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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符号”机能及其认识能力

韩凤鸣




  人类的“思”无论从其表现的形式还是其能知的能力和可到达的程度都是极其复杂艰深的,用严格“科学”的方法对它加以解剖或简单地用分析归纳法对它加以说明都是十分困难的,还有那些实实在在的、我们目前尚无法准确描述甚至是无法描述的千差万别的精神现象或智慧的死角,我们更无能为力。尽管我们在人类的精神领域的探寻已取得了相当的成绩,我们甚至可以治疗一部分精神病,能科学地释梦,对语言符号学的研究进展尤其大,但思维的问题仍然是无穷无尽的。相对于古人,今天的思想成果和科技水平是大大地进步了,但今天的现实似乎提出了更多的古人连想也没想到的问题,这样的现实及提出的问题对于我们理解古人和解决许多遗留的难题有用,有些新的视角和方法甚至可能就是解决问题的金钥匙。

  当然,古人创造的谜一样的难题可能就是古人最伟大的地方,那些甚至仍然令今人高山仰止的精神之塔,就是今人最为钦佩古人的地方。在中国,我们首先提到的是《周易》这本书,及其体现的至今还难以穷其究竟的价值。《周易》的思维模式及其包含的智慧让历史揣摩了几千年,成果汪洋恣肆,至今我们看它仍疑团重重,许多“新”东西被发现,原来的成见也没有被推翻,各种问题和“意义”越来越多,不到真正革命性的理论或方法的发现,庐山真面目总是云遮雾绕的。

                     (一)

  首先,排除其他一切有争议的问题,诸如《易》的起源时代、功能、解读等问题,我们能肯定《易》是上古人类文化符号的集合体,蕴藏着丰富的原始智慧,今天的回忆和揣测令人目眩,其间确实蕴藏着滋养当代的无穷能量。

  传统的解《易》方法很多,大抵不外乎义理派和象数派,义理派阐发《易》、卦、爻的大义,宣宇宙人生的至理;象数派多用意于数术实践,其解易方法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规范性。总之解《易》的方法虽然很多,但到今还没有那一种解释方法及其解释是被普遍接受和被普遍约定为真理的。解《易》之所以如此困难,在于《易》文本本身的复杂难解和使用的解读方法的局限,对于前一种困难我们无能为力,对于后者,如果一种科学的解读方法被发现和使用,这将是易学史上的革命,因为它不但同时解决问题了第一个问题,也解决了《易》学史上最大的问题。事实上这样的解读方法在《易》中早已存在,只是很少有人发现它的价值,从而把它单独提出来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并进而得出一套科学的系统理论而已。这种解读方法便是《易》的“符号”解读方式,在《易》中把它叫做“象”思维。但我们要说的《易》符号学的内容要比“象”广阔得多,它是在今天的“符号学”和《易》“象”思维的双重启发下提出来的,与今天的“符号学”有一定的共通性,建立在《易》象思维方式的基础之上,但《易》符号学有着更为特殊和更加广阔的内容。

  王弼解《易》时提出“得意忘象”、“得象忘言”,即“象”是连接言、意的纽带,亦“象”是我们探索事物意义的和《易》的精髓的钥匙。

  “象”这种符号的信息传递功能在不同的使用背景中其表现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在《易》的实际应用中,依其使用的特殊的时空结构而有其特殊的解释方法和解释内容。所以“象”一方面是其文本的、抽象层面上的意义,它是单纯的、抽象的、涵泳丰富的,由于它是高度抽象的,它的一些具体意义又是模糊的、两可的、无限的、甚至是矛盾的;“象”一方面还有其实际应用的、具体生活中的意义,它是具体的、有特定指称的,在这方面“象”指的就是物象。《易》象的这种无限的广延性和丰富的具体性是一般的符号系统所不可能有的能力,一旦将抽象的“象”放进产生它的现实世界的怀抱,它就进入了母体,与自然、社会、人生及思维融成一体而可展现它的任何具体了。这种高度的抽象和无微不至的具体就叫做“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①

  《易》符号系统及其符号解说方式来源于《易》产生的时代,在人类开始有了粗浅的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知识、有了记忆和识别能力后,“他们精确地注意到了……等自然现象的细微的变异”“野性的思维借助于形象的世界……有别于那些包括历史知识在内的‘开化'的思维”。②舍弃一切关于思维的理论,用淳朴的眼光看活生生的人——犹如古人,面对生活和世界的时候,使用的是他天生的感知官能去接触事物的,客体的丰富和主体思维机制的玄妙结合而成人类特有的感知符号,如果把主体的产生及其劳动过程也当作自然的部分——根本意义上是如此,这种感知符号便必然是自然的逻辑产物,它也就是科学的和纯洁的,反映了自然,也反映了社会人生。因此,把人类的感知活动和感知成果作为科学的实在事物去研究是科学的举动,尤其当人类在远古时期还不能依靠现代文明成果于实践时,他们所进行的一切“科研”活动更是原创性的,具有创造历史的意义,其“科研”成果诸如《易》符号学,是文化奠基性的学问,受到亘古的自然史和人类文化史的检验和证明,它们是科学的学问和科学的创造。

                      (二)

  有人把符号思维称作“第三思维”而将它排在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之后,然而在时间发生史上——至少在中国认识思想史上,它应当发生在最前头。当人类在历史的初期还没有其他的思维工具可借助以进行更有效的生活时,原始的感知官能只能依靠自身的天资感知到诸如黑夜、白昼、天、地、水、山等自然实物符号,当这些客观世界的实物符号不断地在眼前重复并以无限多样的的形式拓展延伸时,人们就逐渐产生了一种“条件综合”能力,把无限多样的客观事物悄悄转化成思维中的一个个抽象符号,再将这些符号进一步进行归纳和抽象,用固定的形式描述出来,就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熟知的《易》象。从《易》象到《易》符号系统还有一个发展过程,狭义的《易》符号系统即《易》象,包括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具有表物、表德、表时空的多重功能,严格的《易》符号系统还包括六十四卦时空运动模型,六十四卦爻的乘、承、比、应、时位等关系,卦爻辞所体现的象数、义理世界,占卜实践中时、境、外应等应用背景。可以看出,《易》符号系统包含的内容是“广大悉备” ③的,科学地归纳它应该是“客观世界的事物,及其运动、关系的图式”。这便是《易》符号学的内容和定义,也是《易》符号学将要从事的工作。

  当《易》符号学系统完成,先人对宇宙人事的把握模式也就大体完成了。由于它是宇宙人生万象的抽象,又是人类思维的成果,因此这个成果必然是逻辑的和历史的统一,它是过去存在的逻辑反映,在逻辑上也应是以后历史的必然。

  现代符号学的内容是极其广泛的,人文学科的一切门类都能使用符号学的方法去表述,从而可以成为广义符号学的一个个小的符号系统,但《易》符号学的内容和使命与现代符号学有本质的差异,它只是借助“符号学”的名来立意,它的广阔的多侧面多层次的空间却是无与伦比的……。《易》符号学由于以上的形成和运作方式的独特而显示出相当大的独立性和特殊性,由于它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之大,一些“思维”和“诠释”方法是超常识的,也由于它的部分的超常识的特点,这部分常常被认为是“非科学”或“伪科学”的。因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工作是梳理出《易》符号系统,探讨《易》符号系统的能力,因为《易》说它自己有象、辞、占等系统,它的能力“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④后人说它有“简易”“变易”“不易”之德。

  《易》符号系统的象征符号基本包括两种功能,即具有“物”的象征功能和具有“德”的象征功能。“物”和“德”具有深刻的关系,“物”必然具有其特殊的“德”,但“德”却可以同时吸附无限的“物”;“物”是丰富的无限的,“德”是单纯的和有限的。在这方面看似乎很像当代哲学所讲的客观规律和具体事物的关系,但《易》符号的“物”和“性”的关系要比客观规律和具体事物的关系复杂得多,再加上环境参与的作用,其间的关系就更加特殊。《易》符号在具体的应用环境中,“物”和“德”是一体的,“德”象吸附的是的“物”象,“物”象必然具有响应的“德”象,同时“德”“物”又一齐指向具体的事物。“德”在具体中指的是那具体事物,而不是同“规律”那样是可抽象的“内在的”东西,“德”完成了它的使命,作为一种手段,在完成其使命时就被抛掉了。在具体的使用环境中,“德”指向的是具体的、明确的对象,也即是具体的“物”象,“德”和“物”在达到目的以后就又都回到了概念。

  中国文化的符号系统在许多方面继承了《易》符号思维的传统,其文化符号因环境而有全新的生命,符号是一个个活泼的具有无穷生命力的元素,不断地在新的环境框架中产生新的事物。《易》符号系统的这种特征是与西方符号学籍符号(语言)与所指严格统一的方式来认识事物是有显著不同的。

  《易》符号系统的原创显然不是为了解决今天的哲学问题,也不完全由于占卜的原因,它是先民们面对冰冷的自然及在我之外的一切力量的艰辛探索中总结出来的一套生活和生命的学问,由于文明条件的限制,他们借助于质朴的符号来传达这种感受和学问,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套很有系统和“规律性”的东西。因此当《易》符号系统建立起来以后,它建立的不仅是一个思维图式,实质上还是先民们面对的客观世界的原型,任何人一旦进入了它,就不仅进入了先民的思维,而且是进入了原型世界。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文明的不断补充,这个系统更加严密和完善,以至它本身就成了历史和智慧的“符号”,任何人只要向这个符号系统里丢进一件东西,它的符号系统的运作便会破译出这件东西的无限多样的特性和它的运动轨迹,以至任何人处在他的时代和特定的位置上可以向它索取任何所需要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易》符号系统不仅是系统的,而且是“变易”的运动系统,其间的各种符号不仅是有序、有机的,而且是运动的、联系的。……

  现代符号学的缺陷是,它虽然发现了一个个符号系统,虽然做了一些很有成效的科学描述工作,但还没有将一个个符号,甚至一个个符号系统组织成一个个更有效的和有序的、有机的结构系统——那是一种科学的系统或逻辑。而《易》系统符号恰恰做到了这一点,也恰恰在这一点上做得很早、很出色,以至我们如今仍然不能发现它何以能建立如此有效的系统、它内在机制的奥秘。例如最简单的、最基础的,也是最根本的符号“阴(— —)”和“阳(——)”,它的概括能力和象征能力不是现代符号学的任何象征符号所能替代的,也不是一些哲学范畴诸如矛盾、哲学态度诸如辩证法等所能概括的,因为它不仅是“德”的符号,也是“物”的符号,同时还是“物”,不仅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不仅是哲学思想的,也是自然的。这样的符号是我们所提倡的《易》符号,由这样的符号组成的系统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系统,由于它有自然史一样丰富的内涵和表达能力,它将更有效地帮助人们深入地探讨事物意义。而现代符号学的理论就缺少这样的开阔的胸襟和概括的智慧,它研究了一切符号系统,却没有能力研究一些根本的符号,而恰恰是这些符号和这种思维方式才是现代符号学的前途。

                     (三)

  显然,《易》符号系统是摆在“人”面前的思维世界的模型,它不是真实世界,也不是神灵世界的大门,它是由符号组成的“宇宙代数学”。⑤因此,如果我们要借助它来了解真实世界事物的意义,就必不可少地需要主体精神的“解析”,只有当参与者真正进入了这个符号系统,他才会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换句话说,这个符号系统是没有固定恒一的、一望而知的答案的,它的评价蕴藏在符号系统的运作中,因人、因时、因地而有不同的诠释,完全倚赖于你的心性水平和你对这个系统的信赖和钟爱程度。这就是朱熹所说的“得之于精神之运,心术之用”,⑥也是《易》之所以为名的实质,“变易”而能随物迁流,“不易”而能晓谕大道。

  这里便自然衍生出对《易》符号的解释方法问题,这个问题牵涉到更多的问题,那几乎是阐释者需要利用自身一切智慧、情感去理解和体悟的事实。当阐释者要阐释某一卦象,他不仅是阐释这一卦象符号的本身,他的阐释还应该是或必然是指向某种具体的,或者干脆说他需要的是事实的结果,否则这种阐释失去实际意义——实际中《易》符号的阐释也不可能如此。因此,他得从至少三个方面去考虑,进而来阐述答案,其一是心,其二是境,其三是《易》符号系统,严格来说这三者是统一不可分的。“心”为万物之灵,具有感知“一切”的能力,人当利用符号系统时的灵明感触是解释卦象符号的契机和缘由;“境”是外境,是进行《易》符号运作所在的环境及其运动,实际是“象外之象”,它不仅是客观的环境,事实上还决定了一切卦象符号的产生。《易》符号系统就是这样而且只有这样才得到真正的解读的,心靠境生,境由心捉,符号既是心、境的重组,又是“心”的认识对象和“境”的衍生物。从这个方面说,《易》符号系统及其阐释是变动不居、新鲜活泼的,它蕴涵的能量与包含的内容不是现代符号学的教条所能企及的。

  《易》符号系统提供了一种新的解读方法,即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主体心性工夫,不是把《易》符号系统当作涵盖宇宙人生全部内容的百科全书而在其中寻找现成的答案,它的符号方法要求观察者同化于《易》,将问题与《易》符号系统及其当下的运作融为一体,符号系统的智慧自然将问题分解整合成已被符号系统融合了的主体的心理需要,从而使问题在“心”和“《易》”的联合制度下解决了。《易》符号体系是普遍适用的解决问题的模式,利用其符号学的方法对社会人生现象进行观察总结或借助其符号系统的工具对景象进行解释和推断是可行的,也是一种独特和深刻的办法,但它要求使用《易》符号体系的主体是个真正的懂得《易》道者,它不仅有《易》符号学的知识,还具有最全面和深刻的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的知识和经验,还应该具有深刻圆融的心性修养功夫。因为《易》道是全面的,其符号系统是宇宙的、广大悉备的,只有一样全面的人才能把握它的精髓。

  《左传·昭公元年》记载了一则医和解《易》的功夫:

  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用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良臣将死,天命不佑。'”公曰:“女不可近乎?”对曰:“节之。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故有五节,迟速本末以相及,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于是有烦手淫声,滔湮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听也。物亦如之,至于烦,乃舍也已,无已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滔心也。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为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今君不节年时,能物及此乎?”出告赵孟。赵孟曰“谁当良臣?”对曰:“主是谓矣!主相晋国,于今八年,晋国无乱,诸侯无阙,可谓良矣。和闻之,国之大臣,荣其宠禄,任其宠节,有灾祸兴而无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于淫以生疾,将不能图恤社稷,祸孰大焉?主不能御,吾是以云也。”赵孟曰:“何谓蛊?”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谓蛊,谷之飞谓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同物也。”赵孟曰:“良医也。”厚其礼以归之。

  其中将疾病、阴阳、自然、易象、易理等结合起来进行推理思考,逻辑严密,论证充分。充分体现出《易》符号体系的有序和有机的活性特征,是人类理性对宇宙人事规律的科学模拟,同时也表达了个体心性水平对解《易》的关键作用,是对人类心性体悟的能力和阐释《易》符号体系的主观能动性的讴歌。

                     (四)

  《易》符号体系是由许多子系统构成的,由根本到枝干,由简易到复杂,显示出等级和相生的特点,同时各个体系出现的历史亦有先后的不同。分析《易》符合系统应该循其自身的各种顺序,同时又将它看成其本来的一体圆通的整体,即分析和综合的统一、逻辑的和历史的统一。

  《易·系辞》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便是《易》的基本符号和符号系统的构成。“太极”的形象符号是太极图(阴阳鱼等),它象征的是一种极抽象的存在,这种存在在本质上能化生一切,它是有又是无,非“物质”又非“精神”,是体又常现大用,是奇点又是大千世界,含有万物的全息,生万物又与万物俱。这种具有几乎与自然和人类思维一样丰富内涵的“太极”是无法用现代任何符号代换的,它丰富而复杂多元的性质拒绝一切人类文明符号的评价。也由其如此,显现出中华传统文化土壤的包容性、强调统一和追求完整的思维特色,这种思维特色是建立深具象征、隐喻特色的《易》符号文化的基础。

  “两仪”的形象图形也是具体的,表现为阴阳符号(一 一,——),它的性质是太极的进一步演化:分化和具体化。阴阳两仪起源的说法除《系辞》的太极分化说以外,还有许多象征的说法,大抵不过是先民对于自然、自身、以及生产生活诸现象和运动的概括,是先民生活斗争的智慧结晶,它们是对事物的现象和本质的最大、最基本、最抽象的概括。将宇宙间的事物和运动抽象为阴阳符号,以这种符号的逻辑运动象征象征具体可感的物质状态,这种高度概括和高度本质化的阴阳符号负载着抽象的和规律化的双重任务。

   阴阳符号的象征和归纳作用是无限的,它志在模拟世界,宇宙有多广阔,阴阳的作用就有多深远。对于具体的事物和具体的境界,当阴阳符号被应用于观察和分析时,其阴阳关系总是相对的、具体的,这之中将会产生许多思辩的哲学,甚至产生许多自然科学的萌芽,但在中国产生的更多的是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和伦理精神……。在这一切的相对中,体现了阴阳观念的无限的解释功能和普遍和适应能力,但同时也给具体的阴阳符号的阐释带来许多困难和迷惑,一旦这种文化逻辑在没有任何外界的冲击和干预下进化,其结果是一部分人走向相对主义,一部分把握了事物奥秘的人走向心性修养学的更玄秘的殿堂。

  阴阳两仪的进一步推演产生了四象、八卦、六十四卦等更丰富的符号,代表了更具体的内容和更深奥的智慧理解,其象征的内容和其内在的运动机制也更为复杂。如《周易·说卦》中解释“乾”卦的卦象,其自然象征物就有:

   天时:天、寒、冰、西北

   动物:马、老马、良马、瘠马、驳马

   植物:木果

   五色:大赤

   身体:首
   其“德”的象征物有:

   人物:君、父

   性质:阳、刚、健

  等等,其象征的“物”和“德”都是具体的,同时又是丰富多样的, 这一切都暗藏在“乾”这一卦象符号之下。由此还可以推论,“乾”这一卦象还可以是更多“象”,可以用更多的“物”和“德”的具体去反映和比附。再进一步推论,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然史自身的运动变化,原有的象征具体还会有不断的更新,以适应不断发展的人类生存环境和人类对自身的不断反思。

  这种思索是合理的,《易》符号学到了北宋即有突飞猛进,邵雍《梅花易数》的“物”象和“德”象都有很大的发展。还以“乾”卦象为例,其自然的象征物就有:

   天时:阴云、冰、雹、霰、日

   地理:西北方、京都、大郡、形胜之地、高亢之所

   静物:金玉、宝珠、圆物、木果、刚物、冠镜

   动物:马、天鹅、狮子、象

社会象征物有:

   人事之德:刚健勇武、果决、多动少静

   人物之性:君、父、大人、老人、长者、宦官、名人、公门人

  可见,卦象符号的个体象征“物”几乎可以是无限的,而且随着条件的变化其具体象征物会有多姿多彩的变化。这一现象来源于卦象的取象方式,卦象的来源基本上遵循两个原则,其一是依卦取象,其二是依象引申,由于卦象符号是不易的本体,依卦取象和依象引申都未离卦象符号的本身,只是依条件的权变,所以取象的随时变化是合乎《易》符号学的发展逻辑的。有较多变动的卦的“物”象与较为稳定的卦的“德”象均是由人而设、因人而在的,一切符号都是人类文明,既是文明的成果又是文明进步的阶梯,为了解决人类不断提出的问题而不断改变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一切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过程。

  六十四卦的形成及其系统化是《易》符号体系的成熟。六十四卦是一个大系统,每一卦体现了不同的时空场及其丰富的机理,卦内的各爻又形成紧密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机制,如九六七八、乘承比应、时位、内外、体用、中正、三才等,六十四卦、爻间形成完整统一的有机组织。当六十四卦符号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干支、六亲、六神等符号系统结合起来的时候,又产生了更丰富的画面,表现了更细腻生动是生活场景,它们一方面是后人对《易》符号系统的发挥,一方面也体现了《易》符号体系的兼容性和再生能力。

  六十四卦建立起一个包罗万象的时空场景,代表了原型宇宙的方方面面,它是主客体结合的产物,是人类的智慧把握宇宙脉络下的重建和创造,是人类智慧进一步通向宇宙生命的桥梁。六十四卦方圆图是《易》符号系统的更系统化和科学建构的产物,其间每一个符号及其位置都有其科学和哲学,具有深奥的科学原理和辩证哲学思想。一旦将这样的时空场放到现实中去,它的辨析、解释功能便立即发挥出效用,一方面它的时空场是不易的模式,是自足的生命状态,另一方面现实也是具体的,是即使其间的任一环节的事物发生变化的而整个现实状态也将发生响应的反应的完整自足的具体,两个自足的具体相应和,观察者从符号场和现实境的同异出入、生克制化中认识事物,把握事物的实质和发展方向。

  卦爻辞所建立的一套符号系统又是极具特色的,它会通了太极、阴阳、八卦、六十四卦图等《易》符号系统的所有符号,并与社会人事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一个个完整而生动的人事图景,其涵容广阔、寓意深厚,是人生对《易》卦爻系符号的生动的现实运用。

  卦爻辞的出现是《易》符号体系的完成,使《易》符号文化从开始的巫术进而走向最终的理性,从自然崇拜走向最终的人文关怀,从冷冰冰的客观阐述走向温暖的人类社会和心灵。文字《易》符号是对卦爻《易》符号的实际应用和反思的结果,是人们的实际生活和《易》卦爻结合所发现的人文精神,在吉凶悔吝等价值评定中体现出人的立场和视野,从而使《易》走向思想和哲学,也使《易》成了后人生活和事业的包罗万象的教材,而其符号学的方法也广泛地深入人心。

  《易》符号体系从象系统衍生出文字系统,从以象传递消息进而到以理论表达哲学,体现了《易》符号思维的精深博大的内涵力和美好的发展前途。时代环境的发展及社会文化提供的不同的解读工具对《易》的开拓和发展大有裨益,使《易》符号学展现更广阔前途和虎虎的生机。虽然《易》学的未来存在着无穷的发展趋向,对《易》的解读存在着丰富的差异性,但《易》的符号系统始终是《易》生命的骨架,也是我们把握《易》的精髓的钥匙。

注释:
①《易·系词上》第四章
②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6,301页
③《易·系辞上》
④《易·系辞上》第四章
⑤冯友兰语
⑥朱熹《周易本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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