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乐在中国家喻户晓。在干部、组织部门，“伯乐”一词的使用频率极高。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倒不是因为他是古代相马的行家，也不是因为韩愈曾写过一篇有关伯乐棗千里马的著名文章《杂说·四》，而是因为，千百年来，我们选用人才，基本上是沿袭一条“伯乐制”的人事路线演进的。

    我们的人才发现选拔，特别是官吏任用途径，主要经历过禅让制、世袭制、察举制、捐纳制、科举制、选举制等，在实施过程中，除了世袭制为爹妈给的高贵血统，捐纳制是一手交钱一手授官外，举凡其他几种主要形式，大抵都未能超越“伯乐制”的作用棗总是由帝王将相、高级长官们来充当伯乐，拿出相马的手段，发现选拔各级各种人才。固然，也有些许的“选举”和“民主集中”之类，但倘不昧良心说，其中多半还是“伯乐”在发挥作用。

   多年来，人们对于通过伯乐选人用人的方式，很少有过疑问。如果说有什么想法的话，只不过总希望各行各业多一些伯乐，一些有一定能力和水平的人，也总希望能遇上一个伯乐，好把自己这个“千里马”认识出来委以重任。由此看来，伯乐对于构成社会管理人才的质量、各类精英集团的组织，负有十分重大的责任。因此，不能不让人思考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谁是伯乐？在实际工作中，似乎早有答案，长官即是伯乐，伯乐即长官。有位担任过要职的党委书记，退休后坦陈心迹：在不少单位，我们说的是民主集中制，往往是书记核心制，书记想办的，大抵没有多在问题，书记不想办的，“民主”也没用。这正应了有人所说的，“一把手”，说他“把一手”也可以，说他“一把手”也可以。此说不免让人担心，哪里能有这么多的伯乐呢？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所以，被层层选拔出来的“千里马”，骏马，劣马，善马，恶马，义马，幸马……混为一群。即便地道的伯乐，若非圣人，又怎能保证事事时时处处都“伯乐”了呢？朝野人才的聚失，历朝历代，至今也难说得到了很好解决。

令人纳闷的是，这么一种有着严重缺陷的选拔人才的方法，居然能够代代相传，备受推崇。不管什么人，一旦被伯乐们褒奖，便一下子平步青云，鸡犬升天，便可以成为各级领导，成为操劳大事的栋梁，成为大权在握的在父母官。这正常吗？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吗？靠伯乐来选人用人，其实质是一种人治现象，在人的使用这个敏感问题上，始终以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

在“伯乐制”的作用下，我们时常能够见到，一些领导干部的周围，用的是些亲信、熟人。一旦有“位子”出缺，必得有领导举荐以补。“朝中有人好做官”。当前的“跑官”、“买官”之风盛行，正是由于“伯乐制”铺垫的诱发。“跑”了的人，“跑”熟了“伯乐”，“跑”通了官路，不少人有了成功的经验。不“跑”就会失去让“伯乐”见识的机会，就有可能得不到“伯乐”的赏识，比“跑”的人得到“欣赏”的机会就少。如果“跑”而多不成，又何以成风呢？这又怎能不诱发人们大“跑”快“跑”多“跑”呢？一方面，我们在批评“一言堂”、“家长制”、“拉帮结派”，另一方面，我们又大加赞赏伯乐的作用和贡献，岂非矛盾？

我们时常看到，有的贪官污吏“边腐败，边升官”。群众联名写上告信，换届选举期间纷纷投书人大反映问题，或是于街头、首脑机关集体请愿等，均不能伤贪官毫发。该被重用的仍然被重用，该被提升的继续被提升。以至于贪官的劣迹，随着升迁越来越严重。原因就在于，贪官的前程功过是非，群众说了不算，只要牢牢抓住了上头的“伯乐”，便能够随心的欲地“搞定”。用原徐州沛县的一位人大常委会主任的话说，“群众？群众算什么东西？”“伯乐制”的弊端，由此显见。倘有人说，伯乐在许多时候，不是也选准对了人吗？不能否一弊而弃九利吧。叫我说，选对了，也弊大于利棗选的虽是好人，但通过的机制却有严重弊端，“好人”的产生与机制并无必然的联系棗一弊九鼎，“秤砣虽小压千斤”。

据说，新加坡有专门培训政府官员的学校。 我说的不是那种象我们的“党校”“干校”这类的学校，而是根据国民个人的素质，从小学生就开始选出一些德智体优秀的人材，开始进入“干校”学习，到了大学毕业，直接流向公职人员队伍。其选拔、培养、淘汰，都有十分严格的规定。选人用贤，真的是“从娃娃抓起”了。从而保证了国家公务人员队伍的纯洁。新加坡的廉政建设，是举世闻名的。或许，他们的这促人才的生产方式，也有些问题，但在机制上，应是优选的。从很大程度上排除了人的主观干预，走上了法制轨道。

我们曾有过提倡“读书做官”的时代。这个观点也曾经遭到过严厉批判。但笔者认为，倡导读书做官，相比伯乐荐官、选官，更为可取。科举制的年代，尽管“八股文”、考场作弊等，摧残和埋没了许多社稷良才，使许多“流氓混进了官场”，但也曾使不少寒门子弟，无需攀附任何权贵亲戚，仅凭才华学富，“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功成名就，跻身官吏行列。这一制度，还造就了许多官员是官也是学者、科学家、文学家，翻开《古文观止》，诸多千古文章，出自封建官吏之手。而今，官员队伍的这方面优长，所存无几。有的官员连“话”都不会说了（讲话必念秘书的稿子）。眼下，各地兴起了考取县、厅级干部热，虽然有很多条件限制，但毕竟在走向客观、公正地选人用人。这是否意味着是对“伯乐制”的背叛呢？笔者以为，废弃“伯乐制”，是人事制度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首选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