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西方谈到中国，这样的讲法或许会引起一些人的异议。所以，在正式地讲“观念的层级”这个话题之前，我想先解释一下刚才所提到的“对应性”问题。我提到“海德格尔和老子之间的对应”、“道家和儒家之间的对应”。这个问题涉及到一个现在争论得比较多的问题，我也经常遇到这种争论，就是所谓“中西比较”能否成立的问题。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西之间是完全不可通约的，毫无关系。因此，你在谈中国哲学的时候，不应该谈到西方的；在谈西方哲学的时候，不应该谈到中国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以前专门写过两篇文章，驳斥了这样一种观念。[1] 今天我不再详细展开那两篇文章的观点，而是换一个角度来说。

　　前一段时间，我重读韩愈的《原道》，获得了一种领悟。其中有两句话，其实是他那篇东西的观念前提，很有意思的。他说：“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韩愈一上来就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然后就是这两句。这两句话怎么有意思呢？

　　韩愈是在谈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的关系。其实，我们无论是在谈到儒家和道家的时候，还是在谈到我刚才所提到的“中、西”之间观念比较的时候，我们都是在谈观念之间的比较问题。但是，当我们谈到这样的比较的时候，就面临着一种困窘：我们缺乏一种观念的工具来把握它：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韩愈说，“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意思是在说什么呢？他是在说：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都谈“道”“德”----不仅如此，我们知道，诸子百家都在谈“道”与“德”----；但是，诸子百家所谈的“道”“德”，实质内容却是不同的。这就是说，他们所谈的“道”“德”，作为“定名”乃是不同的。所以，作为儒者的韩愈才说：“老子……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这就是说，儒、道两家在“道”“德”问题上，在“定名”上的实质不同。所谓“定名”是说：这个名词，这么一个命名，在内涵上是有着特定、确定的实质内容的。定名的不同意味着：不论双方是操的不同的语言（如汉语和英语）、还是同样的语言（例如都是汉语），双方的词语之间都没有等同性。儒家所说的“道”“德”跟道家所说的“道”“德”之间，是不能等同的。

　　然而，虽然实质内容是不同的，他们之间却可以对话，互相都是可以理解的。这一点很重要。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你不能说你在那里谈“道”“德”，我却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根本听不懂你的话。比如，我是一个儒家的人，在给一个道家的人谈“道”和“德”的关系、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系，人家根本听不懂，简直不知道我是在说汉语、还是在说英语。或者说，一个信奉道家的人，读到韩愈的《原道》，读到他所谈的“道”与“德”，却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但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对方确实知道我在说什么。这就很有意思了。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实际上，当我们在谈论“道”与“德”的时候，我们之间是有一个共同的语义平台的。这是不同的派别在语言使用上的共同点，是他们进行讨论、对话的基础。否则，谁也听不懂谁说话，完全听不懂。这样一种共同的语义平台，就叫做“虚位”。所谓“虚位”是说：在不同的思想系统之间、甚至在不同的民族语言、民族文化之间，词语及其观念之间是具有对应性的。这种对应，本质上是在观念层级上的对应。

　　“虚位”这个词发明得很好：“位”就是说的观念的层级，也就是说的这个观念在整个观念系统中的位置；但就其可以对应而言，这个位置是“虚”的，也就是说，这种对应性是没有实质性的。诚然，在儒家和道家之间，在“中”和“西”之间，你几乎找不到一个词语、或者范畴、概念是完全可以互相等同的，也就是说，你找不到一个完全等同的“定名”；但是，你却可以发现，双方的某些词语之间可以在“虚位”上对应起来。这样，我们就能理解、或者大致可以理解对方在说什么。例如今天汉语所说的“观念”。我们现代中国人用“观念”这个词语去翻译idea，但现代中国人所说的“观念”和西方人所说的idea，其实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这就是说，中国人所说的“观念”和西方人的idea，在“定名”上并不等同。西方人所说的idea，从柏拉图到笛卡儿、再到胡塞尔，有其特定的所指，这个所指，并不是中国人原来所说的“观”、“念”。这就是韩愈所说的“定名”的不同。但是，你同时也应该明白：为什么汉语要用“观念”去翻译idea？显而易见，它确实有一种可以对应于idea的观念内容。这就是“虚位”的对应性。否则，我们就不能这样翻译，翻译出来了别人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中西之间的词语观念，在虚位上存在着对应性，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否则的话，你和外国人没法交流，没法交往，连生意也没法谈。比如说，我在和一个外国老板谈生意，他说他的英语，我说我的汉语，中间有一个翻译在那里传译。从定名的等同性来说，在这两种语言之间，你当然找不到完全等同的词语。我说一个词，被翻成一个英语词；他说一个词，被翻成一个汉语词。我们双方所说的词语，肯定是不等同的。但是，奇怪的是，我们之间却可以交流，可以谈生意的，完全没有问题。这表明：我们能互相理解，完全能理解对方在说什么。这就产生一个问题： 你是凭什么而理解的？你是怎么达到这种理解的？显而易见，这里存在着某种共同的观念平台。

　　确实，在中西不同的民族语言之间，我们很难找到互相完全等同的词语。也有例外，那就是人工语言，比如数学里面的符号语言。但那完全不是等同与否、对应与否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英语、也不是汉语，而仅仅是人工符号。而象英语、或者汉语这样的民族语言、自然语言，相互之间基本上找不到完全等同的词语。但是，我们能够交流，能够互相理解，完全没有问题。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 姑且借用结构主义的观点，---- 每一种语言是一个系统，一个民族语言，比如汉语、英语，两者都是一种系统。你作为系统来评判，那么，它作为一个系统，有它的结构、它的层级、它的要素等等。这样一来，两种语言系统之间就能够有一种对应关系。

　　举个最通俗的例子来讲，中国人讲“王”，“王道政治”的“王”，那么，当你说“王”的时候，我可以想到什么呢？夏、商、周三代都有的那个“王”---- 夏禹王、殷纣王、周文王、周武王等等。可是，西方人所说的king，我们把它翻做“王”。中国人把king翻做“王”，那是有道理的。有什么道理呢？从等同性来讲，从“定名”来讲，可以说简直没有道理。因为：英国人所说的那个king，其实并不是中国人所说的“王”，实质内容不同，差远了！中国人所理解的“王”，比如许慎解释说：“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说文解字》）可是，英国人有“天下”的观念吗？有“天、地、人”这样的“三才之道”（《易·系辞传》）的观念吗？没有。所以，他们所说的king和我们所说的“王”是大不相同的。但是，我们把king翻做“王”，而且这样一来，我们就理解了：原来英国人所说的king，就是咱们中国人所说的坐在那么一个位子上的那个人啊！这就是对应性，是观念的“位置”的对应性。你这样就理解了：某某处在某个位子上面。中西之间，或者不同的民族之间，两个文化观念系统的背景不同，即没有等同性；但是，这两个观念系统在层级上、在要素上是有对应性的；否则，我们之间就不能互相理解和交流。

　　中国的儒、道之间，情形也是这样的。我刚才提到，诸子百家都讲“道”与“德”，但它们的实质内容是不同的。但是，虽然实质内容不同，也就是在“定名”上没有等同性，却在“虚位”上具有对应性；否则，我们没法理解对方在说什么。这种对应性是什么呢？很简单，不管儒家还是道家，一般来讲，谈“道-德”，都是“形上-形下”的关系。在道家来讲，“失道而后德”（《老子》第38章）。老子讲“天道”，这是形而上的；天道赋予形而下的人和物，就是“德”，也就是“得”，得之于天道，而成就德性，成就人性、物理。儒家也是这样的。儒家讲“天命之谓性”（《礼记·中庸》）。性是什么？性就是德性。德者，得也。得什么？得其性，就是德性。从何处得？得之于天。人得天，获得自己的人性；物得天，获得自己的物性。显然，儒、道两家的“道”“德”观念，在层级上是具有对应性的。所以，儒、道两家都共同把《周易》奉为经典，因为《易传》就是这样的观念：“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易·乾彖传》）“乾道”就是形而上的天道，也就是“道”；“性命”就是形而下的人性、物理，也就是“德”。先秦诸子，在谈到“道”“德”这样的词语的时候，差不多都是这个意思，这就是观念上的对应性。

　　大家知道的，最近，张志伟教授 [2] 跟我争论，谈“形而上学”问题。我谈“中国的形而上学”，谈儒家形而上学的解构和重建。他说：中国哪有什么“形而上学”！[3] 怎么能说中国没有形而上学呢！其实，中国的“形而上学”和西方的metaphysics的关系，跟汉语的“王”和西语的king的关系是一样的，是“定名”和“虚位”的问题，也就是等同性和对应性的问题。在定名上，中国当然没有metaphysics；但是在虚位上，中国当然是有自己的“形而上学”的。否则，我们为什么用汉语的“形而上学”去翻译亚里士多德的Metaphysics、并且能够理解呢？《易传》就是中国形而上学的建构，所以它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系辞传》）“器”就是“物”，就是形而下的存在者，形而下存在者的本质，也就是我刚才讲的“德”；而“道”，就是形而上的存在者。思考这样的形而上存在者的，就是形而上学！怎么能说中国没有形而上学呢？

摘自《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第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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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玉顺：《我们的语言与我们的生存——驳所谓“现代中国人‘失语'”说》，《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中西比较哲学”之我见》，中国儒学网（ www.confuchina.com ）。

[2] 张志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3] 参见张志伟：《关于海德格尔与中国哲学之间关系的几点思考----对黄玉顺〈生活儒学导论〉的批评》，《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黄玉顺：《论生活儒学与海德格尔思想----答张志伟教授》，《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学灯》第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