务，而不是为某一个种族、国家或民族的群体利益服务。儒学的政治理想是建立在一个没有地域、民族、种族界限的“天下”观念之上，因而儒家的王道政治理想是本质上“文明理想”，这里“文明”是带有价值取向的，与“野蛮”相对立。它意味着中国之所以为中国，本质上在于中国人自认为自己掌握了建立一个真正进步、道德、合乎人性需要的文明的重要理念，它有能力为“天下”建立秩序，为“万民”缔造和平，让所有人充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理想。尽管古代中国人的“天下”从今天看有极大的地域局限性，但是实际上由于古代中国人并未认识到他们心目中的“天下”的局限，因而在他们的心目中，一种真正的王道理想是为一切可能意义上的人服务的，是建立一个对世间一切可能意义上的文化均有无限的示范意义的“文明”。从这里我们理解，为什么孔子会提出“远人不服，要修文德以来之”，孟子为何会说“地方百里而可以王”，“仁者无敌”等。

　　从这个角度说，今天中国学术界的一个有趣现象是：一方面，中国人受古代学术观念的影响，进入不到西方人为学术而学术的认知主义传统中去，把自己学术研究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当作解决现实问题的工具；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心目中已经失去了对一个伟大的中华文明的信念，更没有勇气在世道已经天翻地覆的时代条件下重新树立起一个新的、对地球上所有文化都有示范意义的文明理念，或者针对全人类建构一种对人性有永恒意义的文化价值。因此，今天中国学统的重建，必须以重建中华文明理念为前提。

　　我一直认为，学统当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必须追问学者们：你们安身立命的归宿在何处？这个归宿是指一种学问给学人所能提供的意义基础问题，这个意义基础不可能是国家利益、繁荣富强之类民族主义的诉求，而只能是普世、永恒的价值理想，以及学者能从中体验到自身人性更新、升华的乐趣。因为如果没有普世、永恒的价值，而是当下功利的效果，只能让人获得一时短暂的满足而不能持久，此其一；其二，功利的效果，不能让人性获得超越和升华。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就是：近代以来我们由于追逐功利，而阉割了学统。当然，不同类型的学术，有不同的学统；对于人文社会科学中以认知主义为主导的研究，其学统自然与儒学等一些精神价值传统的“学统”有所不同。显然，一切“科学”或“知识”型的研究，其学统在西方早已定型、成熟，难道中国人在这一领域可以不向西方看齐吗？

　　在这里，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牟宗三[3]等现代新儒家学者，由于没有认识到西方学术传统与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差异，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学术所应有的，不能混淆，竟错误地认为中国古代学术“有道统、政统”而无“学统”，认为只有西方学术才有“学统”，这种观点导致一方面抬高宋明理学的地位，另一方面却又把儒学变成了一种知识之学，费尽心机地研究儒学与西学之间的所谓“存有论”意义上的结合。这种观点体现了有良知的现代中国学者在接触西学不长的条件下，对西学的本质了解不够，结果却不幸阉割了中国古代学术传统，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失去了生机和活力。一种以弘扬国学传统为宗旨的现代新儒学努力，却导致了摧残和毁坏国学的不幸后果，走到了与初衷背道而驰的道路上去，这一现代中国学术的乱象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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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2]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

[3] 参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修订六版），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参“序”，页1－12，166－167，260-262，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