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观是古今、中西社会最重要的伦理之一，但是理论形态不尽相同。儒家也有正义伦理。但是，儒家的正义伦理，不同于通常所说的西方的社会规范伦理。所谓社会规范伦理，是建立在外在的社会规范之上，而儒家伦理是建立在人的内在德性之上，因而称之为德性伦理。虽然如此，它同样具有客观普遍性，在社会实践中能起规范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广义的规范伦理。

　　在中国哲学史上，有一场著名的辩论，即孟子与告子关于 “ 义内 ” 与 “ 义外 ” 之辩。他们之间的分歧，并不是对义的客观性、普遍性有分歧，而是辩论这样一个问题：义究竟出自人的内在德性还是外在的社会法则？这实际上是伦理的道德前提的问题，直接涉及对人性的看法。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或是无善无恶的？抑或是善恶混杂、有善有恶的？这是先秦争论最激烈的一个问题。孟子之后，儒家主流派选择了性善论，以此作为儒家伦理的人性基础。

　　当然，与性善论传统并存的还有性恶论及其相应的正义观。按照性恶论的说法，正义原则是与社会的礼联系在一起的，称之为 “ 礼义 ” 。礼是社会制度及规范，是客观的，正义就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公正原则，人人必须遵守。礼是有等级的，不同的人处在不同的社会地位，所谓正义就是在社会等级之上维持一种基本的公平。荀子说： “ 公平者，职之衡也。 ” （《荀子 × 王制》）公平是衡量官职的标准，因此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要公平。只有 “ 刑政平 ” ，才能 “ 百姓和 ” （同上）比如减轻田税、平摊关税、减少力役（《荀子 × 富国》）等等，都是公平的措施，为的是维持社会的和谐。

　　性善、性恶的问题，只是一个理论前提的问题，也是一个信念的问题，若从存在的意义上说，各自都有一定的根据，但是无从证实。这同西方伦理学正义伦理从某种假设出发是相同的。重要的是对正义本身的理解、论述和应用，在这一方面，无论性恶论还是性善论，都有共同的理性原则。

　　儒家有 “ 四德 ” （即仁、义、礼、智）或 “ 五常 ” （即仁、义、礼、智、信）之说，代表儒学的核心价值。其中，仁是 “ 全德 ” ，其他三德或四常是仁在不同方面的应用和表现。其中的义，便是儒家的正义观。义本来指人的内在德性，来自 “ 羞恶之心 ” ，即羞耻感，这是人人具有的，其人性则称为义理之性；其在社会行为中的表现，则为伦理关系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即正义原则。构成五伦中的一伦。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看，这种文化可称之为耻感文化，与西方的罪感文化（原罪感）有所不同。用哲学的语言表述，可说这是一种自律伦理，而非他律伦理。

　　“ 义者宜也。 ” （《中庸》） “ 宜 ” 是适宜、适当的意思，其价值意义就是 “ 应当 ” ，是说，人应当如此行为、如此做事。义的实质，就是人所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即正义原则。孟子将其比喻为 “ 人路 ” ，即行走时所应当遵循的道路。这是一条唯一正确之路，也是正义之路，因此又说： “ 义，人之正路也。 ” （《孟子 × 离娄上》）既是正确之路、正义之路，就是人人都应当遵行的。否则，社会就会乱套，陷入无序状态，人性也会被扭曲。

　　但是，义并不是一个空洞的道德律令和伦理法则，义是有实际内容的。其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处理社会的利益关系，因而是与利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所谓的 “ 义利之辩 ” 。义利之辩是要解决义和利的关系，不是将二者分开，所谓正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周易 × 乾卦文言》说： “ 利者，义之和也。 ” 这里所说的 “ 利 ” 是 “ 利用厚生 ” （《尚书 × 大禹谈》）之利，即实际利益。所谓 “ 利者义之和 ” ，是说利益关系是正义原则的实质内容，同时又是建立在正义原则之上的，也就是说，正义原则是处理利益关系的根本原则。 “ 和 ” 是和顺之义，指利益关系只有在义的调节下，使其和顺，才是正当利益。这正是义的实质所在。

　　因此，义和利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不是有利则无义，有义则无利，不是义，便是利，如同水火。正好相反，无利则无所谓义，无义则利无所适从。有人认为，儒家只要义而不要利，提倡义而反对利，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儒家所主张的，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正当利益，绝不是反对利。有人将义与利对立起来， “ 非此即彼 ” ，这是不对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利，而在于什么样的利？如何获得利？这才是义的意义所在。儒家一贯主张，义是解决利益关系问题的根本原则，因此离不开利，不是在利之外，另有一个与之对立的义。理学家被认为严于 “ 义利之辩 ” ，但是，程颐讲得很清楚，他说： “ 人无利，直是生不得，安得无利？ ”“ 天下只是一个利，孟子与《周易》所言一般。只为后人趋着利便有弊，故孟子拔本塞源，不肯言利。 ” （《河南程氏遗书》卷 18 ，《二程集》， P215 ，中华书局。 1981 年）所谓 “ 拔本塞源 ” ，是说义是利的根本，一定要守住这个根本。只要守住这个根本，则不言利而利在其中。孟子不言利，并不是取消利，而是正义指导下的利，因此与《周易》 “ 所言一般 ” 。但是，如果只讲利而不讲义，则容易出弊端。朱熹也说： “ 利，谁不要？ ”“ 利不是不好。 ”“ 利者义之和，义之和处便利。 ” （《朱子语类》，卷 36 ， P949 ，中华书局， 1986 年）这说明，人只要活在世上，都离不开利，利是人生之所需，因而是好的。但是，必须按正义原则求利。如果抛弃了正义原则，就会追求不正当的利益，甚至 “ 唯利是图 ” ，无所不用其极。孟子的 “ 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 ” （《孟子 × 梁惠王上》），就是这个意思，意在强调正义原则的重要性，绝不是反对利。

　　正因为如此，儒家在谈到利益关系问题时，总是最先提出义，作为首要原则，强调必须在正义原则之下处理利益关系，而不是相反，只谋利而不顾义。这就是孔子所说的 “ 见利思义 ” ，而不是 “ 见利忘义 ” 只有见到利，才有义与不义的问题。儒家有时只谈义而不谈利，则其中必然蕴涵着利，这是不言而喻的。，

　　但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人人都能遵守正义原则，有些人只谋利而不顾义，甚至不择手段去谋利，因此才有君子、小人之分。孔子所说的 “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 （《论语 × 里仁》），就是指此而言的。儒家承认，有无义之利而无无利之义，义总是和利联系在一起，利却可以独行其事。义的本质就是解决利益关系问题，因此是在利益关系中存在的，是利所遵循的原则。君子之所以为君子，只是按正义原则获取正当利益，并不是拒绝利；小人则只要利而不要义。这里的君子、小人，是从道德人格上说的，不是从社会地位上说的，由义而行者是君子，唯利是图之人是小人。百姓之中有君子，居上位者也有小人。孔子、孟子对某些人的批判就是很好的例子。孔子一生孜孜不倦，到处奔走，就是为了 “ 行道 ” 、 “ 行义 ” ，其中包括贯彻儒家的正义原则。 “ 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己知之矣。 ” （《论语 × 微子》）明知行不通，还是要坚持。为什么？因为义是普遍的正义原则。任何社会都不能没有正义原则。孔子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社会建立道义原则，亦即正义原则，并以自己的行动体现这一原则。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社会是发展的，但是有了正义原则，便可以行之久远。后来的儒家说， “ 孔子为万世立法 ” ，就有这层意思。

　　儒家认为，只要符合正义原则，求富贵就是正当合理的，是符合人性的。孔子说过： “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 （《论语 × 述而》）如果能致富，做一个 “ 执鞭之士 ” 即卑贱的职业，我也能够去做。这说明，求富本身是很正常的，也是正当的，问题是怎样求富？按什么原则求富？孔子的回答是： “ 合义 ” ，即必须符合正义原则。如果不顾或违反正义原则去求富，这样的事决不能做。 “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 （《论语 × 述而》）用不正当的手段去求得富贵，这对我来说，就像过眼烟云一样不足道。

　　孔子不仅认为，求富贵，是人的正当欲求，决不能否定，而且提倡一种 “ 富民 ” 政策，使人人能够过上富裕的生活。他到卫国，看到人口众多，学生冉有问道，人口众多，该怎么办呢？孔子回答说： “ 富之。 ” 富了又怎么呢？回答说： “ 教之。 ” （《论语 × 子路》）使人民富裕起来，这是孔子和儒家的重要主张。认为儒家思想阻碍社会经济发展，反对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利于现代化之类的看法，完全是错误的。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政策，是符合儒家思想的。问题只在于如何致富？要求之有道。 “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 （《论语 × 里仁》）这里所说的 “ 道 ” ，是指道义，亦即正义原则。义是从属于仁的，儒家的正义原则，是在仁爱这个总原则之下的正义。欲富贵而不欲贫贱，这是人之常情，不仅应当满足其求富贵的欲求，而且要有政策上的保证，创造有利于富足的条件。但是，只能在正义原则之下去发展，绝不能盲目地球发展，更不能以破坏正义原则的方式去发展。

　　有人会问，儒家有正义观吗？我们说儒家所主张、提倡的义，就是正义原则，足以承担这样的功能。儒家的正义观，不是建立在 “ 社会契约 ” 的理论之上，不是以 “ 客观理性 ” 的形式出现，但它有普遍人性的基础， “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 ，这是任何社会都需要的，也是任何社会都适用的。这种正义观，不是功利主义的目的论，即不是以满足最大利益为目的。但是，确有目的论的意义。它也不是神学目的论，是以至善为目的追求，即人性的自我完善，义即体现了善的目的。义以善为自身的价值，人生应当以义为目的，不应当以利为目的。人的生命虽然离不开利，但义才是人生追求的目的，人生的幸福即在于此义的普遍实现，就是正义伦理的最高成就。为了实现以善为目的的正义原则，可以放弃个人利益。当正义原则与某些利益发生冲突时，宁可坚守正义而牺牲利益甚至生命，这就是孟子所说的 “ 舍生而取义 ” （《孟子 × 告子上》）。这当然是很高的人生境界，但也是最基本的人生准则。将善与正义原则统一起来，赋予正义以善的价值，正义就不只是一种社会伦理，而且是人生意义的真正体现，人不只是社会的人，而且是实现社会正义的主体。这是理想主义的正义观，它将正义伦理提到一个更高的程度，为人类正义指出了一条发展方向，避免了工具主义的羁绊

　　儒家的正义观，就其实际意义而言，可从两方面去说。从一方面说，利于他人、利于社会、即促进和实现他人和人民的正当利益者为义。正如《周易 × 文言传》所说： “ 利物足以和义。 ” 这里所说的 “ 物 ” ，主要是指人，广而言之，是指社会群体，但是也包括自然界的 “ 万物 ” （主要是生命之物）。 “ 利物 ” 就是有利于社会群体，增加社会群体的利益。孔子提倡的 “ 富民 ” 政策，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可称之为 “ 均富 ” 政策。此外，根据儒家 “ 仁民爱物 ” 的学说，其中包含维护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存权利。这与那种只以人或人类的利益为中心的正义学说是不同的，这是儒家广义的正义观，即生命关怀层面上的正义观。这是儒家正义观的重要特点之一，它是建立在维护一切生命权利的基础上的。一切生命都有生存的权利，应受到公正的待遇，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生命是平等的，儒家的 “ 利物足以和义 ” 的正义观，体现了生命的平等观。这当然不是说，人与万物之间没有差异，人类的利益居于首要地位，这是毫无疑问的，儒家的 “ 爱有差等 ” ，就包含了这层意思。这里，义和仁是联系在一起的，称之为 “ 仁义 ” 。仁是最高原则，义是仁在权利义务方面的体现。但是，恰恰是这个方面，往往被人们忽略了。

　　义也就是宋儒所说的 “ 公 ” 。生物 “ 公私之辩 ” ，就是 “ 义利之辩 ” 。这是坚持公利还是私利的问题，并不是否定利。所谓 “ 公利 ” ，不是 某些人所说的公有财产，即公有制；是指社会群体的公众利益，对社会全体都有利；所谓 “ 私利 ” ，是指个人一己私利，即只顾一己之私而不顾社会公利甚至危害公共利益。 “ 私 ” 是对 “ 公 ” 而言的，是指危害社会群体利益和他人利益的一己之私，不是指正当的个人利益，这一点要区别开来。如果有人以正当手段致富，即符合正义原则而致富，儒家是不仅不反对，而且是提倡的。这里，手段和目的是完全一致的，义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其实，所谓 “ 公利 ” ，就是以群体中的个人利益得到满足为衡量标准的，绝不是 “ 国富民穷 ” 式的所谓 “ 公 ” 。

　　义还包含一层意思，就是公平、公正，这也是 “ 公私之辩 ” 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人与人之间要本着互相尊重的原则，平等对待，无论是物质方面，还是行为方面，要遵守公平公正的原则，不能有欺诈行为， “ 所守之正 ” （朱熹：《孟子集注 × 尽心上》）， “ 正 ” 就是公正。就国家而言，要公正地对待人民之间的利益关系，所谓 “ 一碗水端平 ” ，国家才能安定。这就要求治国者首先要 “ 正其身 ” （《论语 × 子路》），并且要创造一个公正的社会环境，有相对而言的平等机会。所谓 “ 相对而言 ” ，是说中国古代社会有等级制。上古时期是等级制，个人的利益由社会地位决定。中古以后，社会等级有所变化，但政治等级依然存在，不过有一定的范围。在古代中国，政治平等未能实现，但是，人民有相对的社会平等。儒家的正义原则，虽不能离开当时的政治环境，但是 ，并不完全受政治条件的限制，其中包含某种普遍意义。其积极意义就在于，提供一个公正的价值标准，依此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机制，通过各种法令使社会群体中的成员，获得正当利益。这是理想主义的，但却是社会接受的，其普遍意义至今仍有价值。

　　“ 公 ” 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公正、公平，这是正义原则的具体体现。对个人而言，要公而无私，对人对己，都要处以公心，不能为了私利而损害公正原则。对国家而言，要从公正原则出发处理人民的利益关系，不能有任何偏私，更不能利用权力，为官员的个人利益或少数人的利益而损害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在一个人治而非法治的社会，要维护这种政治伦理，主要靠监察制度，但这是有限的，更重要的是靠统治者和官员的道德修养，但缺乏法律的保证。在现代社会，利益关系非常复杂，除了道德修养，还必须建立法治，以保证公正原则的实行。如果说儒家的正义观，有什么不足的话，就是缺乏制度上的保证。我们在继承儒家思想时，应当赋予时代内容。

　　从另一方面说，按儒家正义原则的要求，不能限制和妨害人民的正当权利和利益，要创造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和条件，让人民在正义原则之下自由发展。这是一种广义的社会自由。有人认为，在中国封建专制社会，人民没有自由。就历史层面而言，人民确实没有政治自由，但是有相对的社会自由，儒家反对 “ 恃强凌弱 ” ，更反对统治者的 “ 聚敛 ” 和 “ 苛政 ” ，对于社会的弱势群体，表现出极大的同情。这都是正义原则的重要方面。就哲学层面而言，儒家的正义原则，其实际体现就是 “ 无所为而为 ” 。这并不是无作为，而是顺应义的原则而为，即不是为了某种特定的功利目的或利益，而是为了正义的普遍实行。有了正义原则，人民知道如何满足他们的需要和利益，社会（包括政治），只需要维护这个原则。这同道家的 “ 无为而治 ” 有相近之处，但儒家明确主张，义的原则是其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积极的。

　　儒家的正义观，在现代社会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首先，它是在仁即普遍的生命关怀之下的正义，主张 “ 以人为本 ” ，而且包含了对自然界一切生命的关怀与公正对待的原则，因而是一种广义的正义观。其次，它以善为自身的最高价值，重视人的全面发展，视人为目的，而不是工具，这就避免了工具主义（包括理性的工具）的侵害。这两点，是现代正义论所缺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