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自70年代以来，不知不觉中，混沌成了一个“热门”话题，成了学术界的一颗“新星”。

生活在本世纪初叶的人们，经历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这两次科学革命。现在，激动人心的相对论革命和量子力学革命已经成为了历史；虽然那还只是刚刚逝去的历史，但毕竟已成为了历史。而混沌革命却是我们正在经历的革命。

有人说：“20世纪的科学家只有三件事将被记住：相对论、量子力学和混沌。他们主张，混沌是本世纪物理学中第三次大革命。就像前两次革命一样，混沌割断了牛顿物理学的基本原则。如同一位物理学家所说：‘相对论排除了对绝对空间和时间的牛顿迷梦；混沌则排除了拉普拉斯决定论的可预见性的狂想。'在这三大革命中，混沌革命适用于我们看得见、摸得到的世界，适用于和人自己同一尺度的对象。”（布莱克：《混沌棗开创新科学》）

在相对论、量子力学、混沌这本世纪的三大物理学革命中，相对论涉及的时空尺度太大了，大得使“普通人”难以想象；量子力学涉及的时空尺度太小了，小得也使“普通人”难以想象；而混沌革命却适用于“普通人”看得见、摸得到的世界，这真是一件应该让“普通人”感到格外高兴和格外有趣的事。

混沌理论研究中得到的一个重要结果是所谓“蝴蝶效应”。1979年12月，洛伦兹在华盛顿的美国科学促进会的一次讲演中提出：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有可能会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引起一场龙卷风。他的演讲和结论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从此以后，所谓“蝴蝶效应”之说就不胫而走，名声远扬了。

“蝴蝶效应”之所以令人着迷、令人激动、发人深省，不但在于其大胆的想象力和迷人的美学色彩，更在于其深刻的科学内涵和内在的哲学魅力。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蝴蝶效应”反映了混沌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棗系统的长期（按：何谓“长期”，对不同系统而言可能有很大差别）行为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

经典动力学的传统观点认为：系统的长期行为对初始条件是不敏感的，即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对未来状态所造成的差别也是很微小的。

可是，混沌理论向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混沌理论认为在混沌系统中，初始条件的十分微小的变化经过不断放大，对其未来状态会造成极其巨大的差别。我们可以用在西方流传的一首民谣对此作一形象的说明。这首民谣说：

丢失一个钉子，坏了一只蹄铁；

坏了一只蹄铁，折了一匹战马；

折了一匹战马，伤了一位骑士；

伤了一位骑士，输了一场战斗；

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帝国。

请看，马蹄铁上一个钉子是否会丢失，本是初始条件的十分微小的变化，但其“长期”效应却是一个帝国或存或亡这样根本性的差别。这就是军事和政治领域中的所谓“蝴蝶效应”。

说到这里，不禁使我们想起“失之毫厘，差以千里”这句中国传统的古语。

“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出自《太史公自序》。司马迁说这是《易》中之语。可是，在通行本《周易》和帛书《周易》中都找不到这句话。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云：“《大戴记·礼察篇》、《礼记·经解篇》并云：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由此可证，“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当确系出自为司马迁等人的引用才使得古“易传”中的这一光辉思想流传至今而未至失传。

“失之毫厘，差以千里”的古训和“蝴蝶效应”的现代科学理论都告诫我们：要特别注意初始条件、初始状态、基本理论出发点上的微小差别，要对这方面的微小差别保持高度的“敏感性”。

遗憾的是，许多人至今仍缺乏这种必需的“敏感性”。

以下让我们极简单地思考一个与社会哲学的基本理论出发点有关的问题。

不少人大概都会不时听到或在报刊上看到赞扬为人民办好事的“父母官”的言论。这些论者对于“为民作主”和“爱民如子”的思想赞扬不已。

殊不知，以“为民作主”和“爱民如子”为出发点，最终也完全是有可能走向“宰割民众”和“与民为敌”的地步的。

因为“为民作主”和“爱民如子”都是以剥夺和不承认人民有自主权利为基础和出发点的。君不见，有的“父母官”在“为民作主”干出一二件好事后，接着就会“替民作主”干出三四件不那么好的事，再往后更会擅自“作主”干出愈来愈多的害民之举。而“子民”如果对“父母官”的“作主”不满意，那他们就是“忤逆之子”，而向“忤逆之子”兴师问罪又成了“父母”作为“家长”（即主人）的一种特权。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这种演变的“轨迹”是屡见不鲜的。

在懂得了一点混沌理论后，社会科学工作者大概也会对天赋人权论和为民作主论之间的“毫厘之差”以及其他类似的“毫厘之差”有更多的关注和更细的品味吧。

以数千年的古代史和数百年的近代史为背景，让我们更认真、更仔细地辨析和品味“为民作主”和“人民自主”这两种“民主”思想的“毫厘之差”和“千里之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