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

　　入国问朝而不关注仁人志士，就会亡国。见到贤人而不急于任用。就会延误其君。不是贤人，无人与你共缓急，不是志士，无人与你共商国事。怠慢贤人，忘了志士。这样而能保全国家。那是从来没有的事。

　　从前晋文公曾经出逃，而最终作了诸侯的盟主。齐桓公也曾经离走他国，而最终称霸于诸侯。越王勾践遭受吴王的侮辱，而后竞成威震中国的贤君。他们所以能扬名于天下，都是因为在本国受到了莫大的屈辱。因此，最好的是不要失败。其次，先败而后成功，这就叫做善于用民。

　　我听说：并不是没有安定的居处。而是自己没有一颗安定的心；并不是没有足够的钱财，而是自己没有一颗满足的心。所以君子对自己很严格，而待他人却很宽厚；普通人对自己很宽厚，而待他人却很苛刻。君子在得意的时候，不会改变他的志向，不得意的时候，他的心情也一样平静，虽然杂处在一般平庸的人群中，也始终没有怨心，因为他有着自信的力量。

　　所以凡事从最艰难的做起，结果必定达到自己的愿望。从来没有听说过专拣自己喜欢的事去做，而得不到极坏的结果的。

　　权臣伤君，谄君害主。仁君必定有肯说直话的臣僚，上面必有耿直的部属。一般议事的人都敢于陈述己见，直言不违，而在下位的也可据理相争，这样才可以长期地赐养人民。保全自己的国土。如果做臣下的都重视自己的爵禄官职，近臣缄默，远臣也喋不出声，以致怨恨深结于民心，国君左右尽是些谄谈无耻的人臣，臣下虽有好的建议，都被阻塞，那国家就危在旦夕了。桀纣不是因为没有天下之士啊：而最终残遭杀戮而丧失了天下，所以说，与其送件国宝，不如推荐贤士。

　　现在这里有五根锥子，有一根最为尖锐，那么这一根一定最先折断；这里有五把刀，有一把最为锋利，那么这把刀一定最先缺坏。所以甘甜的水井最容易用干，高大的树木最容易被砍伐，灵验的龟骨，最先被用烤干占卜神异的赚蛇，先被人捉去曝晒求雨。所以比干被箭杀死，是因为他太耿直，孟贲的死，是因为他太逞勇，西施被沉溺，是因为她的美貌，吴起被车裂，是因为他有功劳。这些人很少不是死于他们所长。所以说太满了就装不下了。

　　所以，虽有贤明的国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仁慈的父亲，不爱无益之子。凡是不能胜任其职而处其位的，一定不是久居其位的人。不能胜任其爵而领其俸禄禄，也必定不是久享其奉绿的主人。

　　好的弓不容易拉张，但可以射得高扎得深。良马难以乘骑，但可以任重道远。好的人才不容易驾驭，但可以使国君的地位增高。江河不嫌小溪小泉的水注入，所以水量增大。贤人做事踏实不夸张，能通情达理，所以能成为天下大器。因此，江河里的水，不是仅来于一个源流，价值千金的狐白裘，不是仅以一只狐狸腋下毛集成的。哪有圣人不取志同道合的人而争取能满足自己私意的人呢？

　　所以天地并非光明永恒，大水并非一定清澈见底，大火并不是永远明亮，大德并不是那样高不可攀，有这样思想和心胸的人，才是千万人的领袖。要是思想象箭一样直，心胸象磨刀石那样平滑而装不下东西，那就不足以覆盖万物了。所以溪谷狭窄就干得快，河流浅显就枯得早，石田不会生长五谷，国君的深恩厚泽出不了宫中，就不能流行全国。

　　君子率军作战虽有阵法，仍以勇敢为根本。丧葬活动虽有礼仪，仍以哀痛为根本。士虽有学问，仍以德行为根本。所以树根植得不深不稳，就没有必要希望枝繁叶茂。近人不亲，就没有必要去招徕远人。亲戚不归附，就没有必要去广结宾朋，做事没有始终，就没有必要去开展各种业务。举一例也弄不明白，就没有必要去广博多识了。

　　所以先王治理天下，定要明察远近，君子明察远近，就是修身啊！发现他人品德不修，或自己被人毁谤，就应当对自身加以检讨，这样就积怨少而品行修好了。凡是谗害他人的话不要听，打击报复的话不要说，伤害人的意念根本不要存于心，那样，即使有谄谀之人，也无法施展其伎俩。

　　所以君子做事能力一天比一天加强。志愿一天比一天推进，计划一天比一天强盛，这就是做君子之道啊！在贫穷的时候要显示出他的廉政，在富足的时候要显示他的义气，生时被人爱戴，死时为人所哀伤，这四项是不可虚假。而且要反之自身。凡是藏于心的，不要竭尽其爱；动之于身的，不要竭尽其恭；出了口的，不要竭尽其雅驯；畅于手足，达于肌肤。到了白发坠落而不肯舍弃其志的，只有圣人了吧！

　　意志不坚强的人，智慧就不通达。说话不守信用的人。行为就不会有结果。拥有财富而不肯分给人的，不足以与他交朋友。守道不坚定，阅历不广博，辨别是非不清楚的。不足以与他交游。本不固未必危。光勇敢而不修行，以后一定懒惰。源头浑浊的流水不清，行为不可信的，名誉必损。名声不是无故而生的，名誉也不会自我长成。功成名就，名誉不可以虚假，这都要反之自身。只讲不做，口才虽好，也没人听。虽努力却夸其功，即使劳苦也无人接受。聪明的人心里明白而不多说。努力做事而不夸张自己的功劳，就这样而名扬天下。讲话不求多而求智，不求文采而求明察。没有智慧又不能明察事象，如果再加上自己又懒惰，那就事与愿违了。善不出自内心的，不能保留、行为不从自身辩明的，不能去做。名不会简单地得到，誉不能巧立，君子的言行是一致的。重在图利，不顾名誉，而这样可以为天下之士的，是从来没有的事。

　　墨子说：“天下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能没有法则，没有法则而能成功地做事情是没有的。即使是士人将相，都有法则所依，虽然是做百工的，也都要有法则遵守。百工用矩画方形，用规画圆形，用绳墨画直线，用悬锤量偏正。无论是巧工还是拙工，都以这四者为法则。巧工能做得适合，拙工虽然不能做得适合，但是摹仿地做，仍然可以超过自己的笨拙。所以百工制做东西时，都有法则所依。”

　　现在大者统治天下，其次治国，若是都没有法则所依，这就比不上百工聪明了。那么，应当用什么来做治国的法则呢？如果以自己的父母做为法则如何？天下做父母的太多，可是仁慈的父母却很少，假使人人都以自己的父母为法则，这种法则就不好。法则不好就不可以做为治国之标准法则。如果以自己的师长为法则如何？天下做师长的很多，可是仁德的却很少，倘若人人都以自己的师长为法则，这种法则就不好，不好的法则就不可以为治国的标准法则。如果以自己的国君为法则会怎样呢？天下做国君的很多，可是仁德的却很少，要是人人都以自己的国君为法则，这种法则不好，不好的法则就不可以做为治国的标准法则。所以父母、师长和国君三者，都不可以为治国之法则。

　　那么什么可以做为治国的法则呢？最好是法天。天的运行广大而无私，他施恩赐惠无穷无尽，他的光明长久不衰，所以圣王以天做治国法则。既然以天为法则，动作行事，一定视天而定，天所欲为的去做，天所不欲的就停止去做。然而天所欲和所恶的又是什么呢？天希望人们能相亲相爱，而不相互仇恨抢夺。怎么知道天要人们相亲相爱，而不相互仇恨抢夺呢？因为天兼爱人们，兼利人们。凭什么知道上天兼爱人们，兼利人们呢？因为上天宽宏大量而使人们拥有，使人们得到供养。

　　现在天下无论大国小国，都是天的城国。人无论是长幼贵贱。都是天的臣民。所以没有人不饲养牛马、喂猪犬、酿米酒、制米饼，以敬侍天。这不正是上天宽宏大量而使人们拥有，使人们得供养吗？天既然宽宏大量让人们有得供养，怎么还可以说天不要人们相爱相利呢？所以说：“爱人利人的。天—定降福与他。仇恨和抢夺他人的，天一定降祸给他。每天残杀无辜的人，一定会有祸患降临。”为什么说人们若相互杀害，天一定要降祸患给他们呢？是因为上天要人们相爱相利，而不要人们相互仇恨相互抢夺。

　　从前的圣王，象夏禹、商场、周文王、周武王、兼爱天下的百姓，带领他们敬奉上天，祭祀鬼神，他们给予百姓的好处多，所以上天降福给他们，让他们立为天子，天下的诸侯都服侍他们。暴虐的君王，如夏桀、商纣、周幽王、周厉王，兼恶天下的百姓，带领百姓咒骂上天，侮辱鬼神，他们抢夺百姓的太多，所以上天降祸给他们，使他们失掉了国家，身死后还被天下人唾弃，被后代子孙毁骂，直到现在也不休止。所以做坏事得祸的，桀、纣、幽、厉都是。而爱人利人得福的，禹、汤、文、武都是。爱人利人而得福的人是有的，仇恨和抢夺他人而得祸的人，也是有的。

　　墨子先生说：“国家有七种祸患。这七种祸患是什么？城墙城池都守御不住而去修理宫室。这是一患；敌国已侵入国境，四方邻国无一搭救，这是二患；民力耗费在无用的事情上，国家的财宝浪费在接待宾客上，这是三患；做官的人只顾保持俸禄，游说的人只爱结交，君王修订法制来惩治臣下，臣下惧怕而不敢直言规劝，这是四患；君王自以为圣明聪颖而不问国事，自以为国家安定和强大而不用作防守准备，四方邻国图谋攻打他而不知道有所戒备，这是五患；所信任的人却不忠诚，而忠诚的人却得不到信任，这是六患；禽畜和粮食不够吃，大臣不能胜任其职，国君行赏赐并不能令人欢喜，行诛罚并不能令人惧威，这是七患。国家如果有此七种祸患，国家必亡。守卫城池时，如有此七患，敌军一到，国家立即倾覆。哪国有七患，哪国必遭殃。

　　大凡五谷，是百姓所赖以生存的，也是国君所用以供养的。因而百姓若没有所依赖的，国君也就没有供养的，百姓若没有吃的，就不可能做任何事情了。所以粮食不可以不尽力地生产，土地不可以不尽量地耕种，财用不可以不节约。五谷丰收，国君就能尝尽五味，五谷欠收，则不能尝尽五味。一谷不收叫做“馑”，二谷不收叫做“旱”，三谷不收叫做“凶”，四谷不收叫做“馈”，五谷不收叫做“饥”。遇到“馑”年，做官的自大夫以下都减去五分之一的俸禄；遇到“旱”年，则减去五分之二的俸禄；遇到“凶”年，则减去五分之三的俸禄；遇到“馈”年，则减去五分之四的俸禄；遇到“饥”年，则全无俸禄，仅供给饭吃罢了。因此国家遇上“凶”“饥”年的时候，国君撤掉鼎食五分之三，大夫撤掉悬挂的乐器，读书人停止上学，国君朝服不更新，诸侯的宾客、邻国的使者，款待不能丰盛，撤掉{马参}{马非}，不修道路，马不喂粟，婢妾不能穿丝织品，这就表明穷困到极点了。

　　譬如现有一人背着他的孩子在井边打水，孩子掉到井里，那么孩子的母亲一定没法将孩子从并中救出来。如今国家遇上“凶”年，百姓饥饿无食，这种祸患比孩子掉进井里更为严重，可以忽视而不细察的吗？年成好的时候，百姓就仁慈善良，遇上凶年之时，百姓就吝啬凶恶，百姓的性情哪有一成不变的呢？参加生产的人少了，吃饭的人多了，那就没有丰年了。

　　所以说：“财不足。就要反省生产是否合于农时，粮食不够，就要反省用时是否节制。古代人不误农时生产财富，用财时节约保本，那么财产就充足了。即使是前世的圣王，岂能保证五谷年年丰收而不遭旱涝之灾呢？但他却没有挨饿受冻的百姓，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农时抓紧尽力，而给养时十分节约。如夏书上说：“禹有七年的水患”，殷书上说；“汤有五年的旱灾”，他们所遭的凶灾是何等的严重，然而百姓却没有受冻挨饿，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勤于生产，节俭于用罢了。

　　所以说：“仓里没有储备粮食，就不能应付凶年的饥饿；库里没有储存的武器，即使自己有义却无法征伐无义的；城墙要是修得不完备，自家就无法防守，思想上考虑不周全，就不能应付突然的事变。”这有如庆忌，没有周全的考虑，就不要轻率出去。夏桀对商汤没有防备，因而被放逐，商约对周武王没有防备，因而被杀死。架和约虽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为什么都灭亡于百里大小的国君手中呢？那是因为他们有了富贵，却不做任何防备。所以防备确实是一个国家的重要工作啊！粮食是国家的宝贝，武器是国家的爪牙，城墙是用来守卫的，这三者，是国家维持必备的工具。所以说，用正常的差役，修治城墙，百姓劳累而不伤；用正常的田赋，征收租税，百姓费力而不苦。百姓苦的不是这些，而是基于官府大量搜刮百姓财物。以最高的赏赐赏给无功的人，耗尽国库去添置车马、衣服和珍奇玩物，折磨役使百姓去修建五宫楼阁，死后又厚制棺停、多做衣裳，生时修建亭台楼榭，死时大修坟墓。所以百姓苦于外，府库空竭于内，君主满足不了享乐，百姓承受不了痛苦。因而国家遭到敌国入侵就损伤，百姓遇到凶饥之灾就逃亡，这是防备不周全的罪过啊！

　　因此，粮食，是圣人的宠物啊！所以《周书》上说：“国家没有足够三年的存粮，这个国家就称不上国家；家里没有足够三年的存粮，儿子就称不上儿子。”说的就是国家的防备啊！

　　墨子说：“远古的人民不知道造宫室时，靠山陵而居，挖土穴而住。穴下潮湿，伤害人民，所以圣王才开始造宫室。制造宫室的原则是：地基的高度能够避免潮湿，四周能够防御寒风，上面可以抵挡雪霜雨露，屋内墙的高度可以使男女之间有礼分隔。宫室的原则只此而已。凡是劳民伤财，实际上无多大益处的，圣王都不兴师动众。照规定的服劳役，修整城郭，人民虽有劳作，但不受损伤。照常规去征收租税，人民虽然出费，但不会困苦。人民感到痛苦的并不是那些应尽的义务，而是苦于劳役不休和横征暴敛。所以圣王制造宫室时，只求方便于生活，而不是为了美观和享乐。制作衣服带履，是为了便于身体，并非要做奇怪的装束。因此，自身节俭，教导百姓，天下的人民就得以治理，财用就可以充足。”

　　当今的人主，制造宫室之时，就与这不同了。一定要向百姓横征暴敛，强夺百姓的衣食财用，去制造宫室。讲究亭台楼阁曲折的形势，颜色雕刻的装饰。像这样宫室的建造，左右的人也都效法，所以国家财用不足以应付凶年饥馑，救济孤寡。国家穷困，人民也难以治理。君主如果真希望天下安定，不要天下混乱，那么建造宫室时，就不可以不节俭。

　　上古的人民，不知道做衣服时，都穿兽皮，围着草索，冬于既不轻便又不暖和，夏天既不轻便又不凉快。圣人以为这样不合人情，就教妇人治丝麻，织布匹，制成衣服。制衣服的原则是：冬于穿生丝制的内衣，只求轻便暖和，夏天穿葛制的中衣，只取凉爽，公文此而已。所以圣人做衣服，只救其能合身体，使肌肤舒适就足够了，并不是为了夸耀耳目，让愚民观赏。
当时，坚车良马没有人知道贵重，雕刻文彩没有人知道欣赏喜爱，那是什么缘故呢？那是圣人所教导的结果啊！人民的衣食财用，家里所储备的足以应付旱涝凶饥之灾年。那是什么缘故呢？那是因为他们懂得生活自给自足的意义，而不被外来事物所影响。所以人民勤俭节约就易于治理，君主用财有节度就容易富足。府库充实了以后，就足以应付非常的变化，兵甲不损坏，士民不劳苦，就足以征服不顺服之国，如果这样，霸王的事业，可行于天下了。

　　当今君主作衣服时，就与这不同了。冬天的衣服足以轻便暖和了，夏天的衣服足以凉爽了，都已具备但还要向百姓横征暴敛，强夺百姓衣食之时，去做锦绣文采华丽的衣服，并用熔炼的金属来做带钩，用珠玉来做豬饰；女工绣文采，男工作雕刻，用以穿戴在身。这并非取其温暖合身之益，而不过劳民伤财罢了，毕竟没有什么用。这样看来，他们所作衣服，都并不是为了合适于身体，而只是为了外表好看，所以他们的人民都邪恶且难于治理，人君教奢侈而难以进谏，以奢侈的国君去治理邪刁的国民，想使国家不乱，是不可能的事。

　　君主如果真想治理天下而不乱，作衣服时就不可以不节俭。

　　上古的人民，不知道制作饮食的时候，只吃素食而分散居住。圣人于是教男人们耕稼种植，供给人民食粮。饮食的作用，只能在于补气充虚，强身饱腹罢了。所以他们用财时节省，自奉少，于是人民殷富，国家也治理好了。

　　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强征暴敛人民财产以享受牛羊猪肉之美味，蒸烤鱼鳖以为佳肴。大国之君堆摆了上百样的菜，小国之君摆设计样多的菜，美味食品摆长有一丈见方，眼睛不能全看到，筷子不能全挟到，嘴不能全尝到，到了冬天就冻冷，夏天就腐坏，君主这样讲究饮食，左右人臣都效伤他，因而富贵的人家更加奢侈，孤苦穷困的人家就受冻挨饿，如此想让国家不乱，是不可能的。

　　人君如果想治理天下而不乱，对于饮食的费用，不可以不节省。

　　远古的人民，不知道造车船的时候，重的物件不可能搬动，远处就不能达到。所以圣王制作车船，以便百姓运行。所造的车船，完备坚固、轻巧、便利，可以运载重物达到远方。花钱少而得利多。因而百姓喜欢利用它。法令不用催促而自行，人民不必劳苦而财用充足，所以民心自然归向于他了。

　　现在的人君制造车船，跟原先不同了。车船已经够坚固轻便了，还要向百姓横征暴敛，用以修饰车船，车上画文采，船上饰雕刻。女子放弃纺织去描绘文采，因而人民没有衣服穿而受冻；男子离开他们耕种的田地去给车船雕刻装饰，因而人民就缺粮挨饿。人君这样讲究车船的装饰，左右人臣也都仿效他，所以国内人民饥寒交迫，不得已去作奸犯科，犯罪的事既多，则刑罚就繁重，刑罚繁重了，国家就混乱了。

　　人君如果想治理天下而不乱，对于制造车船，不可以不力求节俭。

　　凡是回旋于天地之间，包容于四海之内的，天地之情，阴阳之和，没有不具备的。纵然是最圣明的人也不能改变这种规律。凭什么知道它是这样的呢？圣人书传上说过：天地，就称为上下；四时，就称为阴阳；人性，就称为男女；说禽兽，就称为牡化、雄雌。这就是天地之间的情形规律，即使是从前的圣王也不能更改。虽然是远古的圣王，一定有私下的姬侍，但不至于损伤自己的品行，所以人民没有因为配偶失时而愁怨。宫中没有拘禁的女子，天下就没有鳃夫，宫内没有拘禁的女子，宫外就没有鳃夫，所以天下的人民众多。

　　现在的君主私养姬妾，大国拘禁女子上千。小国拘禁女子数百，所以天下男子大多没有妻子，女子多被拘禁而没有丈夫，男女婚姻失时，因而百姓人口减少。君主如果想让人民多而不愿减少，那么蓄养姬妄就不可以没有节制。

　　以上所论的五件事，都是圣人所节俭，小人所奢侈的事。节俭必定昌盛，奢侈必定灭亡。对于这五件事不可以没有节制，夫妇节俭，天地阴阳之气能调和，风雨节俭理顺，五谷自然丰收，穿衣有节俭，能使肌肤舒适。

　　程繁问墨子说：“先生说：圣明的君王不作音乐。但过去诸侯倦于听政，就在钟鼓的乐声中养息；士大夫懒于听政，就在竿瑟的声乐中休息；农夫在春耕夏作秋收之后，就在土缶瓦器的声乐中休息。现在先生说：圣明的君王不作音乐，这好比马不御驾，弓矢张开而不松驰。难道是没有血气的人能做得到的吗？”

　　墨子回答说：“过去尧舜有了用茅草盖的房子，才作礼制，才有钟鼓琴瑟之声。商汤王把夏桀流放到大海里，自立为天下的国王，事成功立，又没有大患之后，就沿用先王的音乐，又自己作乐自娱，称为‘护’，又修改‘九招’。周武王战胜了商殷杀了纣王，自立为天下的国王，事成功立，没有大患之后，就沿用先王的音乐，又自己作乐自娱，称为‘象’。周成王也沿用先王的音乐，以自己作乐自娱，称为‘驹虞’。周成王治理天下，比不上周武王，周武治理天下，比不上商场王，商汤王治理天下，比不上尧舜。所以，作乐越多，就越少于治理国政。由此可见，音乐不能治理国家呀！

　　程繁说：“先生说：圣明的君王没有音乐，以上说到的也都是音乐，如此怎么可以说没有音乐呢?”

　　墨子回答说：“圣明的君王的本性，就是悟出太过份了就减少它。吃是有好处的，但是知道饿的时候才吃，才是明智的。如果一味贪吃、多吃，就不是明智的了。当今圣明的国王虽有音乐，但是少听，这与没有音乐是一样的道理。”

　　墨子说：“现在的王公大人，治理国政的，都希望国家富足。人民众多，刑政治理。然而国家却不富足，反而贫穷，人民不增加，反而减少，刑政之治不通，反而混乱，所希望的恰得其反，这是什么原因呢？”

　　墨子说：“这是因为王公大人治理国政时，不能尊敬贤者，任用能人参政的缘故。国家拥有贤能之士多了，治理国家的力量就雄厚；贤能之士少了，治理国家的力量就薄弱。因此，王公大人的重要任务。就在于使贤能之士增多”。

　　有人问：“那么究竟怎样使贤能之士增多呢？”墨子说：“假如要让这个国家善于射箭驾车的人增多，就一定要使他们富贵，尊敬他们，赞美他们。然后国家里善于射箭驾车的人才可以增多，更何况于有贤能的人呢？敦厚德行，善于言谈精通于治国的道术，这本来就是国家的珍宝，社稷的栋梁呀！也务必使他们富贵，尊敬他们，赞美他们，这样了以后，国家里的贤能之士才能增多。”

　　所以古代的圣王治理国政，说道：“不义不使他富，不义不使他贵。不义不与他亲密，不义不与他接近”。国中富贵的人听到后，都退下商量：“当初我们所依靠的是富贵，现在上面只举义而不避贫贱，那么我不可以不行义。”同君王有亲戚关系的人听到了，也私下商量：“起初我们所依赖的是亲戚关系，现在上面选拔义士不避开无亲戚关系的人，那么我们不可以不行义了。”同君主亲近的人听到了，也都退下商量：“起初我们所依仗的是同主上亲近，现在主上选拔义士不避开疏远的人，那么我们不可以不行义。”远的人听到了，也私下商量：“我们当初认为太疏远而无所依仗，现在主上举义不避远，那么我们不可以不行义。”一直到边远的偏僻地方的臣僚，宫庭宿卫的人员，国内的民众，四野的农民听到了，都争先行义，这是什么原因呢？那就是上对下，只以尚贤为标准。下对上，只有以行义为标准。上下都只循着—条路径。好比富人有高墙深宫，墙已经立好了，仅在上面开一道门，如果有强盗进入，立刻将他所从入的这道门关闭，强盗就出不去了。这是什么缘故呢？这就是主人抓住了关键要领。

　　所以古代圣王为政，任德尊贤，尽管是务农的或是经商的，如果有才能就任用他。给他高的官爵，重的俸禄，实际的任务，统一的事权。那就是说，爵位不高，百姓就不尊敬他；俸禄不厚，百姓就不信任他；权力不大，百姓就不畏惧他。以这三样东两授予贤人，并不是单为他本人打算，而是要让他事业成功。所以在这时，以德任官，以官服务，以劳定赏，量功勋而分俸禄。这样，官吏就不会永远富贵。而百姓也不会永远贫贱，有才能的人就提拔他，没才能的人就罢黜他。举公义，除私怨，就是这个意思。

　　古时尧推举舜于服泽之北，将政事授给他，而天下太平。禹推举益于阴方之中、把政事授给他，而九州太平。汤推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把政事授给他，而计谋得以实现。文王推举闳天、泰颠于猎渔人夫之中，把政事交给了他们，而使西方各小国臣服。所以在这个时候，即使是禄厚位尊的大臣，没有不敬畏他们而仿效他们，即使是农夫或是商人，没有不争相规劝而崇尚他们的德行的。凡是贤士，都是用以作辅佐和接替的人选，得到了贤士，计谋不致困乏，身体不必劳苦。就可以名立功成，美好的更加显著，败坏的不会产生。这都是得助于贤士的缘故。

　　因此墨子说：“得意的时候，不可以不举用贤士，不得意的时候，也不可以不举用贤士，如果想继承尧舜禹汤的大道，就不可以不崇尚贤能，尚贤，是治理国政之根本啊！”

　　 墨子说：“现在的王公大人统治人民，主持社稷，治理国家，想长久而保持不失，不可以不知尚贤是为政之本。”凭什么知道尚贤是为政之本呢？墨子说：“大凡贵且智的人，管理愚且贱的人，就能管理好；然而用愚且贱的人管理贵且智的人，就会出乱子。因此知道，尚贤是为政之本。”

　　古代的圣王很尊崇贤士而任用能人，不结父兄帮派，不偏向富贵的人，不宠爱女色，凡是贤者，举而进之，给他富贵，让他做官任职。凡是没有才能的人，罢黜他，使他贫贱，让他服劳役。于是人民都互相劝赏，畏惧受罚，大家争相做贤人。所以贤人就多，而愚贱的人就少了。这叫做“进贤”。然后圣人听他们的言语，观他们的行为，察他们的能力，谨慎地给他官职，这叫做“事能”。因此，可以使他治理国家的，就让他治国。可以使他任官职的，就让他任官职。可以使他治理一县邑的，就让他治理县邑。凡是能够治理国家、官府、县邑乡里的人，都是国家的贤人啊！ 有贤能的人治理国家，早入朝而晚退朝，处理官司刑狱，治理政务，因而国家能治理而刑法正。贤者做官，早睡早起，征收关、市、山林、川泽的税利，以充实官家府库，所以仓凛府库充实而财用不尽。贤者治理县邑，早出晚归，耕田种菜，收聚豆粟，因而豆栗多而人民食用充足，因此国家治理好了，刑法正，食凛充实，万民殷富了。在上有洁净酒食，用以祭把上天鬼神；在外有皮革和丝织品，用以与四邻诸侯互市。在内则有充足的食粮和休息时间，用以养活国家千万百姓，在外就可以招袜天下的贤士。因此，在上的，上天鬼神降福给他，在外的，诸侯与他亲善友好，在内的，万民亲近拥护他，贤能的人归顺他。凭这个，谋事则得，做事则成，入守则固。出征则强。所以以前三代圣王，象尧舜禹汤文武等治理天下，为诸侯君长，这都是他们尚贤之法。 既知其法，但如果不知道如何推行尚贤之术，那么这件事上还等于没有成功。所以务必立下三个基本的原则。什么是三个基本原则呢?墨子回答说：“爵位不高，百姓就不尊敬他。俸禄不厚，百姓就不信任他。权力不大，百姓就不畏惧他。”因此古代圣王，给他们高的官位，厚的俸禄，实际的任务，决定权。象这样，难道仅是给他们这些好处吗？这只不过是希望事业能够成功罢了。《诗经》上说：“告汝忧恤，诲汝予爵，孰能执热，鲜不用濯?”这是说古代的国君诸侯不可以不亲善那些做为接替和辅佐人选的贤士，就如同拿过热的东西后，用水洗涤，使他自己的手得到休息一样。

　　古代圣王得到贤人而任用他，赏赐爵位使他富贵，分割土地封给他，终身不弃。至于贤人得以侍奉明君，也必定竭尽全力为国君事政，终身不厌倦。如果有美善之事，一定归功于上面，冈此美善在上，而怨谤在下，安宁和欢乐在干君，忧惑则在于臣，古代圣王治理国政，大概是这样的呀！ 现在的干公大人也想仿效古圣人，以尚贤用贤为政，给他高高的爵位，但俸禄却不随爵位而增加，爵位高而俸禄低，百姓不会相信他的，他会说：“这并非真正爱我呀：不外是假借虚名用我罢了。”象这样以假借虚名对待人，又怎可以希望人家亲善上面呢?所以先王说：“贪于权位的，个肯把权力分给他人，贪于财货的，不可能把俸禄分给他人。”权事不肯分，俸禄不肯给，请问天下的贤士，有谁会呆在王公大人的左右呢?

　　假设贤人不到王公大人的身边，那么愚贱的人就在其左右了。无德才的人在左右，他们所称赞的不是真正的贤才，他们所惩罚的，不会是真正的暴虐者。王公大人遵信这些人以治理国家，所被赏赐的也不会是真正的贤人，所被惩罚的也不会是真正的暴虐者。如果所赏非贤，所罚非暴，那么有才能的贤士得不到奖勉，而胡作非为的人也得不到遏止了。因而，在家不知道孝顺父母，在外不知道顺从乡里，居处没有节俭，出入没有限度。男女没有分别，让他治理官府，就会偷盗贪污，让他守城，就会背叛，君主有危难就不肯为之作出牺牲，逃亡时就不肯服从。让他判决狱案，就会不公正，让他分财物，就会分得不均等。与他谋事，就不会得到要领，让他办事不会成功。在内防守不固，在外征伐不强胜。所以，象从前三代暴君桀、约、幽、厉，他们所以失掉国家，倾覆社稷，就是这个缘故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只明晓小事而不知大事。 现在的王公大人，有—件衣服不能制作时，就借助于好的衣匠；有一只牛或羊不能宰时，必借助于好的屠夫。所以象遇上这两种事情一样，王公大人也未尝不知尚贤使能为政之本这道理。但一到国家混乱，社稷危急，就不懂得尚贤使能以治理国政了。是亲戚就任用他，无缘无故得到富贵，面貌长得美丽的就任用他。那些无缘无故得到富贵的，面貌美丽就被任用的，难道都很有智慧吗？如果让他们治理国家，那就是让没有智慧的人治理国家，国家之乱，就可想而知了。 王公大人如果因为贪爱一个人的美貌而任用他，不考察他的智慧而给予他爱。不能治理百人的，叫他去做千人的官，不能治理千人的，叫他去做一万人的官，这是为什么呢？答道：“做了这种官，爵位高并且俸禄厚，是因为爱他的美丽才给他做的呀！”凡是不能治理一千人的人，让他去做一万人的官，这就当了十倍的官。那些治政措施，每天都要去施行。每天治政的时间，不能延长十倍。人的治政智慧，也不可能给他增加十倍。这样让他任十倍于他的才能的官职，却只用得上一成，而另外九层等于白废了，纵使夜以继日地去干，也无法胜任其官职。为什么呢？是王公大人不明白怎样以尚贤使能为政的缘故啊！ 所以，尚贤使能为政而治的，正如前面所说过的一样。不使贤能为政而导致国家之乱的，就象我现在说的一样。

　　现在的王公大人，心中真正想治理好国家，想长保而不失，为什么不仔细考察尚贤作为政治的根本呢？而且以尚贤作为政治的根本，哪里仅仅是墨子这样说的呀？这原本是圣王为政的道理，是先壬的书上写的，是老一辈人的话。《禹传》上说：“求圣君和哲人，辅助你身”。《汤誓》上说：“求到大圣，与他同心协力，以治理天下。”这就是说，圣王不会放弃尚贤为政的办法的。他们能审慎地尊尚贤士，使用才能来治理国政，没有其他事参杂在内，所以能让天下百姓都享受他们所给的利益。 古时，舜在历山下耕种，在河滨制陶，在雷泽捕鱼，尧在服泽得到他，推举他为天子，让他接管天下的政事，管理天下的人民。伊尹本来是有莘氏女陪嫁的私臣，自己当过厨子，汤得到他，任用他为宰相，让他接管天下的政事，治理天下的人民。傅说穿着粗布衣，围着绳索，在傅岩下做佣人筑城，武丁得到他，任他做三公之官，接管天下的政事，治理天下的人民。他们为什么先贱后贵。先贫后富呢?那是因为王公大人尚贤为政，所以人民没有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劳不得休、乱而不得治理。

　　所以古代圣王能够以尚贤为政，而且能以天为法则。虽然天也不能辨别贫富贵贱、远近亲疏、举用贤人相废黜无德才的人，然而那些富贵而施行仁政的人，因而得到上天的赏赐，说的是谁人呢？答道：“像从前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等都是啊。”他们又是怎样得到赏赐的呢？答道：“他们主持政治，能够互爱互利，又率领天下的百姓，共同尊天事鬼神，使人民受利，所以上天和鬼神赏赐他们，让他们做天子，做人民的父母，百姓顺从而美称他们为圣王，一直到现在。”这就是“富贵为贤”，得以赏赐。

那么“富贵为暴”，得以惩罚的又是谁呢？答道：“象从前三代暴王桀纣幽厉都是啊。”怎么知道呢？答道：“他们主持国政，互相仇恨，相互抢夺，又率天下的百姓，咒骂上天，侮辱鬼神，抢夺杀害万民，所以上天鬼神降祸给他们，使他们身死名裂，受天下人刑戮，子孙离散，宗室毁灭，绝子断孙，万民相互指责他们为“暴王”，至今不止。这就是“富贵为暴”，因此才被惩罚的。

　　那么，亲近而不行善意，因此而得到惩罚的是谁呢？答道：“就象从前的伯鲧，是帝舜的嫡长子，却损坏了帝舜的功德，才被放逐于羽郊，那是太阳和月亮照不到的地方。帝舜不爱他，象这样‘亲而不善’，所以才得到惩罚。”

　　那么，上天所使用的贤能是谁呢？答道：“象从前的禹程、皋陶就是。”如何知道呢?先王的书《吕刑》上说：“帝尧询问百姓所患，百姓都回答说有苗为害。帝王说道：‘所有诸侯以及百官士民，凡是有德行的人，就可以任用，即使是鳏寡无依的人也都一样不掩蔽，大家以德来立国威，以德来作聪明’。于是命令伯夷、禹、稷三人，劝勤于民事。伯夷制定法典，百姓有不遵守的，就用刑罚制裁他们。禹平治水，制定山川的名称。后程教民种植，勉励大家种植五谷。这三位官员治理成功，大有益于百姓。”这就是所说的那三位圣人，谨慎于言行，精细于思考，求索于天下尚未开发的事务和被遗忘的益处，因而上天享用他们侍奉的德行。天下万民享用他们的施恩，万民承蒙受益，终身无止。 所以先王说：“这种道，大用以治理天下也不够，小用之也不困惑，长久使用它就使万民受益，终身不止。”《周颂》上说：“圣人的德行，昭著于天下，象天一样高，象地一样广。象山一样承受，不会崩裂。象太阳一样光明，象明月一样明亮，和天一样的长久。”这就是说圣人的德行，昭彰博大，坚固而长久。所以圣人的德行，是可以与天地归一类的。 现在王公大人要统治天下，做诸侯之长，没有德义之行，怎么可以呢？他们说，一定要使用威力和强权。实际现在王公大人何必要用威力与强权使百姓走上死路呢？百姓对于生命都很珍爱，对于死亡都很憎恨。百姓希望的生存得不到，憎恨的死亡却经常出现在眼前，从古至今，从来没有象这样而能统治天下，统领诸侯的。现在王公大人要想能治理天下，统领诸侯，将要得意于天下，使名声流芳后世，为什么不考察尚贤为政这根本原因呢？这尚贤为政是圣人深厚的德行啊！

　　墨子说：“天下的王公大人，都希望自己的国家富足，人民众多，刑法治理。然而不知道用尚贤为政的根本办法来治理自己国家的人民，这是王公大人不知道尚贤为政是治国之本。如果王公大人不知道尚贤为政是治国之本，可不可以举一例子来开导他们呢？假设这里有个诸侯，执政于他的国家，他说道：‘凡是我国家内有能射箭驾车的人，我将给他奖赏而使他尊贵。不能骑射的人，我将降罪于他而使他受贱视。’请问，在他的国家里的士人，谁欢喜谁惧怕呢？我以为，一定是能射箭能驾车的人欢喜，而不能射箭、不能驾车的人畏惧。于是我又进一步说道：‘凡是我国忠信的人士，我将奖赏他而使他尊贵，不忠信的人士，我将降罪于他而使他受贱视。这时，试问他国家里的人士，又是谁欢喜谁惧怕呢？我以为忠信的人士欢喜，而不忠信的人畏惧。”

　　现在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以尚贤为政，使国家里为善的人受激励。为暴的人受到阻止。甚至可以普及于天下，使天下为善的人受激励为暴的人受阻止。然而我从前所以看重尧舜禹汤文武的治政办法，是什么原故呢？是因为他们治理百姓，是当着众人施发政令而治民，使天下为善的人。可以受到激励，而为暴的人，可以受到阻止而巳。尚贤就是这样，与尧舜禹汤文武的治政办法是一样的。而今天下的士君子。他们居处言谈都知道尚贤之道，而一到当着大众施政于治民的时候，就不知道怎样尚贤使能了。我因此而知天下的士君子，只明了于小事而愚于大事，凭什么知道他们是这样的呢？

　　现在的王公大人，有一只牛或羊不会宰杀，一定去找良屠，有一件衣服不会做，一定去找良工。这时候的王公大人，虽然身边有骨肉的亲戚，有无缘无故而得富贵的人，以及有面貌长得漂亮的人，他会知道这些人没有良屠良工的能力，不会让他们去尝试，为什么呢？是担心损失自己的财物罢了。当王公大人在这个时候。还不失为一位尚贤使能的人。

　　王公大人有一匹马病而不能治，一定去找良医，有一张坏弓不能拉开，就一定去找良工，这个时候的王公大人。身边虽有骨肉的亲戚。有无缘无故富贵的人，以及面貌漂亮的人。实际上他知道他们不行，会不使用他们，这是为什么呢？是担心损坏了自己的财物罢了。当王公大人在这个时候，还不失为尚贤使能的人。

然而，等到他去治理国政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是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缘无故富贵的人以及面貌漂亮的人，就任用他们了。像这样难道王公大人看他自己的国家。还不如一张坏弓、一匹病马、一件衣服、一只牛羊吗？凭这我知道，天下的士君子，都只看到小的方面。没有看到大的方面。这好比让一个哑吧去当外交人员，一个聋子去当乐师一样。

　　因此，古代圣人治理天下，所富所贵的。未必是工公大人的骨肉亲戚，未必是无缘无故富贵的以及面貌漂亮的人。从前舜在历山下耕种，在河滨制陶，在雷泽捕鱼，在常阳买卖，尧在服泽之北得到他，立为天子，使他接管天下的政事，治理天下的人民。从前伊尹是有莘女之私臣，让他当了厨师，汤得到他，举用他，立为三公，使他接管天下的政事，治理天下的百姓。从前有一个叫傅说的人，住在北海的岛上，狱城的里面，穿着粗布衣服，围着绳索，像佣人一样在傅崖筑城，武丁得到了他，任用他，立为三公，使他接管天下的政事，治理天下的人民。所以当初尧举用舜，汤任用伊尹，武丁任用傅说，难道因为他们是骨肉之亲，无故富贵者以及面孔漂亮的人吗？那只是法其言、用其谋、行其道，在上可以有利于天，在中则可以有利于鬼神，在下可以便人民有利益罢了。

　　由此向上推到古代圣王，就已明白尚贤的道理了，假设你要想为政的话。因此，将它写在竹帛上，刻在盘盂中。留传给后代子孙。在先王书中的《吕刑》上就曾经这样讲过，王说道：“吁！来：有国有士，告女讼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择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假如能选用贤能，慎用刑典，就可以跟从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也用了尚贤之法。在先王书上，老一辈的人曾经说道：“啊！希望有圣者武夫哲人，来辅佐你。”这是说先王治理天下，必定要选择贤能的人，做他属僚辅佐。墨子说：“现在天下的士君子，不都希望富贵而厌恶贫贱吗?我可以这样说：你们怎样才可以得到富贵而避免贫贱呢?那就是要做贤人。”那么做贤人的办法如何呢?墨子说：“有力量的人要尽力帮助别人。有财的人相勉而分给他人。有学问的人相劝以助人。”倘若如此，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以治理。要是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的话，就会各安其生厂。

　　现在王公大人，所富所责的。都是一些骨肉之亲、无缘无故富贵者以及面貌好看的人。这些骨肉之亲、无缘无故富贵者、面貌好看的人，怎么一定会有智慧呢？如果没有智慧，而使他们治理国家，那么国家又怎会不乱呢？可想而矢口。

　　现在天下的士君子，都希望富贵而厌恶贫贱。然而你怎样才能得到富贵而避开贫贱呢?还不如做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缘无故富贵者，面貌长得漂亮的人呢?但是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缘无故富贵者，面貌漂亮的人，这些人并不是可以学得到的呀!假如全不知道分别的话，尽管德行厚道。和禹汤文武一样，但也不会得到什么的。而王公大人骨肉之亲，即使是破、哑、聋、瞎乃至暴虐到与桀纣一样，也不会失掉什么。因而赏赐的不是贤人，惩罚的不是暴虐者，所赏赐的是无缘无故的人，所惩罚的也是无辜者，因此使百姓都无心无意宽体而居，阻止为善，放弃他们股肱之力，而不勤劳。剩余的财物腐臭，也不互相资助，隐藏很深的学问也不相互教诲，象这样。人们就会饥不得食，寒不得衣，乱者不得治。 所以从前尧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汤有伊尹，武王有闳夭、泰颠、南宫括、散宜生，而天下太平，百姓殷富。因此，附近的人得到安定，边远的人来归附，凡是日月所照到的，车船可去到的；雨露所滋润。谷物就可养。得到这些贤人，没有不互相劝勉而赞誉的。 天下的王公大人及士君子。心里真正想行仁义的，就要力求做上士，在上则想法适合圣王的意图，在下则想着符合国家百姓的利益。所以“尚贤”这一说法，不可以不细心考究洞察。因为尚贤之法，是天地鬼神老百姓的利益，是政事的根本啊!

　　墨子说：“古时候，人民开始生活之时，没有刑政之治。所说的道理，因人而异。所以一个人就有一种道理。两个人就有两种道理，十个人就有十种义，人数多了，所说的义就多了。因而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对，而以为别人错。所以彼此之间相互攻击，在家庭里，常常因为父子兄弟看法不一致。而相互怨恨。使得亲戚离散，不能和睦相处。天下的老百姓．都以水火毒药这些东西去损害别人，以致于有余力的人，不愿意替别人服务。即使家里财物多得腐烂，也不愿意分一些给别人。把高深的学问隐藏起来，不愿意教导别人。因此，天下之乱，就象禽兽之乱一样。”

　　明白了天下之乱的原因，是由于没有行政长官。所以才选择天下贤能的人，立为天子。立了天子后，因为力量还不够，又选择天下的贤人，给他们做三公。天子和三公立了以后，又因为天下的面积太广阔，对于远国异邦的人民，是非利害的区别，不可能一一知道，所以将天下分割为万国，然后设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也立定了，因为他们的力量还不够，又在他的国家之内选择—些贤明能干的人，给他们做行政长官。

　　行政长官设立之后，天子就对天下的百姓发布政令。说道：“你们听到‘善’和‘不善’的，都要报告上面。上面认为对的，大家都赞同，上面认为错的，大家都认为错误。上面有过错。就规劝进谏，下面有善，就去查访，并加以推广。与上面同心协力而不与下面相互勾结，这是上面所赞赏的，也是下面所称誉的。如果听到‘善’和‘不善’，不向上面汇报，上面以为对的却不能认为是对的，上面认为错的却不能认为是错的，上面有过错而不能规劝进谏，下面有‘善’却不能查访和推广。与人勾结而不与上面同心协力，这是上面所要惩罚的，也是百姓所要低毁的。上面根据这些作为赏罚，是十分明察而有信用”。

　　里长就是这一里内的仁人，里长对里中的百姓发布政令，说道：“听到‘善’和‘不善’，一定报告乡长，乡长认为对的，大家都认为是对的；乡长认为错的，大家都认为是错的。放弃你不善之言，学习乡长的好话；去掉你不善的行为，学习乡长的好行为，那么这一乡还有什么理由说会乱的呢？我们考察一乡所以能治理好，是因为乡长能够统一全乡的意义，所以这个乡就治理好了。”

　　乡长，是这乡的仁人，乡长向乡的百姓发布政令，说：“听到善和不善的言行，一定告知国君，国君认为对，大家都认为对。国家认为不对，大家就都认为不对。放弃你不善之言，学习国君之善言，除掉你不善之行，学习国君之善行，那么国何以说乱呢？”观察这个国家之所以能治理好，是因为国君能统一全国的意义，因此这个国家就能治理好了。

　　国君，是这个国家的仁人，国君对百姓发布政令，说道：“听到善和不善，一定要报告天子，天子认为对的，大家都认为是对的，天子认为不对，大家都加以反对。放弃你不好的话，学习天子的好话，去掉你不好的行为，学习天子的好行为。那么，天下怎么会乱呢?”考察天子之所以能治理好的原因，是在于只有天子才能统一天下的意义，所以能治理好天下。

　　天下的老百姓，都上同于天子，而不上同于天，因而灾害还不会完全除掉。例如时常刮大风，下大雨，连续不止，这就是上天对那些不可同于天的人的惩罚。 所以墨子说：“古代圣王制定五种刑法，请以治理人民，好比丝缕的纪、网罟的纲一样，对于那些不尚同于上的老百姓，就收紧起来”。

　　墨子说：“现在，回顾古代人民的初始生活，还没有设立行政长官的时候，他们是这样说的：‘天下的人所说的道理都因人而异义’。因此，一个人有一种道理，十个人就有十种道理，一百个人就有一百种道理，人数越多，道理就越多，所以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对，而认为别人错，因而彼此之间相互攻击。在家庭内，往往因为父子兄弟的意见不一而相互怨恨；都有离散之心，不能和睦相处。以致于有余力的人不愿意帮助他人，隐匿良好的德行，不愿教导别人，财物剩余腐烂，也不愿分给他人，所以天下之乱，象禽兽一样，没有君臣长幼之分，也没有父子兄弟之礼节，这是天下大乱的原因啊！”

　　明白了人民没有行政长官，统一天下意志，而使天下大乱的道理。就选择天下贤良圣明有智慧能言善辩的人，推举为天子。使他从事统一天下的意志。天子既已立定之后，仅靠他的耳目所及，不能使天下协同一致。所以选择天下最聪明能干，智慧高而能言善辩的人，立他们为三公，从事于协同天下一致的事业。天子和三公设立了以后，因为大下面积广大，边远山区的人民，不能够统一，所以分割天下，设立数以万计的诸侯国君，使他们从事于协同一国的事业。国君立下之后，仅靠他一人耳目所及，不能使其国统一一致，所以又在他的国家里选择贤能的人，立他们做左右将军、大夫，及至乡里之长，来共同从事统一他们国家之义。

　　天下的诸侯国君、人民的行政长官设定了以后，天子就发布政令，说：“凡是听到或是看到‘善’的，必定将它报告上面；听到看到‘不善’的，也必定将它报告上面。上面认为对的，就认为是对的，上面认为不对的，也一同认为不是对的。自己有‘善’，定要献给上面，上面有过，必定要规劝力谏。与上面协同一致，不要有与下面互相包庇的想法。”这样，上面知道了，就会赏赐他，万民听见了，就会赞美他。如果见到听到“善”的，不将它报告上面，听见“不善”的，也不报告上面。上面认为对的，而不能认识是对的；上面认为是错的，而不能认识是错的。自己有“善”的，不能进献给上面；上面有过错的，不能规劝力谏。在下互相包庇而诽谤上面。上面知道了这些事，就会诛罚他们，万民听到这些事，就会说毁他们。所以古代圣王制定刑法政策作为赏罚，是非常的明察和信用的。所以，凡是天下的百姓，都希望得到上面的赞赏和恩赐，而惧怕上面的话毁和诛罚。

　　里长顺从天子的政令，使他的里内协同一致。然后又率领里内人民，与乡长协同一致，他说：“凡是里内的人民，都应该上同于乡长，而不在下包庇。乡长认为是对的，大家必定要认为是对的；乡长认为是错的，大家也要认为是错的。去掉你不好的话，学习乡长的好话；去掉你的不好的行为。学习乡长的好行为。”乡长本是一乡中最贤能的人，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够以乡长为榜样，那么，这个乡还会治不好吗？乡长之所以能治理好乡，那是什么原因呢？墨子说：“那是因为他能够使全乡协同一致，所以这一乡就治理好了”。

　　乡长治理他的乡，而且已经治理好了。于是又率领乡里的百姓，尚同他的国君。他说：“凡是乡里的百姓，都应该上同于国君，不要在下争议。国君认为对的，大家都要认识是对的；国君认为是错的，一定是错的。去掉你不好的话，学习国君的好话；去掉你不良的行为，学习国君的良好行为”。国君本是一国中最贤明能干的人，如果所有的国人都能效仿国君，那么这一国还会治不好吗？国君之所以能治好其国，那是什么缘故呢？墨子说：“那是因为他能够使全国同行一义，协同一致，所以能治理好其国。” 国君治理他的国家，而国家已经治理好了，于是又率领国内百姓，尚同于天子。他说：“凡是国内的百姓，尚同于天子，而不要在下互相争议，天子所认为对的。都认为是对的；天子所认为不对的，都认为不对。去掉你不善的话，学习天子的善言；去掉你不良的行为，学习天子的良好行为。”天子本来是天下最贤能的人啊！如果所有天下的人民，都效法于天子，那样怎么能说天下治理不好呢？考究天子之所以能治理天下的原因，为什么能呢？墨子说：“只因为他能使天下之义大同，所以天下能治理好。”

　　已经上同于天子，还未上同于天。那么天灾还不能完全停止。例如气候的寒热调节不好。雪霜雨露降的不是时候，五谷不熟，六畜不繁衍。病疾流行。大风大雨。接踵而至，这就是上天所给的惩罚，用以罚天下不尚同于天的人。

　　所以古代的圣王，明晓上天鬼神所想要的，而避开上天鬼神所憎恨的，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所以率天下的百姓，斋戒休浴，‘预备洁净丰盛的酒饭，来祭祀上天鬼神。他们对鬼神的奉把，酒饭不敢不洁净丰盛，牺牲不敢不用肥大的；玉器丝帛不敢不合于度量。春秋二季的祭祀，不敢错过时期；审理狱案，不敢不公正；分配财物，不敢不平均；待人处事，不敢怠慢礼节。那是说，他当行政长官能像这样的话，在上的上天鬼神深深看重他，在下的百姓得便利于他。上天鬼神看重他，而他能够努力办事，那就可以得到上天鬼神的赐福了。百姓从他那得到便利，而他能努力办事。那么百姓就衷心爱戴他了。象这样为政，所以谋事得，举事成，入守就能坚固，出战就能胜利，为什么能够这样呢？墨子说：“那就是能够以尚同治政罢了。”所以古代圣王为政就是这样。

　　现在天下人说：“当今天下行政长官，并没有废掉，为什么天下却乱成这个样子呢？这是什么原因？”墨子说：“现在天下的行政长官，与古代的根本不同了。譬如有苗用五刑一样。从前圣王制定五刑之法，用来治理人民；等到有苗制定五刑，却用来扰乱天下。难道说刑罚不好吗？是应用不适当罢了。”所以先王的书《吕刑》有这样记载说：“苗民不服从管制，就加之以刑法．而他们却做了五杀之刑，称为法。”如此说来，善用刑罚可以治理人民，不善用刑罚，于是就用五杀之法了。这哪是刑罚不好呢？只是用得不当的缘故，所以才变用了五杀之法。所以？先王的书《说命》有这样的记载说：“唯口出好兴戎。”这就是说善用口的，可以说出好话，而不善用口的。成为谗贼寇仇，这难道是口不好吗？而是用得不好的缘故”。

　　所以古时候设立行政长官，是用来治理人民的。如丝缕的纪、网罟的纲。是用来收服那些天下淫暴之徒，使他们改邪归正，行同一义。所以先王的书《相年》上说：“建国设都，设立天子诸侯，并不是让他们高高在上的；设立卿大夫师长等官职，并不是让他们享乐的。而是让他们明白如何治理天下太平。”这就是说，古时候上天鬼神设建国都，、设立官长，并不是要提高他们的爵位，增加他们的奉禄，使他们过着富淫的生活。而足择定他们乃为天下百姓兴利除害。使贫穷的孤寡的变成富贵，使危险的变成安定，混乱的得到治理。所以古代圣王为政是这样的。

　　现在王公大人实行刑政却相反，用所宠爱的人为政，让宗族、父兄和故旧在左右任职，让他们作行政长官。于是百姓知道设立行政长官不是用以治民，所以大家都朋比蒙蔽，无人肯与上面协同一致，因而上下之间义不同。要是上下之间对事理的看法不同，那么赞赏不足以功人为善，而刑罚也不足以阻止暴乱。凭什么潮道这样呢？墨子说：“假设上面主管国家政事的长官说：‘这个人可以赏，我将要赏他。’如果上下看法不同，上面说要赏此人，大家都不以为然，说是大家相处一起，我们都没说他好呀！那么，这人虽得到上面的赏赐，却不足以起劝导的作用。假定上面主管国政的人说：‘这人可以罚，我将要罚他。’如果上下之间看法不司，上面说要罚的这个人，却是大家所赞誉的，说：‘我们与他相处一起，大家都赞美他！’那么这个人虽然被上面惩罚，却也不能起阻止的作用。如果被主管国政的人所赏赐却不起劝善作用，刑罚而不起阻止作用，那不就是与我前面所说的‘百姓生活之初，是没有行政长官’相同吗？如果有了行政长官，而与没有的时候一样，那么这就不是用来治理人民，统一人民的了。”

　　古代的圣王，谨慎以尚同治政，立行政长官，所以上下之间情意通融。上面如果有尚未开发之事和还未兴办的利益，下面随时能够为他开发。下面有什么蓄积的怨害，上面能够除掉它。所以数千万里之外，有人行善，他家里人未必全知，他的乡里也未完全知道，天子就光能够赏赐他。远在数千万里之外，如果有人行不善，他家里人还不知道，他乡里尚未听道，天子就先能够惩罚他。因此，所有天下的人，都惧怕警惕，不敢做淫暴的字情，都说天子的视听灵敏如神。先王说过这样一句话：“这不是神奇，只是能够使用他人的耳目，帮助自己视听，借用他人的嘴，帮助自己言谈；借他人的心，助于自己思考；借用他人的股肱之力，帮助自己动作。”帮助他视听的人多了，那么他的见闻就远大了；帮助他言谈的人多了，那么他的声音所能安抚人的范围就广泛了；帮助他思考的人多了，那么他的计划很快就可以实现；帮助他动作的人多了，那么，他所做的事情就很快可以成功。

　　所以占代圣人之所以济事成功，名垂后世。并没有其他原因和异常的东西，只是能以尚同为政罢了。所以先王的书《周颂》有这样记载：“载来见辟工，聿求厥章。”说的是古代诸侯国君在每年的春秋二季，到天子朝廷来朝见，接受天子严厉的教令，然后回去治理他们的国家，因此政令所到之处，没有不敢宾服的。当时，天下根本没有一个敢变乱天子的教令。《诗经》上又说：“我马维骆，六辔沃若，载驰载驱。周爰咨度。”又说；“我马维骐，六辔六丝，载驰载驱，周援咨谋。”这些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古代的诸侯国君，不论听闻善与不善，都跑到天子那里报告。所以赏赐的是贤能，惩罚的是暴虐，不杀无辜，也不放过有罪的，这就是“尚同”的功效啊！所以墨子说；“当今天下的土公大人十君子，假如真希望他们的国家富足，人民众多，刑政治理，社稷安定，应当象我所说的‘尚同’，不可以不考究，这是为政的根本啊！”

　　《墨子》尚同下第十三

　　墨子说道：“智者做事，必须考虑国家百姓所以治理的原因而行事，也必须考虑国家百姓所以混乱的根源而事先回避。”然而考虑国家百姓因之治理的原因是什么呢？居上位的人施政，能得到下面的实情则治理，不能得到下面的实情则混乱。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居上位的施政，得到了下边实情，这就对百姓的善否很清楚。假若清楚百姓的善否，那么得到善人就奖赏他，得到暴人就惩罚他。善人受赏而暴人受罚，那么国家就必然治理。如果居上位的施政，不能得知下面的实情，这就是对百姓的善否不清楚。假若不清楚百姓的善否，这就不能得到善人而赏赐他，不能得到暴人而惩罚他。善人得不到赏赐而暴人得不到惩罚，象这样施政，国家民众就必定混乱。所以赏（罚）

　　若得不到下面的实情，是不可不考察其后果的。

　　然而考虑应该怎么样才可以获知下情呢？所以墨子说：“只有能用向上统一意见施政，这以后就可以了 ”怎么知道向上统一意见，就可以在天下施政呢？这为什么不审察古代施政时的情况呢？古代上天开始生育下民，还没有行政长官的时候，百姓人各为主。如果百姓人各为主，这就一人有一个道理，十人有十个道理，百人有百个道理，千人有千人道理。及至人数多得不可胜数，那么他们所谓的道理也就多得不可胜数。这样人都认为自己的道理正确，而认为别人的道理不正确，因此严重的发生斗殴，轻微的发生争吵。所以上天希望统一天下的道理，因此就选择贤人立为天子。天子认为他的智慧能力不足单独治理天下，所以选择次于他的贤人立为三公。三公又认为自己的智慧能力不足单独辅佐天子，所以分封建立诸侯；诸侯又认为自己的智慧能力不足单独治理他国家的四境之内，因此又选择次于他的贤人，立为卿与宰；卿、宰又认为自己的智慧能力不足以单独辅佐他的君主，因此选择次于他的贤人，立为乡长、家君。所以古时天子设立三公、诸侯、卿、宰、乡长，家君，不只是让他们富贵游乐而选择他们，而是将使他们协助自己治理刑政。所以古时建国立都，就设立了帝王君主，又辅佐以卿士师长，这不是想用来取悦自己喜欢的人，只是分授职责，使他们助天明治。

　　现在为什么居人之上的人不能治理他的下属，居人之下的人不能事奉他的上级？这就是上下相互残害。什么原因会这样？就是各人的道理不同。假若道理不同的人双方有所偏私，上面认为这人为善，将赏赐他。这人虽然得到了上面的赏赐，却免不了百姓的非议，因此，为善的人未必因此而得到勉励，虽然人们看到有赏赐。上面认为这人行暴，将惩罚他，此人虽得到了上司的惩罚，却怀有百姓的赞誉，因此，行暴的人未必可使停止，虽然人们看到了惩罚。所以计议上面的赏赐赞誉，不足以勉励向善，计议上面的非毁惩罚，不足以阻止暴行。这是什么原故使之如此呢？就是各人道理不同。

　　既然如此，那么想统一天下各人的道理，将怎么办呢？所以墨子说道：为何不试着使家君对他的下属发布政令说：“你们见到爱护和有利于家族的，必须把它报告给我，你们见到憎恨和危害家族的也必须把它报告给我。你们见到爱护和有利于家族的报告给我，也和爱护和有利家族一样，上面得知了将赏赐他，大家听到了将赞誉他。你们见到了憎害家族不拿来报告，也和憎害家族的一样，上面得知了将惩罚他，大家听到了将非议他。”以此遍告这全家的人。人们都希望得到长上的赏赐赞誉，而避免非议惩罚。所以，见了好的来报告，见了不好的也来报告。家君得到善人而赏赐他，得到暴人而惩罚他。善人得赏而暴人得罚，那么家族就会治理好。然而计议这一家治理得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只是能以向上统一道理的原则治政之故。

　　家已经治好了，治国的办法全都在此了吗？那还没有。国家之中的家数很多，它们都认为自己的家对而别人的家不对，所以严重的就发生动乱，轻微的就发生争执。所以又使家君总其家族的道理，用以上同于国君。国君也对国中民众发布政令说：“你们看到爱护和有利于国家的必定拿它来报告，你们看到憎恶和残害国家的也必定拿它来报告。你们看到爱护和有利于国家的把它上报了，也和爱护和有利国家的一样。上面得悉了将予以赏赐，大家听到了将予以赞誉。你们看到了憎恶和残害国家的不拿来上报，也和憎恶和残害国家的一样。上面得悉了将予以惩罚，大家听到了将予以非议。”以此遍告这一国的人。人们都希望得到长上的赏赐赞誉，避免他的非议惩罚，所

　　以人民见到好的来报告，见到不好的也来报告。国君得到善人予以赏赐，得到暴人而予以惩罚。善人得赏而暴人得罚，那么国家必然治理好。然而计议这一国治理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只是能以向上统一道理的原则治政之故。

　　国家已经治理了，治理天下的办法尽在这里了吗？那还没有。天下国家为数很多，这些国家都认为自己的国家对而别人的国家不对，所以严重的就发生动乱，轻微的就发生争执。因此又使国君总同各国的意见，用来上同于天子。天子也对天下民众发布政令说：“你们看到爱护和有利于天下的必定拿它来报告，你们看到憎恶和残害天下的也必定拿它来报告。你们看到爱护和有利于天下而拿来报告的，也和爱护和有利于天下的一样。上面得悉了将予以赏赐，大家听到了将予以赞誉。你们看到了憎恶和残害天下的而不拿来上报的，也和憎恶和残害天下的一样。上面得悉了将予以惩罚，大家听到了将予以非毁。”以此遍告天下的人。人们都希望得到长上的赏赐赞誉，避免他的非毁惩罚，所以看到好的来报告，看到不好的也来报告。天子得到善人予以赏赐，得到暴人而予以惩罚。天下必定治理了。然而计议天下治理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只是能以向上统一道理的原则治政的缘故。

　　天下已经治理了，天子又总同天下的道理，用来上同于天。所以尚同作为一种主张，它上而用之于天子，可以用来治理天下；中而用之于诸侯，可以用来治理他的国家；小而用之于家长，可以用来治理他的家族。所以大用之治理天下不会不足，小用之治理一国一家而不会横阻，说的就是（尚同）这个道理。所以说：治理天下之国，如治一家，使今天下之民如使一人。抑或只有墨子有这个主张，而先王没有这个呢？则先王也是这样的。圣王都用尚同的原则治政，所以天下治理。从何知道这样呢？在先王的书《大誓》这样说过：“小人看到奸巧之事，知而不言的，他的罪行与奸巧者均等。”这说的就是看到淫僻之事不拿来报告的，他的罪行也和淫僻者的一样。

　　所以古时的圣王治理天下，他所选择作为自己左右辅佐的人，都是贤良。在外边做事的人，帮助他察看和听闻的人很多。所以（他）和大家一起谋划事情，要比别人先考虑周到；和大家一起办事，要比别人先成功，（他的）荣誉和美好的名声要比别人先传扬出去。唯其以诚信从事，所以有这样多的利益。古时有这样的话，说：“一只眼睛所看到的，不如两只眼睛所看到的；一只耳朵听到的，不如两只耳朵听到的；一只手操拿，不如两只手强。”惟其以诚信从事，所以如此有利。所以古代圣王治理天下，千里之外的地方有个贤人，那一乡里的人还未全都听到或见到，圣王已经得悉而予以赏赐了。千里之外的地方有一个暴人，那一乡里的人还未全部听到或见到，圣王已经得悉而予以惩罚了。所以认为圣王是耳聪目明吧？难道张眼一望就到达千里之外吗？倾耳一听就到达千里之外吗？圣王不会亲自前去看，不会靠近去听。然而使天下从事寇乱盗贼的人走遍天下无处容足的原因，是什么呢？那是以尚同原则治政的好处。

　　所以墨子说：“凡是使百姓尚同的，如果爱民不深，百姓就不可使令。即是说：必须切实爱护他们，以诚信之心拥有他们。用富贵引导于前，用严明的惩罚督率于后。象这样施政，即使要想人民不与我一致，也将办不到。”

　　所以墨子说：“现在天下的王公大人、士君子们，如果心中确实将行仁义，追求做上士，上要符合圣王之道，下要符合国家百姓之利，因此对尚同这一主张不可不予以审察。尚同是施政的根本和统治的关键。”

　　《墨子》兼爱上第十四

　　圣人是以治理天下为职业的人，必须知道混乱从哪里产生，才能对它进行治理。如果不知道混乱从哪里产生，就不能进行治理。这就好像医生给人治病一样，必须知道疾病产生的根源，才能进行医治。如果不知道疾病产生的根源，就不能医治。治理混乱又何尝不是这样，必须知道混乱产生的根源，才能进行治理。如果不知道混乱产生的根源，就不能治理。圣人是以治理天下为职业的人，不可不考察混乱产生的根源。

　　试考察混乱从哪里产生呢？起于人与人不相爱。臣与子不孝敬君和父，就是所谓乱。儿子爱自己而不爱父亲，因而损害父亲以自利；弟弟爱自己而不爱兄长，因而损害兄长以自利；臣下爱自己而不爱君上，因而损害君上以自利，这就是所谓混乱。反过来，即使父亲不慈爱儿子，兄长不慈爱弟弟，君上不慈爱臣下，这也是天下的所谓混乱。父亲爱自己而不爱儿子，所以损害儿子以自利；兄长爱自己而不爱弟弟，所以损害弟弟以自利；君上爱自己

　　而不爱臣下，所以损害臣下以自利。这是为什么呢？都是起于不相爱。

　　即使在天底下做盗贼的人，也是这样。盗贼只爱自己的家，不爱别人的家，所以盗窃别人的家以利自己的家；盗贼只爱自身，不爱别人，所以残害别人以利自己。这是什么原因呢？都起于不相爱。

　　即使大夫相互侵扰家族，诸侯相互攻伐封国，也是这样。大夫各自爱他自己的家族，不爱别人的家族，所以侵扰别人的家族以利他自己的家族；诸侯各自爱他自己的国家，不爱别人的国家，所以攻伐别人的国家以利他自己的国家。天下的乱事，全部都具备在这里了。细察它从哪里产生呢？都起于不相爱。

　　假若天下都能相亲相爱，爱别人就象爱自己，还能有不孝的吗？看待父亲、兄弟和君上象自己一样，怎么会做出不孝的事呢？还会有不慈爱的吗？看待弟弟、儿子与臣下象自己一样，怎么会做出不慈的事呢？所以不孝不慈都没有了。还有盗贼吗？看待别人的家象自己的家一样，谁会盗窃？看待别人就象自己一样，谁会害人？所以盗贼没有了。还有大夫相互侵扰家族，诸侯相互攻伐封国吗？看待别人的家族就象自己的家族，谁会侵犯？看待别人的封国就象自己的封国，谁会攻伐？所以大夫相互侵扰家族，诸侯相互攻伐封国，都没有了。假若天下的人都相亲相爱，国家与国家不相互攻伐，家族与家族不相互侵扰，盗贼没有了，君臣父子间都能孝敬慈爱，象这样，天下也就治理了。

　　所以圣人既然是以治理天下为职业的人，怎么能不禁止相互仇恨而鼓励相爱呢？因此天下的人相亲相爱就会治理好，相互憎恶则会混乱。所以墨子说：“不能不鼓励爱别人”，道理就在此。

　　《墨子》兼爱中第十五

　　墨子说：“仁人处理事务的原则，一定是为天下兴利除害，以此原则来处理事务。”既然如此，那么天下的利是什么，而天下的害又是什么呢？墨子说：“现在如国与国之间相互攻伐，家族与家族之间相互掠夺，人与人之间相互残害，君臣之间不相互施惠、效忠，父子之间不相互慈爱、孝敬，兄弟之间不相互融洽、协调，这就都是天下之害。”

　　既然如此，那么考察这些公害又是因何产生的呢？是因不相爱产生的吗？墨子说：“是因不相爱产生的。”现在的诸侯只知道爱自己的国家，不爱别人的国家，所以毫无忌惮地发动他自己国家的力量，去攻伐别人的国家。现在的家族宗主只知道爱自己的家族，而不爱别人的家族，因而毫无忌惮地发动他自己家族的力量，去掠夺别人的家族。现在的人只知道爱自己，而不爱别人，因而毫无忌惮地运用全身的力量去残害别人。所以诸侯不相爱，就必然发生野战；家族宗主不相爱，就必然相互掠夺；人与人不相爱，就必然相互残害；君与臣不相爱，就必然不相互施惠、效忠；父与子不相爱，就必然不相互慈爱、孝敬；兄与弟不相爱，就必然不相互融洽、协调。天下的人都不相爱，强大的就必然控制弱小的，富足的就必然欺侮贫困的，尊贵的就必然傲视卑贱的，狡猾的就必然欺骗愚笨的。举凡天下祸患、掠夺、埋怨、愤恨产生的原因，都是因不相爱而产生的。所以仁者认为它不对。

　　既已认为不相爱不对，那用什么去改变它呢？墨子说道：“用人们全都相爱、交互得利的方法去改变它。”既然这样，那么人们全都相爱、交互得利应该怎样做呢？墨子说道：“看待别人国家就像自己的国家，看待别人的家族就像自己的家族，看待别人之身就像自己之身。”所以诸侯之间相爱，就不会发生野战；家族宗主之间相爱，就不会发生掠夺；人与人之间相爱就不会相互残害；君臣之间相爱，就会相互施惠、效忠；父子之间相爱，就会相互慈爱、孝敬；兄弟之间相爱，就会相互融洽、协调。天下的人都相爱，强大者就不会控制弱小者，人多者就不会强迫人少者，富足者就不会欺侮贫困者，尊贵者就不会傲视卑贱者，狡诈者就不会欺骗愚笨者。举凡天下的祸患、掠夺、埋怨、愤恨可以不使它产生的原因，是因为相爱而生产的。所以仁者称赞它。

　　然而现在天下的士君子们说：“对！兼爱固然是好的。即使如此，它也是天下一件难办而迂阔的事。”墨子说道：“天下的士君子们，只是不能辨明兼爱的益处、辨明兼爱的原故。现在例如攻城野战，为成名而杀身，这都是天下的百姓难于做到的事。但假如君主喜欢，那么士众就能做到。而兼相爱、交相利与之相比，则是完全不同的（好事）。凡是爱别人的人，别人也随即爱他；有利于别人的人，别人也随即有利于他；憎恶别人的人，别人也随即憎恶他；损害别人的人，别人随即损害他。实行这种兼爱有什么困难呢？只是由于居上位的人不用它行之于政，士人不用它实之于行的缘故。”从前晋文公喜欢士人穿不好的衣服，所以文公的臣下都穿着母羊皮缝的裘，围着牛皮带来挂佩剑，头戴熟绢作的帽子，（这身打扮）进可以参见君上，出可以往来朝廷。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君主喜欢这样，所以臣下就这样做。从前楚灵王喜欢细腰之人，所以灵王的臣下就吃一顿饭来节食，收着气然后才系上腰带，扶着墙然后才站得起来。等到一年，朝廷之臣都（饥瘦得）面有深黑之色。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君主喜欢这样，所以臣下能做到这样。从前越王勾践喜爱士兵勇猛，训练他的臣下时，先把他们集合起来，（然后）放火烧船，考验他的将士说：“越国的财宝全在这船里。”越王亲自擂鼓，让将士前进。将士听到鼓声，（争先恐后），打乱了队伍，蹈火而死的人，近臣达一百人有余。越王于是鸣金让他们退下。所以墨子说道：“像少吃饭、穿坏衣、杀身成名，这都是天下百姓难于做到的事。假如君主喜欢它，那么士众就能做到。何况兼相爱、交相利是与此不同的（好事）。爱别人的人，别人也随即爱他；有利于别人的人，别人也随即有利于他；憎恶别人的人，别人也随即憎恶他；损害别人的人，别人也随即损害他。这种兼爱有什么难实行的呢？只是居上位的人不用它行之于政，而士人不用它实之于行的缘故。”

　　然而现在天下的士君子们说：“对！兼爱固然是好的。即使如此，也不可能行之于事，就象要举起泰山越过黄河、济水一样。”墨子说道：“这比方不对。举起泰山而越过黄河、济水，可以说是强劲有力的了，但自古及今，没有人能做得到。而兼相爱，交相利与此相比则是完全不同的（可行之事）。古时的圣王曾做到过。”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古时大禹治理天下，西边疏通了西河、渔窦，用来排泄渠水、孙水和皇水；北边疏通防水、原水、泒水，使之注入召之邸和滹沱河，在黄河中的厎柱山分流，凿开龙门以有利于燕、代、胡、貉与西河地区的人民。东边穿泄大陆的迂水，拦入孟诸泽，分为九条河，以此限制东土的洪水，用来利于冀州的人民。南边疏通长江、汉水、淮河、汝水，使之东流入海，以此灌注五湖之地，以利于荆楚、吴越和南夷的人民。这是大禹的事迹，我们现在要用这种精神来实行兼爱。从前周文王治理西土（指岐周），象太阳象月亮一样，射出的光辉照耀四方和西周大地。他不倚仗大国而欺侮小国，不倚仗人多而欺侮鳏寡孤独，不倚仗强暴势力而掠夺农夫的粮食牲畜。上天眷顾文王的慈爱，所以年老无子的人得以寿终，孤苦无兄弟的人可以安聚于人们中间，幼小无父母的人有所依靠而长大成人。这是文王的事迹，我们现在应当用这种精神实行兼爱。从前武王将祭祀泰山，于是陈述说：“泰山！有道曾孙周王有祭事。现在（伐纣的）大事已成功，（太公、周、召）一批仁人起而相助，用以拯救商夏遗民及四方少数民族。即使是至亲，也不如仁人。万方之人有罪，由我一人承当。”这是说周武王的事迹，我们现在应当用这种精神实行兼爱。

　　所以墨子说道：“现在天下的君子，（如果）内心确实希望天下富足，而厌恶其贫穷；希望天下治理好，而厌恶其混乱，那就应当全都相爱、交互得利。这是圣王的常法，天下的治道，不可不努力去做。”

　　《墨子》兼爱下第十六

　　墨子说道：“仁人的事业，应当努力追求兴起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然而在现在，天下之害，什么算是最大的呢？回答说：“例如大国攻伐小国，大家族侵扰小家族，强大者强迫弱小者，人众者虐待人少者，狡诈者算计愚笨者，尊贵者傲视卑贱者，这就是天下的祸害。又如，做国君的不仁惠，做臣下的不忠诚，做父亲的不慈爱，做儿子的不孝敬，这又都是天下的祸害。又如，现在的贱民拿着兵刃、毒药、水火，用来相互残害，这又是天下的祸害。

　　姑且试着推究这许多祸害产生的根源。这是从哪儿产生的吗？这是从爱别人利别人产生的？则必然要说不是这样的，必然要说是从憎恶别人、残害别人产生的。辨别一下名目：世上憎恶别人和残害别人的人，是兼（相爱）还是别（相恶）呢？则必然要说是别（相恶）。既然如此，那么这种别相恶可不果然是产生天下大害的原因！所以别（相恶）是不对的。墨子说：“如果以别人为不对，那就必须有东西去替代它，如果说别人不对而又没有东西去替代它，就好像用水救水、用火救火。这种说法将必然是不对的。”所以墨子说：“要用兼（相爱）来取代别（相恶）。”既然如此，那么可以用兼（相爱）来替换别（相恶）的原因何在呢？回答说：“假如对待别人的国家，象治理自己的国家，谁还会动用本国的力量，用以攻伐别人的国家呢？为着别国如同为着本国一样。对待别人的都城，象治理自己的都城，谁还会动用自己都城的力量，用以攻伐别人的都城呢？对待别人就像对待自己。对待别人的家族，就像对待自己的家族，谁还会动用自己的家族，用以侵扰别人的家族呢？对待别人就像对待自己。既然如此，那么国家、都城不相互攻伐，个人、家族不相互侵扰残害，这是天下之害呢？还是天下之利呢？则必然要说是天下之利。

　　姑且试着推究这些利是如何产生的。这是从哪儿产生的呢？这是从憎恶人残害人产生的呢？则必然要说不是的，必然要说是从爱人利人产生的。辨别一下名目：世上爱人利人的，是别（相恶）还是兼（相爱）呢？则必然要说是兼（相爱）。既然如此，那么这种交相兼可不果是产生天下大利的 ！所以墨子说：“兼是对的。”而且从前我曾说过：“仁人之事，必然努力追求兴起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现在我推究由兼（相爱）产生的，都是天下的大利；我推究由别（相恶）所产生的，都是天下的大害。所以墨子说别（相恶）不对兼（相爱）对，就是出于这个道理。

　　现在我将寻求兴起天下之利的办法而采取它，以兼（相爱）来施政。所以大家都耳聪目明，相互帮助视听，听以大家都用坚强有力的手足相互协助！而有好的方法努力互相教导。因此年老而没有妻室子女的，有所奉养而终其天年；幼弱孤童没有父母的，有所依傍而长大其身。现在以兼（相爱）来施政，则其利如此。不知道天下之士听到兼（相爱）之说而加以非议，这是什么缘故呢？

　　然而天下的士子，非议兼（相爱）的言论还没有中止，说：“兼（相爱）即使是好的，但是，难道可以应用他吗？”墨子说：“如果不可应用，即使我也要批评它，但哪有好的东西不能应用呢？”姑且试着让主张兼和主张别的两种人各尽其见。假设有两个士子，其中一士主张别（相恶），另一士主张兼（相爱）。主张别（相恶）的士子说：“我怎么能看待我朋友的身体，就象我的身体；看待我朋友的双亲，就象我的双亲。”所以他返身看到他朋友饥饿时，即不给他吃；受冻时，即不给他穿；有病时，不服事疗养；死亡后，不给葬埋。主张别（相恶）的士子言论如此，行为如此。主张兼（相爱）的士子言论不是这样，行为也不是这样。他说：“我听说作为天下的高士，必须对待朋友之身如自己之身，看待朋友的双亲如自己的双亲。这以后就可以成为天下的高士。”所以他看到朋友饥饿时，就给他吃；受冻时，就给他穿；疾病时前去服侍，死亡后给予葬埋。主张兼（相爱）的士人的言论如此，行为也如此。这两个士子，言论相非而行为相反吗？假使这两个士子，言出必信，行为必果，他们的言与行就象符节一样符合，没有什么话不能实行。既然如此，那么请问：现在这里有一平原旷野，人们将披甲戴盔前往作战，死生之变不可预知；又有国君的大夫出使遥远的巴、越、齐、楚，去后能否回来不可预知。那么请问：他要托庇家室，奉养父母，寄顿自己的妻子，究竟是去拜托那主张兼（相爱）的人呢？还是去拜托那主张别（相恶）的人呢？我认为在这个时候，无论天下的愚夫愚妇，即使反对兼（相爱）的人，也必然要寄托给主张兼（相爱）的人。说话否定兼（相爱），（找人帮忙）却选择兼（相爱）的人，这就是言行相违背。我不知道天下的人都听到兼（相爱）而非议它的作法，原因在哪里？

　　然而天下的士子，攻击兼爱的言论还是没有停止，说道：“或许可以用这种理论选择士人，但却不可以用它选择国君吧？”姑且试着让两者各尽其见。假设这里有两个国君，其中一个主张兼的观点，另一个主张别的观点。所以主张别的国君会说：“我怎能对待我的万民之身，就对待自己之身呢？这太不合天下人的情理了。人生在世上并没有多少时间，就好像马车奔驰缝隙那样短暂。”所以他返身看到他的万民挨饿，就不给吃，受冻就不给穿，有疾病就不给疗养，死亡后不给葬埋。主张别的国君的言论如此，行为如此。主张兼的国君的言论不是这样，行为也不是这样。他说：“我听说在天下做一位明君，必须先看重万民之身，然后才看重自己之身，这以后才可以在天下做一位明君。”所以他返身看到他的百姓挨饿，就给他吃，受冻就给他穿，生了病就给他疗养，死亡后就给予埋葬。主张兼的君主的言论如此，行为如此。既然这样，那么这两个国君，言论相非而行为相反？假使这两个国君，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符合得像符节一样，没有说过的话不能实现。既然如此，那么请问：假如今年有瘟疫，万民大多因劳苦和冻饿而辗转死于沟壑之中的，已经很多了。不知道从这两个国君中选择一位，将会跟随那一位呢？我认为在这个时候，无论天下的愚夫愚妇，即使是反对兼爱的人，也必定跟随主张兼的国君了。在言论上反对兼，而在选择时则采用兼，这就是言行相违背。不知道天下的人听到兼的主张而非难它的做法，其原因是什么。

　　然而天下的士子，非难兼爱的言论还是没有停止，说道：“兼爱算得上是仁，也算得上是义了。即使如此，难道可以做得到吗？我打个比方，兼爱的行不通，就像提举泰山超越长江、黄河一样。所以兼爱只不过是一种愿望而已，难道是做得到的事吗？”墨子说：“提举泰山超越长江、黄河，自古及今，生民以来，还不曾不过。现在至于说兼相爱、交相利，这则是自先圣六王就亲自实行过的。”怎么知道先圣六王亲自实行了呢？墨子说：“我并不和他们处于同一时代，能亲自听到他们的声音，亲眼见到他们的容色，我是从他们书写在简帛上、镂刻在钟鼎石碑上、雕琢在盘盂上，并留给后世子孙的文献中知道这些的。”《泰誓》上说：“文王象太阳，象月亮一样照耀，光辉遍及四方，遍及西周大地。”这就是说文王兼爱天下的广大，好像太阳、月亮兼照天下，而没有偏私。这就是文王的兼爱。即使墨子所说的兼爱，也是从文王那里取法的！

　　而且不只《泰誓》这样记载，即使大禹的誓言也这样说。大禹说：“你们众位士子，都听从我的话：不是我小子敢横行作乱，而是苗民在蠢动，因而上天对他们降下惩罚。现在我率领众邦的各位君长，去征讨有苗。”大禹征讨有苗，不是为求取和看重富贵，也不是干求福禄，使耳目享受声色之乐，而是为了追求兴起天下的利益，除去天下的祸害。这就是大禹的兼爱。即使墨子所说的兼爱，也是从大禹那里取法的！

　　而且并不只《禹誓》这样记载，即使汤的言辞也是如此，汤说：“我小子履，敢用黑色的公牛，祭告于皇天后土说：‘现在天大旱，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缘故得罪了天地。于今有善不敢隐瞒，有罪也不敢宽饶，这一切都鉴察在上帝的心里。万方有罪，由我一人承担；我自己有罪，不要累及万方。'”这说的是商汤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尚且不惜以身作为牺牲祭品，用言辞向上帝鬼神祷告。这就是商汤的兼爱，即使墨子的兼爱，也是从汤那里取法的。

　　而且不只大禹的誓言和商汤的言辞是这样，周人也有这类的话。周诗上说：“王道荡荡，不偏私不结党；王道平平，不结党不偏私；君子在王道上引导，小人在后面望着行。”如果以我所说的话不符合道，则古时周文王、周武王为政公平，赏贤罚暴，不偏私父母兄弟。这就是周文王、武王的兼爱，即使墨子所说的兼爱，也是从文王、武王那里取法的。不知道天下的人一听到兼爱就非难，究竟是什么原因。

　　然而天下的人非难主张兼爱者的言论，还是没有终止，说道：“抑或这不符合双亲之利，而有害于孝道吧？”墨子说：姑且试着推究孝子为双亲考虑的本心，我不知道孝子为双亲考虑，是希望别人爱护和有利他的双亲呢？还是希望憎恶、残害他的双亲呢？按照常理来看，当然希望别人爱护和有利于他的双亲。既然如此，那么怎样从事才能得到这个呢？假若我先从事于爱护和有利于别人的双亲，然后别人报我以爱护和有利于我的双亲呢？还是我先从事于憎恶别人的双亲，然后别人报我以爱护和有利于我的双亲呢？则必然是我先从事于爱护和有利于别人的双亲，然后别人报我以爱护和有利于我的双亲。然则这一交相利的孝子，果真是出于不得已，才先从事于爱护和有利于别人的双亲呢？还是以为天下的孝子都是笨人，完全不值得善待呢？姑且试着探究这一问题。先王的书《大雅》说道：“没有什么话不听用，没有什么德不报答。你投给我桃，我报给你李。”这就是说爱人的必被人爱，而憎恶人的必被人憎恶。不知天下的人，一听到兼爱就非难，究竟原因在哪里。

　　抑或认为困难而做不到吗？曾有比这更困难而可做到的。从前楚灵王喜欢细腰。当灵王在世时，楚国的士人每天吃饭不超过一次，用力扶稳后才能站起，扶着墙壁然后才能走路。所以节食本是他们难于做到的，然而这样做后灵王喜欢，所以没有经过多久时间，民风可以转移。则这无非是为迎合君主之意罢了。从前越王勾践喜欢勇猛，训练他的将士三年，认为自己还不知道效果如何，于是故意放火烧船，擂鼓命将士前进。他的将士前仆后继，倒身于水火之中而死的不计其数。当这个时候，如停止擂鼓而撤退的话，越国的将士可以说害怕的了。所以说焚身是很难的事，这以后却做到了。因为越王喜欢它，所以没经过很久时间，民风可以转移，这是为追求迎合君主罢了。从前晋文公喜欢穿粗布衣，当文公在世时，晋国的人士都穿大布的衣和母羊皮的裘，戴厚帛做的帽子，穿粗糙的鞋子，（这身打扮）进可见晋文公，出可在朝廷来往。所以穿粗陋的衣服是难做到的事，然而因为文公喜欢，没过多长时间，民风可以转移，这是为追求迎合君主罢了。所以说节食、焚舟、穿粗衣服，这本是天下最难做的事，然而这样做后可使君主喜欢，因此没过多长时间，民风可以转移，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为追求迎合君主罢了。现在至于兼相爱、交相利，这是有利而容易做到，并且不可胜数的事。我认为只是没有君上的喜欢罢了，只要有君上喜欢，用奖赏称赞来勉励大众，用刑罚来威慑大众，我认为众人对于兼相爱、交相利，会像火一样的向上，水一样的向下，在天下是不可防止得住的。

　　《墨子》非攻上第十七

　　现在假如有一个人，进入别人的园圃，偷窃他家的桃子、李子。众人听说后就指责他，上边执政的人抓到后就要处罚他。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损人利己。至于盗窃别人的鸡犬、牲猪，他的不义又超过到别人的园圃里去偷桃李。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损人更大，他的不仁也更突出，罪过也更深重。至于进入别人的牛栏马厩内，偷取别人的牛马，他的不仁不义，又比盗窃别人鸡犬、牲猪的更甚。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损人更大。一旦损人更大，他的不仁也更突出，罪过也更深重。至于妄杀无辜之人，夺取他的皮衣戈剑，则这人的不义又甚于进入别人的牛栏马厩偷取别人牛马的。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损人更大。一旦损人更大，那么他的不仁也更突出，罪过也更深重。对此，天下的君子都知道指责他，称他为不义。现在至于大规模地攻伐别人的国家，却不知指责其错误，反而跟着去赞誉他，称之为义。这可以算是明白义与不义的区别吗？

　　杀掉一个人，叫做不义，必定有一项死罪。假如按照这种说法类推，杀掉十个人，有十倍不义，则必然有十重死罪了；杀掉百个人，有百倍不义，则必然有百重死罪了。对这种（罪行），天下的君子都知道指责它，称它不义。现在至于攻伐别人的国家这种大为不义之事，却不知道指责其错误，反而跟着称赞它为义举。他们确实不懂得那是不义的，所以记载那些称赞攻国的话遗留给后代。倘若他们知道那是不义的，又有什么理由解释记载这些不义之事，用来遗留给后代呢？

　　《墨子》非攻中第十八

　　墨子说道：“现在的王公大人掌握着国家大政的，如果确实希望毁誉精审，赏罚恰当，刑罚施政没有过失，……”所以墨子说：“古时有这样的话：‘如果谋虑不到，就根据过去推知未来，根据明显的事推知隐微。'像这样谋虑，则所谋必得。”

　　现在假如军队出征，冬天行军害怕寒冷，夏天行军害怕暑热，这就是不可在冬、夏二季行军的了。一到春天，就会荒废百姓翻耕种植；在秋天，就会荒废百姓收获聚藏。现在荒废了一季，那么百姓因饥寒而冻饿死的，就多得数不胜数。我们现在试着计算一下：出兵时所用的竹箭、羽旄、帐幕、铠甲、大小盾牌和刀柄，拿去用后弊坏腐烂得不可返回的，又多得数不胜数；再加上戈矛、剑戟、兵车，拿去用后破碎弊坏而不可返回的，多得数不胜数；牛马带去时都很肥壮，回来时全部瘦弱，至于去后死亡而不能返回的，多得数不胜数；战争时因为道路遥远，粮食的运输有时中断不继，百姓因而死亡的，也多得数不胜数；战争时人民居处都不安定，饥饱没有节制，老百姓在道路上生病而死的，多得数不胜数；丧师之事多得数不胜数，军士因而阵亡的更是无法计算，鬼神因此丧失后代祭祀的，也多得数不胜数。

　　国家发动战争，剥夺百姓的财用，荒废百姓的利益，象这样多，然而又为什么还去做这种事呢？（他们）回答说：“我贪图战胜的声名，和所获得的利益，所以去干这种事。”墨子说：“计算他自己所赢得的胜利，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计算他们所得到的东西，反而不如他所失去的多。”现在进攻一个三里的城和七里的郭，攻占这些地方不用精锐之师，且又不杀伤人众，而能白白地得到它吗？杀人多的必以万计，少的必以千计，然后这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才能得到。现在拥有万辆战车的大国，虚邑数以千计，不胜其驻入；广阔平衍之地数以万计，不胜其开辟。既然如此，那可见土地是他所有余的，而人民是他所不足的。现在尽让士兵去送死，加重全国上下的祸患，以争夺一座虚城，则是摈弃他所不足的，而增加他所有余的。施政如此，不是治国的要务呀！

　　为攻战辩饰的人说道：“南方如楚、吴两国之王，北方如齐、晋两国之君，它们最初受封于天下的时候，土地城郭方圆还不到数百里，人民的总数还不到数十万。因为攻战的缘故，土地扩充到数千里，人口增多到数百万。所以攻战是不可以不进行的。”墨子说道：“即使有四、五个国家因攻战而得到利益，也还不能说它是正道。好象医生给有病的人开药方一样，假如现在有个医生在这里，他拌好他的药剂给天下有病的人服药。一万个人服了药，若其中有四、五个人的病治好了，还不能说这是可通用的药。所以孝子不拿它给父母服用，忠臣不拿它给君主服用。古时在天下封国，年代久远的可由耳目所闻，年代近的可由亲眼所见，由于攻战而亡国的，多得数都数不清。”因何知道如此呢？东方有个莒国，这国家很小，而处于（齐、越）两个大国之间，不敬事大国，也不听从大国而唯利是好，结果东面的越国来侵削他的疆土，西面的齐国兼并、占有了它。考虑莒国被齐、越两国所灭亡的原因，乃是由于攻战。即使是南方的陈国、蔡国，它们被吴、越两国灭亡的原因，也是攻战的缘故。即使北方的柤国、不屠何国，它们被燕、代、胡、貉灭亡的原因，也是攻战的缘故。所以墨子说道：“现在的王公大人如果确实想获得利益而憎恶损失，想安定而憎恶危险，所以对于攻战，是不可不责难的。”

　　为攻战辩饰的人又说：“他们不能收揽、利用他们的民众士卒，所以灭亡了；我能收揽、利用我们的民众士卒，以此在天下攻战，谁敢不投降归附呢？”墨子说道：“您即使能收揽、利用您的民众士卒，您难道比得上古时的吴王阖闾吗？”古时的吴王阖闾教战七年，士卒披甲执刃，奔走三百里才停止歇息，驻扎在注林，取道冥隘的小径，在柏举大战一场，占领楚国中央的都城，并使宋国与鲁国被迫来朝见。及至吴夫差即位，向北攻打齐国，驻扎在汶上，大战于艾陵，大败齐人，使之退保泰山；向东攻打越国，渡过三江五湖，迫使越人退保会稽，东方各个小部落没有谁敢不归附。战罢班师回朝之后，不能抚恤阵亡将士的遗族，也不施舍民众，自恃自己的武力，夸大自己的功业，吹嘘自己的才智，怠于教练士卒，于是建筑姑苏台，历时七年，尚未造成，至此吴人都有离异疲惫之心。越王勾践看到吴国上下不相融洽，就收集他的士卒用以复仇，从吴都北郭攻入，迁走吴王的大船，围困王宫，而吴国因这灭亡。从前晋国有六位将军，而其中以智伯为最强大。他估量自己的土地广大，人口众多，想要跟诸侯抗衡，以为用攻战的方式取得英名最快，所以指使他手下的谋臣战将，排列好兵船战车士卒，以之攻打中行氏，并占据其地。他认为自己的谋略已经高超到极点，又去进攻范氏，并大败之，合并三家作为一家却还不肯罢手，又在晋阳围攻赵襄子。到此地步，韩、魏二家也互相商议道：“古时有话说：‘唇亡则齿寒。'赵氏若在早晨灭亡，我们晚上将随之；赵氏若在晚上灭亡，我们早晨将随之。古诗说：‘鱼在水中不快跑，一旦到了陆地，怎么还来得及呢？'”因此韩、魏、赵三家之主，同心戮力，开门清道，令士卒们穿上铠甲出发，韩、魏两家军队从外面，赵氏军队从城内，合击智伯。智伯大败。

　　所以墨子说道：“古时有话说：‘君子不在水中照镜子，而是以人作镜子。在水中照镜，只能看出面容；用人作镜，则可以知吉凶。'现在若有人以为攻战有利，那么何不以智伯失败的事作借鉴呢？这种事的不吉而凶，已经可以知道了。”

　　《墨子》非攻下第十九

　　墨子说道：当今天下所赞美的人，该是怎样一种说法呢？是他在上能符合上天的利益，于中能符合鬼神的利益，在下能符合人民的利益，所以大家才赞誉他呢？还是他在上不能符合上天的利益，于中不能符合鬼神的利益，在下不能符合人民的利益，所以大家才赞誉他呢？即使是最愚蠢的人，也必定会说：“是他在上能符合上天的利益，于中能符合鬼神的利益，在下能符合人民的利益，所以人们才赞誉他。”现在天下所共同认为是义的，是圣王的法则。但现在天下的诸侯大概还有许多在尽力于攻战兼并，那就只是仅有誉义的虚名，而不考察其实际。这就象瞎子与常人一同能叫出白黑的名称，却不能辨别那个物体一样，这难道能说会辨别吗？所以古时的智者为天下谋划，必先考虑此事是否合乎义，然后去做它。行为依义而动，则号令不疑而速通于天下。确乎得到了自己的愿望而又顺乎上天、鬼神、百姓的利益，这就是智者之道。所以古时享有天下的仁人，必然反对大国攻伐的说法，使天下的人和睦一致，总领四海之内，于是率领天下百姓务农，以臣礼事奉上鬼、山川、鬼神。利人之处多，功劳又大，所以上天赏赐他们，鬼神富裕他们，人们赞誉他们，使他们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声与天地并列，至今不废。这就是智者之道，先王所获得天下的缘故。

　　现在的王公大人、天下的诸侯则不是这样。他们必定要指使他们的谋臣战将，都排列其兵船战车的队伍，在这个时候准备用坚固的铠甲和锐利的兵器，去攻打无罪的国家，侵入那些国家的边境，割掉其庄稼，斩伐其树木，摧毁其城郭，填塞其沟池，夺杀其牲畜，烧毁其祖庙，屠杀其人民，灭杀其老弱，搬走其宝器，终至进而支持战斗，（对士卒）说：“死于君命的为上，多杀敌人的次之，身体受伤的为下。至于落伍败退的呢？罪乃杀无赦！”用这些话使他的士卒畏惧。兼并他国覆灭敌军；残杀虐待民众，以破坏圣人的功业。还将认为这是利于上天吗？取用上天的人民，去攻占上天的城邑，这乃是刺杀上天的人民，毁坏神的神位，倾覆宗庙社稷，夺杀其牲口，那么这就对上下符合上天的利益了。还将认为这样利于鬼神吗？屠杀了这些人民，就灭掉了鬼神的祭主，废灭了先王（的祭祀），残害虐待万民，使百姓分散，那么这就于中不符合鬼神的利益了。还将认为这样利于人民吗？认为杀他们的人民是利人，这就也微薄了。又计算那些费用，原都是人民的衣食之本，所竭尽天下百姓的财用，就不可胜数了，那么，这就对下不符合人民的利益了。

　　现在率领军队的人相互认为不利的事情，即是：“将领不勇敢，兵士不奋厉，武器不锐利，训练不习战，军队不多，士卒不和，受到威胁而不能抵御，遏止敌人而不能久长，争斗而不能迅疾，转拢来又不强大，树立的决心不坚定，结交的诸侯内心生疑。结交的诸侯内心生疑，那么敌对之心就会产生而共同对敌的意志就减弱了。”假若完全具备了这些不利条件而竭力从事战争，那么国家就会失去法度，百姓也就要改业了。现在何不试着看看那些喜欢攻伐的国家？假使国中出兵发动战争，君子身分的人（数以百计），普通人士数以千计，负担劳役的人数十万，然后才足以成军而出动。（战争时间）久的数年，快的数月，这使在上位的人无暇听政，官员无暇治理他的官府之事，农夫无暇耕种，妇女无暇纺织，那么国家就会失去法度，而百姓则要改业了。然而如那种兵车战马的损失，帐幕帷盖，三军的用度，兵甲的设备，如果能够收回五分之一，这还只是一个粗略的估计。然而又如那种士卒在道路上散亡，由于道路遥远，粮食不继，饮食不时，厮役们因之辗转死于沟壑中的，又多得不可胜数。像这样不利于人、为害天下之处就够严重了。但王公大人却乐于实行，那么这实即是乐于残害天下的百姓，难道不是荒唐吗？现在天下好战的国家为齐、晋、楚、越，如果让这四国得意于天下，那么，使他们的人口增加十倍，也不能全部耕种土地。这是人口不足而土地有余呀！现在又因争夺土地的缘故而互相残杀，既然这样，那么这就是亏损不足而增加有余了。

　　现在一般喜好攻伐的国君，又辩饰其说，用以非难墨子说：“（你）认为攻战为不义，难道不是有利的事情吗？从前大禹征讨有苗氏，汤讨伐桀，周武王讨伐纣，这些人都立为圣王，这是什么缘故呢？ ”墨子说：“您没有搞清我说法的类别，不明白其中的缘故。他们的讨伐不叫作‘攻’，而叫作‘诛’。从前三苗大乱，上天下命诛杀他。太阳为妖在晚上出来，下了三天血雨，龙在祖庙出现，狗在市上哭叫，夏天水结冰，土地开裂而下及泉水，五谷不能成熟，百姓于是大为震惊。古帝高阳于是在玄宫向禹授命，大禹亲自拿着天赐的玉符，去征讨有苗。这时雷电大震，有一位人面鸟身的神，恭谨地侍立，用箭射死有苗的将领，苗军大乱，后来就衰微了。大禹既已战胜三苗，于是就划分山川，区分了事物的上下，节制四方，神民和顺，天下安定。这就是大禹征讨有苗。等到夏王桀的时候，上天降下严命，日月失时，寒暑无节，五谷枯死，国都有鬼叫，鹤鸣十余个晚上。天就在镳宫命令汤：‘去接替夏朝的天命，夏德大乱，我已在天上把他的命运终断，你前去诛灭他，一定使你戡定他。’汤于是敢奉命率领他的部队，向夏边境进军。天帝派神暗中毁掉夏的城池。少顷，有神来通告说：‘夏德大乱，去攻打他，我一定让你彻底戡定他。我既已受命于上天，上天命令火神祝融降火在夏都西北角。’汤接受夏的民众而战胜了夏，在薄地会合诸侯，表明天命，并向四面八方通告，而天下诸侯没有敢不归附的。这就是汤诛灭夏。等到商王纣，上天不愿享用其德，祭祀失时。夜中出了十个太阳，在薄地下了泥土雨，九鼎迁移位置，女妖夜晚出现，有鬼晚上叹喟，有女子变为男人，天下了一场肉雨，国都大道上生了荆棘，而纣王更加放纵自己了。有只赤鸟口中衔圭，降落在周的岐山社庙上，圭上写道：‘上天授命周文王，讨伐殷邦。’贤臣泰颠来投奔帮助，黄河中浮出图箓地下冒出乘黄神马。周武王即位，梦见三位神人说：‘我已经使殷纣沉湎在酒乐之中，（你）去攻打他，我一定使你彻底戡定他。’武王于是去进攻纣这个疯子，灭商兴周。上天赐给武王黄鸟之旗。武王既已战胜殷商，承受上天的赏赐，命令诸侯分祭诸神，并祭祀纣的祖先，政教通达四方，而天下没有不归附的，于是继承了汤的功业。这即是武王诛纣。如果从这三位圣王来看，则（他们）并非‘攻’，而叫作‘诛’。”

　　但是那些喜好攻伐的国君又辨饰其说，用来非难墨子道：“您以攻战为不义，它难道不是很有利吗？从前楚世子熊丽，最初封于睢山之间；越王繄亏出自有遽，始在越地建国；唐叔和吕尚分别建邦于晋国、齐国。（他们）这时的地方都不过方圆数百里，现在因为兼并别国的缘故，（这些国家）四分天下而占有之，这是什么缘故呢？”墨子说：“您没有搞清我说法的类别，不明白其中的缘故。从前天下最初分封的诸侯，万有余国；现在因为并国的缘故，万多国家都已覆灭，惟有这四个国家独自存在。这譬如医生给万余人开药方，而其中仅四个人治好了，那么就不能说是良医了。 ”

　　但是喜好攻伐的国君又辩饰其说，说道：“我并不是以为金玉、子女、土地不够（而攻战），我要在天下以义立名，以德行收服诸侯。”墨子说：“现在如果真有以义在天下立名，以德收服诸侯的，那么天下的归附就可以立等了。”天下处于攻伐时代已很久了，就像把童子当作马骑一样。今天如果有能先以信义相交而利于天下诸侯的，对大国的不义，就一道考虑对付它；对大国攻打小国，就一道前去解救；小国的城郭不完整，必定使他修理好；布匹粮食乏绝，就输送给他；货币不足，就供给他。以此与大量较量，小国之君就会高兴。别人劳顿而我安逸，则我的兵力就会加强。宽厚而恩惠，以从容取代急迫，民心必定归附。改变攻伐政策来治理我们的国家，功效必定加倍。计算我们兴师的费用，以安抚诸侯的疲敝，那么一定能获得厚利了。以公正督察别人，以义为名，务必宽待我们的民众，取信于我们的军队，以此援助诸侯的军队，那么就可以无敌于天下了。这样做对天下产生的好处也就数不清了。这是天下之利，但王公大人不懂得去应用，则这可以说是不懂得有利于天下的最大要务了。所以墨子说：“现在天下的王公大人士君子，如果内心确实想求得兴起天下的利益，除去天下的祸害，那么，假若频繁地进行攻伐，这实际就是天下巨大的祸害。现在若想行仁义，求做上等的士人，上要符合圣王之道，下要符合国家百姓之利，因而对于象‘非攻’这样的主张，将不可不审察的原因，即在于此。”

　　《墨子》节用上第二十

　　圣人在一国施政，一国的财利可以加倍增长。大到施政于天下，天下的财利可以加倍增长。这种财利的加倍，并不是向外掠夺土地；而是根据国家情况而省去无用之费，因而足以加倍。圣王施政，他发布命令、举办事业、使用民力和财物，没有不是有益于实用才去做的。所以使用财物不浪费，民众能不劳苦，他兴起的利益就多了。

　　他们制造衣裘是为了什么呢？冬天用以御寒，夏天用以防暑。凡是缝制衣服的原则，冬天能增加温暖、夏天能增加凉爽，就增益它；（反之，）不能增加的，就去掉。他们建造房子是为了什么呢？冬天用以抵御风寒，夏天用以防御炎热和下雨。有盗贼（侵入）能够增加防守之坚固的，就增益它；

　　（反之，）不能增加的，就去掉。他们制造铠甲、盾牌和戈矛等五种兵器是为了什么呢？用以抵御外寇和盗贼。如果有外寇盗贼，拥有铠甲、盾牌和五兵的就胜利，没有的就失败。所以圣人制造铠甲、盾牌和五兵。凡是制造铠甲、盾牌和五兵，能增加轻便锋利、坚而难折的，就增益它；不能增加的，就去掉。他们制造车、船是为了什么呢？车用来行陆地，船用来行水道，以此沟通四方的利益。凡是制造车、船的原则，能增加轻快便利的，就增益它；不能增加的，就去掉。凡是他们制造这些东西，无一不是有益于实用才去做的。所以用财物不浪费，民众不劳乏，他们兴起的利益就多了。又去掉王公大人所爱好搜集的珠玉、鸟兽、狗马，用来增加衣服、房屋、兵器、车船的数量，使之增加一倍，这也是不难的。什么是难以倍增的呢？只有人是难以倍增的。然而人也有可以倍增的办法。古代圣王制订法则，说道：“男子年到二十，不许不成家，女子年到十五，不许不嫁人。”这是圣王的法规。圣王既已去世，听任百姓放纵自己，那些想早点成家的，有时二十岁就成家，那些想迟点成家的，有时四十岁才成家。拿早的与晚的相减，与圣王的法则差了十年。如果婚后都三年生一个孩子，就可多生两、三个孩子了。这不是使百姓早成家可使人口倍增吗？然而（现在执政的人）不这样做罢了。

　　现在执政的人，他们使人口减少的缘故很多。他们使百姓劳乏，他们收重的税收。百姓因财用不足而冻饿死的，不可胜数。而且大人们兴师动众去攻打邻国，时间久的要一年，快的要数月，男女夫妇很久不相见，这就是减少人口的根源。再加上居住不安定，饮食不按时，生病而死的，以及被掳掠俘虏。攻城野战而死的，也不可胜数。这是不善于治政的人使人口减少的缘故，（即他们自己）采取多种手段而造成的吧！圣人施政绝对没有这种情况，圣人施政，他使人口众多的方法，也是多种手段造成的。

　　《墨子》节用中第二十一

　　墨子说道：“古代的明王圣人所以能统一天下、长于诸侯的原因，是他们爱护百姓确实尽心，利于百姓确实丰厚，忠信结合，又把利益指示给百姓。所以（他们）终身对此都不满足，临死前还不厌倦。古代的明王圣人所以能统一天下、长于诸侯的原因，即在于此。”

　　所以古代圣王定下节用的法则是：“凡是天下百工，如造轮车的、制皮革的、烧陶器的、铸金属的、当木匠的，使各人都从事自己所擅长的技艺，只要足以供给民用就行。”而那种种只增加费用而不更有利于民用的，圣王都不做。

　　古代圣王制定饮食的法则是：“只要能够充饥补气，强壮手脚，耳聪目明就行了。不穷极五味的调和与气味芳香，不招致远国珍贵奇怪的食物。”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古时尧帝治理天下，南面安抚到交阯，北面降服到幽都，东面直到太阳出入的地方，没有谁敢不归服的。及至他最喜爱的（食物），

　　饭食没有两种，肉食不会重复，用土镏吃饭，用土铏喝汤，用木勺饮酒，对俯仰周旋等礼仪，圣王不去做。

　　古代圣王制定做衣服的法则是：“冬天穿的天青色的衣服，轻便而又暖和；夏天穿细葛或粗葛布的衣服，轻便而又凉爽，这就可以了。其他种种只增加费用而不更加利于民用的，圣王不去做。

　　古代圣王因为看到凶禽狡兽残害人民，于是教导百姓带着兵器走路。每日带着剑，用剑刺则能刺入，用剑砍则能砍断，剑被别的器械击了也不会折断，这就是剑的好处。铠甲穿在身上，轻巧便利，行动时方便又顺意，这是甲衣的好处。用车子载得重行得远，乘坐它很安全，拉动它也便利，安稳而不会伤人，便利而能迅速到达，这是车子的好处。古代圣王因为大河宽谷不能渡过，于是制造船桨，足以行驶，就可以了。即使上面的三公、诸侯到了，船桨也不加更换，掌渡人也不加装饰。这是船的好处。

　　古代圣王制定节葬的法则是：“衣三件，足够使死者骸骨朽烂在里面；棺木三寸厚，足够使死者肉体朽烂在里面。掘墓穴，深到不及泉水，又不至使腐气散发于上，就行了。”死者既已埋葬，生者就不要长久服丧哀悼。

　　古代人类产生之初，还没有宫室的时候，依着山丘挖洞穴而居住。圣人对此忧虑，认为挖的洞穴虽然冬天可以避风寒，但一到夏天，下面潮湿，上面热气蒸发，恐怕伤害百姓的气血，于是建造房屋来便利（他们）。既然如此，那么建造宫室的法则应该怎样呢？墨子说道：“房屋四边可以抵御风寒，屋顶可以防御雪霜雨露，屋里清洁，可供祭祀，壁墙足以使男女分别生活，就可以了。其他各种只增加费用而不更加有利于民用的，圣王不去做。”

　　《墨子》节用下第二十二

　　墨子说道：“仁者为天下谋划，就象孝子给双亲谋划一样没有分别。”现在的孝子为双亲谋划，将怎么样呢？即是：双亲贫穷，就设法使他们富裕；人数少了，就设法使其增加；人多混乱，就设法治理。当他在这样做的时候，也有力量不足、财用不够、智谋不足知，然后才罢了的。但没有人敢于舍弃余力，隐藏智谋、遗留财利，而不为双亲办事的。象上面这三件事，孝子为

　　双亲打算，已经如此了。即使仁者为天下谋划，也像这样。即是：天下贫穷，就设法使之富足；人民稀少，就设法使之增多；人多混乱，就设法治理。当他在这样做的时候，也有力量不足、财用不够、智力不足知，然后才罢了的。但没有人敢舍弃余力、隐藏智谋、遗留财利，而不为天下办事的。象上面这三件事，仁者为天下谋划，已经如此了。

　　到了往古三代圣王已死的今天，天下丧失了义。后世的君子，有的以厚葬久丧为仁、义，是孝子（应该做）的事；有的以厚葬久丧为不仁、不义，不是孝子（应该做）的事。这两种人，言论相攻，行为相反，都说：“我是上法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大道。”但是（他们）言论相攻，行为相反，于是乎后世的君子都对二者的说法感到疑惑。如果一旦对二人的说法感到疑惑，那么姑且试着把他们的主张广泛地实施于治理国家和人民，从而加以考察，衡量厚葬久丧在哪一方面能符合（“富、众、治”）三种利益。假使仿照他们的说法，采用他们的计谋，若厚葬久丧确实可以使贫者富、寡者众，可以使危者安、乱者治，这就是仁的、义的，是孝子应做的事，替人谋划者不能不勉励（他）去做。仁者将谋求在天下兴办它，设法宣扬而使百姓赞誉它，永不废弃。假使仿照他们的说法，采用他们的计谋，若厚葬久丧确实不可以使贫者富、寡者众，不可以使危者安、乱者治，这就是不仁的、不义的，不是孝子应做的事，替人谋划者不能不阻止他去做。仁者将谋求在天下除掉它，相互废弃它，并使人们非难它，终身不去做。所以说兴起天下的大利，除去天下的公害，而使国家百姓不能得到治理的，从古至今还不曾有过。

　　从何知道是这样呢？现在天下的士君子们，对于厚葬久丧的是非利害，大多疑惑不定。所以墨子说道：“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姑且来考察一下现在效法执行厚葬久丧之人的言论，用以治理国家。”这种情况存在于王公大人有丧事者的家中，则说棺木必须多层，葬埋必须深厚，死者衣服必须多件，随葬的文绣必须繁富，坟墓必须高大。（这种情况）存在于匹夫贱民的家中，（则他们）也必竭尽家产。诸侯死了，使府库贮藏之财为之一空，然后将金玉珠宝装饰在死者身上，用丝絮组带束住，并把车马埋藏在圹穴中，又必定要多多制造帷幕帐幔、钟鼎、鼓、几筵、酒壶、镜子、戈、剑、羽旄、象牙、皮革，置于死者寝宫而埋掉，然后才满意。至于殉葬，天子、诸侯死后所杀的殉葬者，多的数百，少的数十；将军、大夫死后所杀的殉葬者，多的数十，少的数人。

　　居丧的方法，又将怎么样呢？即是：哭泣无时，不相更代，披缞系绖，垂下眼泪，住在（守丧期所住的）倚庐中，睡在草垫上，枕着土块。又竞相强忍着不吃而任自己饥饿，衣服穿得单薄而任自己寒冷。使自己面目干瘦，颜色黝黑，耳朵不聪敏，眼睛不明亮，手足不强劲，（因之）不能做事情。又说：上层士人守丧，必须搀扶才能起来，拄着拐杖才能行走。按此方式生活三年。假若效法这种言论，实行这种主张，使王公大人依此而行，那么必定不能上早朝；（使士大夫依此而行，那么必定不能治理五官六府、开辟草木荒地和使仓库粮食充实；使农夫依此而行，那么必定不能早出晚归，耕作种植；使工匠依此而行，那么必定不能修造船、车，制作器皿；使妇女依此而行，那么必定不能早起晚睡，去纺纱绩麻织布。仔细计算厚葬之事，实在是大量埋掉钱财；计算长久服丧之事，实在是长久禁止人们去做事。财产已形成了的，掩在棺材里埋掉了；丧后应当生产的，又被长时间禁止。用这种做法去追求财富，就好象禁止耕田而想求收获一样。

　　所以，（用厚葬久丧）要使国富家足，既已不可能了。而要以此使人民数量增加，或许可以吧？（然而）这种说法又是不行的。现在以厚葬久丧的原则去治理国家，国君死了，服丧三年；父母死了，服丧三年，妻与嫡长子死了，又都服丧三年。然后伯父、叔父、兄弟、自己的众庶子死了服丧一年；近支亲属死了服丧五个月；姑父母、姐姐、外甥、舅父母死了，服丧都有一定月数，那么，丧期中的哀毁瘦损必定有制度规定了。使（自己）面目干瘦，颜色黝黑，耳朵不聪敏，眼睛不明亮，手足不强健，因之不能做事情。又说：上层士人守丧，必须搀扶才能站起，拄着拐杖才能行走。按此方式生活三年。假如效法这种言论，实行这种主张，则他们饥饿缩食，又象这样了。因此百姓冬天忍不住寒冷，夏天忍不住酷暑，生病而死的，不可胜数。这样就会大量地损害男女之间的交媾。以这种做法追求增加人口，就好像使人伏身剑刃而寻求长寿。人口增多的说法已不可实现了。

　　所以追求使人口增多，既已不可能了。而想以此治理刑事政务，也许可以吧？这种说法又是不行的。现在以厚葬久丧的原则治理政事，国家必定会贫穷，人民必定会减少，刑政必定会混乱。假如效法这种言论，实行这种主张，使居上位的人依此而行，就不可能听政治国；使在下位的人依此而行，就不可能从事生产。居上位的不能听政治国，刑事政务就必定混乱；在下位的不能从事生产，衣食之资就必定不足。假若不足，做弟弟的向兄长求索而没有所得，不恭顺的弟弟就必定要怨恨他的兄长；做儿子的求索父母而没有所得，不孝的儿子就必定要怨恨他的父母；做臣子的求索君主而没有所得，不忠的臣子就必定要叛乱他的君上。所以品行淫邪的百姓，出门就没有衣穿，回家就没有饭吃，内心积有耻辱之感，一起去做邪恶暴虐之事，多得无法禁止。因此盗贼众多而治安好的情况减少。倘使盗贼增多而治安不善，用这种做法寻求治理。就好象把人多次遣送回去而要他不背叛自己。（厚葬久丧）而使国家治理的说法已是不可实现了。

　　所以追求使刑政得治，既已不可能了。而想以此禁止大国攻打小国，也许还可以吧？这种说法也是不行的。从前的圣王已离开人世，天下丧失了正义，诸侯用武力征伐。南边有楚、越二国之王，北边有齐、晋二国之君，这些君主都训练他们的士卒，用以在天下攻伐兼并、发令施政。大凡大国不攻打小国的缘故，是因为小国积贮多，城郭修固，上下和协，所以大国不喜欢攻打它们。如果小国没有积贮，城郭不修固，上下不和协，所以大国就喜欢攻打它们。现在以主张厚葬久丧的人主持政务，国家必定会贫穷，人民必定会减少，刑事政务必定会混乱。如果国家贫穷，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积贮；如果人口减少，这样修城郭、沟渠的人就少了；如果刑政混乱，这样出战就不能胜利，入守就不能牢固。

　　用厚葬久丧寻求禁止大国攻打小国，既已不可能了。而想用它求得上帝、鬼神赐福，也许可以吧？这种说法也是不行的。现在以主张厚葬久丧的人主持政务，国家必定贫穷，人民必定减少，刑法政治必定混乱。如果国家贫穷，那么祭祀的粢盛酒醴就不能洁净；如果人民减少，那么敬拜上帝、鬼神的人就少了；如果刑政混乱，那么祭祀就不能准时了。现在又禁止敬事上帝鬼神。象这样去施政，上帝、鬼神便开始从天上发问说：“我有这些人和没有这些人，哪样更好呢？”然后说：“我有这些人与没有这些人，没有区别。”那么，即使上帝、鬼神给他们降下罪疠祸罚而抛弃他们，难道不也是应得的吗？

　　所以古代圣王制定埋葬的原则，即是：棺木三寸厚，足以让尸体在里面腐烂就行；衣衾三件，足以掩盖可怕的尸形就行。及至下葬，下面不掘到泉水深处，上面不使腐臭散发，坟地宽广三尺，就够了。死者既已埋葬，生人不当久哭，而应赶快就业，人人各尽所能，用以交相得利。这就是圣王的法则。

　　现在坚持厚葬久丧主张的人说道：“厚葬久丧即使不可以使贫者富、寡者众、危者定、乱者治，然而这是圣王之道。”墨子说：“不然。从前尧去北方教化八狄，在半路上死了，葬在蛩山的北侧。用衣衾三件，用普通的楮木做成棺材，用葛藤束棺，棺材已入土后才哭丧，圹穴填平而不起坟。葬毕，可以在上面放牧牛马。舜到西方教化七戎，在半路上死了，葬在南己的市场旁，衣衾三件，以普通的楮木做成棺材，用葛藤束棺。葬毕，市人可以照常往来于上。大禹去东方教化九夷，在半路死了，葬在会稽山上，衣衾三件，用桐木做三寸之棺，用葛藤束住，虽然封了口但并不密合。凿了墓道，但并不深，掘地的深度下不及泉，上不透臭气。葬毕，将剩余的泥土堆在上面，坟地宽广大约三尺，就行了。如果照这三位圣王来看，则厚葬久丧果真不是圣王之道。这三王都贵为天子，富有天下，难道还怕财用不够吗？而（他们）认为这样做是葬埋的法则。”

　　现在王公大人们葬埋，则与此不同了。（他们）必定要用外棺和内棺，并以饰有文彩的皮带再三捆扎，宝璧宝玉既已具备，戈、剑、鼎、鼓、壶、镜、纹绣、白练、衣衾万件、车马、女乐都具备了。还必须把墓道捶实、涂饰好，坟墓雄伟可比山陵。这样荒废人民的事务，耗费人民的资财，多得不可胜数。这厚葬久丧竟如此毫无用处。

　　所以墨子说：“过去，我本来说过：假使效法这种言论，采用这种谋议，计算厚葬久丧，若确实可以使贫者富、寡者众、危者定、乱者治，那就是仁的、义的、孝子应做的事。因之替人谋划的不可不勉励他这样做。假使效法这种言论，采用这种谋议，若人们厚葬久丧，确实不可以使贫者富、寡者众、危者定、乱者治，那就是不仁的、不义的、不是孝子应做的事。因之替人谋划的不可不阻止他这样做。所以，寻求以这种说法使国家富足而只能得到更加贫困，想以它增加人民而只能得到更加减少，想用它使刑政治理而只能得到更加混乱，想用它禁止大国攻打小国也已经办不到，想用它求取上帝鬼神的赐福反而又只能得祸。我们就上从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之道来考察它，正好与之相反；就下从桀、纣、周幽王、周厉王之事来考察它，倒是符节相合。照这看来，则厚葬久丧当不是圣王之道。”

　　现在坚持厚葬久丧的人说道：“厚葬久丧若果真不是圣王之道，那怎么解释中原的君子（对它）行之不已、持而不释呢？”墨子说道：“这就所谓的便于习惯、安于风俗”。从前，越国的东面有个輆沭国，人的头一个孩子出生后就肢解吃掉，称这种做法为“宜弟”。人的祖父死后，背着祖母扔掉，说：“鬼妻不可与住在一起。”这种做法上面持以施政，下面习以为俗，行而不止，持而不释。那么这难道确实是仁义之道吗？这就是所谓的便于习惯、安于风俗。楚国的南面有个啖人国，此国人的双亲死后，先把肉刳下来扔掉，然后再埋葬骨头，才能成为孝子。秦国的西面有个仪渠国，此国人的双亲死后，聚积柴薪把他烧掉。把烟气上升说成是死者“登仙”，然后才能成为孝子。上面以这种做法作为国政，下面以之作为风俗，行之不已，持而不释，那么这难道确实是仁义之道吗？这就是所谓的便于习惯、安于风俗。如果从这三国的情况来看，那么人们对葬丧也还是很微薄的，而从中原君子的情况来看，则又还是很厚重的。象这样太厚，象那样又太薄，既然如此，那么葬埋就应当有节制。所以，衣食是人活着时利益之所在，然而犹且崇尚节制；葬埋是人死后的利益之所在，为何独不对此加以节制呢？（于是）墨子制定葬埋的法则说：“棺材厚三寸，衣衾三件，足以使死者的骨肉在里面朽烂。掘地的深浅，以下面没有湿漏、尸体气味不要泄出地面上为度。坟堆足以让人认识就行了。哭着送去，哭着回来。回来以后就从事于谋求衣食之财，以助给祭祀之用，向双亲尽孝道。”所以说，墨子的法则，不损害生和死两方面的利益，即此之故。

　　所以墨子说：“现在天下的士君子，内心确实想行仁义，追求做上士，上想要符合圣王之道，下想要符合国家百姓之利，所以就应当对以节葬来行政的道理，不可不加以考察。”就是这个道理。

　　《墨子》节葬上第二十三

　　圣人在一国施政，一国的财利可以加倍增长。大到施政于天下，天下的财利可以加倍增长。这种财利的加倍，并不是向外掠夺土地；而是根据国家情况而省去无用之费，因而足以加倍。圣王施政，他发布命令、举办事业、使用民力和财物，没有不是有益于实用才去做的。所以使用财物不浪费，民众能不劳苦，他兴起的利益就多了。他们制造衣裘是为了什么呢？冬天用以御寒，夏天用以防暑。凡是缝制衣服的原则，冬天能增加温暖、夏天能增加凉爽，就增益它；（反之，）不能增加的，就去掉。他们建造房子是为了什么呢？冬天用以抵御风寒，夏天用以防御炎热和下雨。有盗贼（侵入）能够增加防守之坚固的，就增益它；（反之，）不能增加的，就去掉。他们制造铠甲、盾牌和戈矛等五种兵器是为了什么呢？用以抵御外寇和盗贼。如果有外寇盗贼，拥有铠甲、盾牌和五兵的就胜利，没有的就失败。所以圣人制造铠甲、盾牌和五兵。凡是制造铠甲、盾牌和五兵，能增加轻便锋利、坚而难折的，就增益它；不能增加的，就去掉。他们制造车、船是为了什么呢？车用来行陆地，船用来行水道，以此沟通四方的利益。凡是制造车、船的原则，能增加轻快便利的，就增益它；不能增加的，就去掉。凡是他们制造这些东西，无一不是有益于实用才去做的。所以用财物不浪费，民众不劳乏，他们兴起的利益就多了。

　　又去掉王公大人所爱好搜集的珠玉、鸟兽、狗马，用来增加衣服、房屋、兵器、车船的数量，使之增加一倍，这也是不难的。什么是难以倍增的呢？只有人是难以倍增的。然而人也有可以倍增的办法。古代圣王制订法则，说道：“男子年到二十，不许不成家，女子年到十五，不许不嫁人。”这是圣王的法规。圣王既已去世，听任百姓放纵自己，那些想早点成家的，有时二十岁就成家，那些想迟点成家的，有时四十岁才成家。拿早的与晚的相减，与圣王的法则差了十年。如果婚后都三年生一个孩子，就可多生两、三个孩子了。这不是使百姓早成家可使人口倍增吗？然而（现在执政的人）不这样做罢了。

　　《墨子》节葬中第二十四

　　墨子说道：“古代的明王圣人所以能统一天下、长于诸侯的原因，是他们爱护百姓确实尽心，利于百姓确实丰厚，忠信结合，又把利益指示给百姓。所以（他们）终身对此都不满足，临死前还不厌倦。古代的明王圣人所以能统一天下、长于诸侯的原因，即在于此。

　　所以古代圣王定下节葬的法则是：“凡是天下百工，如造轮车的、制皮革的、烧陶器的、铸金属的、当木匠的，使各人都从事自己所擅长的技艺，只要足以供给民用就行。”而那种种只增加费用而不更有利于民用的，圣王都不做。

　　古代圣王制定饮食的法则是：“只要能够充饥补气，强壮手脚，耳聪目明就行了。不穷极五味的调和与气味芳香，不招致远国珍贵奇怪的食物。”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古时尧帝治理天下，南面安抚到交址，北面降服到幽都，东面直到太阳出入的地方，没有谁敢不归服的。及至他最喜爱的（食物），饭食没有两种，肉食不会重复，用土镏吃饭，用土铏喝汤，用木勺饮酒，对俯仰周旋等礼仪，圣王不去做。

　　古代圣王制定做衣服的法则是：“冬天穿的天青色的衣服，轻便而又暖和；夏天穿细葛或粗葛布的衣服，轻便而又凉爽，这就可以了。其他种种只增加费用而不更加利于民用的，圣王不去做。古代圣王因为看到凶禽狡兽残害人民，于是教导百姓带著兵器走路。每日带著剑，用剑刺则能刺入，用剑砍则能砍断，剑被别的器械击了也不会折断，这就是剑的好处。铠甲穿在身上，轻巧便利，行动时方便又顺意，这是甲衣的好处。用车子载得重行得远，乘坐它很安全，拉动它也便利，安稳而不会伤人，便利而能迅速到达，这是车子的好处。古代圣王因为大河宽谷不能渡过，于是制造船桨，足以行驶，就可以了。即使上面的三公、诸侯到了，船桨也不加更换，掌渡人也不加装饰。这是船的好处。

　　古代圣王制定节葬的法则是：“衣三件，足够使死者骸鼻朽烂在里面；棺木三寸厚，足够使死者肉体朽烂在里面。掘墓穴，深到不及泉水，又不至使腐气散发于上，就行了。”死者既已埋葬，生者就不要长久服丧哀悼。

　　古代人类产生之初，还没有宫室的时候，依著山丘挖洞穴而居住。圣人对此忧虑，认为挖的洞穴虽然冬天可以避风寒，但一到夏天，下面潮湿，上面热气蒸发，恐怕伤害百姓的气血，于是建造房屋来便利（他们）。既然如此，那么建造宫室的法则应该怎样呢？墨子说道：“房屋四边可以抵御风寒，屋顶可以防御雪霜雨露，屋里清洁，可供祭祀，壁墙足以使男女分别生活，就可以了。其他各种只增加费用而不更加有利于民用的，圣王不去做。”

　　《墨子》节葬下第二十五

　　墨子说道：“仁者为天下谋划，就象孝子给双亲谋划一样没有分别。”现在的孝子为双亲谋划，将怎么样呢？即是：双亲贫穷，就设法使他们富裕；人数少了，就设法使其增加；人多混乱，就设法治理。当他在这样做的时候，也有力量不足、财用不够、智谋不足知，然后才罢了的。但没有人敢于舍弃余力，隐藏智谋、遗留财利，而不为双亲办事的。象上面这三件事，孝子为双亲打算，已经如此了。

　　即使仁者为天下谋划，也像这样。即是：天下贫穷，就设法使之富足；人民稀少，就设法使之增多；人多混乱，就设法治理。当他在这样做的时候，也有力量不足、财用不够、智力不足知，然后才罢了的。但没有人敢舍弃余力、隐藏智谋、遗留财利，而不为天下办事的。象上面这三件事，仁者为天下谋划，已经如此了。

　　到了往古三代圣王已死的今天，天下丧失了义。后世的君子，有的以厚葬久丧为仁、义，是孝子（应该做）的事；有的以厚葬久丧为不仁、不义，不是孝子（应该做）的事。这两种人，言论相攻，行为相反，都说：“我是上法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大道。”但是（他们）言论相攻，行为相反，于是乎后世的君子都对二者的说法感到疑惑。如果一旦对二人的说法感到疑惑，那么姑且试著把他们的主张广泛地实施于治理国家和人民，从而加以考察，衡量厚葬久丧在哪一方面能符合（“富、众、治”）三种利益。假使仿照他们的说法，采用他们的计谋，若厚葬久丧确实可以使贫者富、寡者众，可以使危者安、乱者治，这就是仁的、义的，是孝子应做的事，替人谋划者不能不勉励（他）去做。仁者将谋求在天下兴办它，设法宣扬而使百姓赞誉它，永不废弃。假使仿照他们的说法，采用他们的计谋，若厚葬久丧确实不可以使贫者富、寡者众，不可以使危者安、乱者治，这就是不仁的、不义的，不是孝子应做的事，替人谋划者不能不阻止他去做。仁者将谋求在天下除掉它，相互废弃它，并使人们非难它，终身不去做。

　　所以说兴起天下的大利，除去天下的公害，而使国家百姓不能得到治理的，从古至今还不曾有过。

　　从何知道是这样呢？现在天下的士君子们，对于厚葬久丧的是非利害，大多疑惑不定。所以墨子说道：“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姑且来考察一下现在效法执行厚葬久丧之人的言论，用以治理国家。”

　　这种情况存在于王公大人有丧事者的家中，则说棺木必须多层，葬埋必须深厚，死者衣服必须多件，随葬的文绣必须繁富，坟墓必须高大。（这种情况）存在于匹夫贱民的家中，（则他们）也必竭尽家产。诸侯死了，使府库贮藏之财为之一空，然后将金玉珠宝装饰在死者身上，用丝絮组带束住，并把车马埋藏在圹穴中，又必定要多多制造帷幕帐幔、钟鼎、鼓、几筵、酒壶、镜子、戈、剑、羽旄、象牙、皮革，置于死者寝宫而埋掉，然后才满意。至于殉葬，天子、诸侯死后所杀的殉葬者，多的数百，少的数十；将军、大夫死后所杀的殉葬者，多的数十，少的数人。居丧的方法，又将怎么样呢？即是：哭泣无时，不相更代，披缞系绖，垂下眼泪，住在（守丧期所住的）倚庐中，睡在草垫上，枕著土块。又竞相强忍著不吃而任自己饥饿，衣服穿得单薄而任自己寒冷。使自己面目干瘦，颜色黝黑，耳朵不聪敏，眼睛不明亮，手足不强劲，（因之）不能做事情。又说：上层士人守丧，必须搀扶才能起来，拄著拐杖才能行走。按此方式生活三年。假若效法这种言论，实行这种主张，使王公大人依此而行，那么必定不能上早朝；（使士大夫依此而行，那么必定不能治理五官六府、开辟草木荒地和使仓库粮食充实；使农夫依此而行，那么必定不能早出晚归，耕作种植；使工匠依此而行，那么必定不能修造船、车，制作器皿；使妇女依此而行，那么必定不能早起晚睡，去纺纱绩麻织布。仔细计算厚葬之事，实在是大量埋掉钱财；计算长久服丧之事，实在是长久禁止人们去做事。财产已形成了的，掩在棺材里埋掉了；丧后应当生产的，又被长时间禁止。用这种做法去追求财富，就好象禁止耕田而想求收获一样。

　　所以，（用厚葬久丧）要使国富家足，既已不可能了。而要以此使人民数量增加，或许可以吧？（然而）这种说法又是不行的。现在以厚葬久丧的原则去治理国家，国君死了，服丧三年；父母死了，服丧三年，妻与嫡长子死了，又都服丧三年。然后伯父、叔父、兄弟、自己的众庶子死了服丧一年；近支亲属死了服丧五个月；姑父母、姐姐、外甥、舅父母死了，服丧都有一定月数，那么，丧期中的哀毁瘦损必定有制度规定了。使（自己）面目干瘦，颜色黝黑，耳朵不聪敏，眼睛不明亮，手足不强健，因之不能做事情。又说：上层士人守丧，必须搀扶才能站起，拄著拐杖才能行走。按此方式生活三年。假如效法这种言论，实行这种主张，则他们饥饿缩食，又象这样了。因此百姓冬天忍不住冷，夏天忍不住酷暑，生病而死的，不可胜数。这样就会大量地损害男女之间的交媾。以这种做法追求增加人口，就好像使人伏身剑刃而寻求长寿。人口增多的说法已不可实现了。

　　所以追求使人口增多，既已不可能了。而想以此治理刑事政务，也许可以吧？这种说法又是不行的。现在以厚葬久丧的原则治理政事，国家必定会贫穷，人民必定会减少，刑政必定会混乱。假如效法这种言论，实行这种主张，使居上位的人依此而行，就不可能听政治国；使在下位的人依此而行，就不可能从事生产。居上位的不能听政治国，刑事政务就必定混乱；在下位的不能从事生产，衣食之资就必定不足。假若不足，做弟弟的向兄长求索而没有所得，不恭顺的弟弟就必定要怨恨他的兄长；做儿子的求索父母而没有所得，不孝的儿子就必定要怨恨他的父母；做臣子的求索君主而没有所得，不忠的臣子就必定要叛乱他的君上。所以品行淫邪的百姓，出门就没有衣穿，回家就没有饭吃，内心积有耻辱之感，一起去做邪恶暴虐之事，多得无法禁止。因此盗贼众多而治安好的情况减少。倘使盗贼增多而治安不善，用这种做法寻求治理。就好象把人多次遣送回去而要他不背叛自己。（厚葬久丧）而使国家治理的说法已是不可实现了。

　　所以追求使刑政得治，既已不可能了。而想以此禁止大国攻打小国，也许还可以吧？这种说法也是不行的。从前的圣王已离开人世，天下丧失了正义，诸侯用武力征伐。南边有楚、越二国之王，北边有齐、晋二国之君，这些君主都训练他们的士卒，用以在天下攻伐兼并、发令施政。大凡大国不攻打小国的缘故，是因为小国积贮多，城郭修固，上下和协，所以大国不喜欢攻打它们。如果小国没有积贮，城郭不修固，上下不和协，所以大国就喜欢攻打它们。现在以主张厚葬久丧的人主持政务，国家必定会贫穷，人民必定会减少，刑事政务必定会混乱。如果国家贫穷，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积贮；如果人口减少，这样修城郭、沟渠的人就少了；如果刑政混乱，这样出战就不能胜利，入守就不能牢固。

　　用厚葬久丧寻求禁止大国攻打小国，既已不可能了。而想用它求得上帝、鬼神赐福，也许可以吧？

　　这种说法也是不行的。现在以主张厚葬久丧的人主持政务，国家必定贫穷，人民必定减少，刑法政治必定混乱。如果国家贫穷，那么祭祀的粢盛酒醴就不能洁净；如果人民减少，那么敬拜上帝、鬼神的人就少了；如果刑政混乱，那么祭祀就不能准时了。现在又禁止敬事上帝鬼神。象这样去施政，上帝、鬼神便开始从天上发问说：“我有这些人和没有这些人，哪样更好呢？”然后说：“我有这些人与没有这些人，没有区别。”那么，即使上帝、鬼神给他们降下罪疠祸罚而抛弃他们，难道不也是应得的吗？

　　所以古代圣王制定埋葬的原则，即是：棺木三寸厚，足以让尸体在里面腐烂就行；衣衾三件，足以掩盖可怕的尸形就行。及至下葬，下面不掘到泉水深处，上面不使腐臭散发，坟地宽广三尺，就够了。死者既已埋葬，生人不当久哭，而应赶快就业，人人各尽所能，用以交相得利。这就是圣王的法则。现在坚持厚葬久丧主张的人说道：“厚葬久丧即使不可以使贫者富、寡者众、危者定、乱者治，然而这是圣王之道。”墨子说：“不然。从前尧去北方教化八狄，在半路上死了，葬在蛩山的北侧。

　　用衣衾三件，用普通的楮木做成棺材，用葛藤束棺，棺材已入土后才哭丧，圹穴填平而不起坟。葬毕，可以在上面放牧牛马。舜到西方教化七戎，在半路上死了，葬在南己的市场旁，衣衾三件，以普通的楮木做成棺材，用葛藤束棺。葬毕，市人可以照常往来于上。大禹去东方教化九夷，在半路死了，葬在会稽山上，衣衾三件，用桐木做三寸之棺，用葛藤束住，虽然封了口但并不密合。凿了墓道，但并不深，掘地的深度下不及泉，上不透臭气。葬毕，将剩余的泥土堆在上面，坟地宽广大约三尺，就行了。如果照这三位圣王来看，则厚葬久丧果真不是圣王之道。这三王都贵为天子，富有天下，难道还怕财用不够吗？而（他们）认为这样做是葬埋的法则。”

　　现在王公大人们葬埋，则与此不同了。（他们）必定要用外棺和内棺，并以饰有文彩的皮带再三捆扎，宝璧宝玉既已具备，戈、剑、鼎、鼓、壶、镜、纹绣、白练、衣衾万件、车马、女乐都具备了。还必须把墓道捶实、涂饰好，坟墓雄伟可比山陵。这样荒废人民的事务，耗费人民的资财，多得不可胜数。这厚葬久丧竟如此毫无用处。所以墨子说：“过去，我本来说过：假使效法这种言论，采用这种谋议，计算厚葬久丧，若确实可以使贫者富、寡者众、危者定、乱者治，那就是仁的、义的、孝子应做的事。因之替人谋划的不可不勉励他这样做。假使效法这种言论，采用这种谋议，若人们厚葬久丧，确实不可以使贫者富、寡者众、危者定、乱者治，那就是不仁的、不义的、不是孝子应做的事。因之替人谋划的不可不阻止他这样做。所以，寻求以这种说法使国家富足而只能得到更加贫困，想以它增加人民而只能得到更加减少，想用它使刑政治理而只能得到更加混乱，想用它禁止大国攻打小国也已经办不到，想用它求取上帝鬼神的赐福反而又只能得祸。我们就上从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之道来考察它，正好与之相反；就下从桀、纣、周幽王、周厉王之事来考察它，倒是符节相合。照这看来，则厚葬久丧当不是圣王之道。”

　　现在坚持厚葬久丧的人说道：“厚葬久丧若果真不是圣王之道，那怎么解释中原的君子（对它）行之不已、持而不释呢？”墨子说道：“这就所谓的便于习惯、安于风俗”。从前，越国的东面有个輆沭国，人的头一个孩子出生后就肢解吃掉，称这种做法为“宜弟”。人的祖父死后，背著祖母扔掉，说：“鬼妻不可与住在一起。”这种做法上面持以施政，下面习以为俗，行而不止，持而不释。那么这难道确实是仁义之道吗？这就是所谓的便于习惯、安于风俗。楚国的南面有个啖人国，此国人的双亲死后，先把肉刳下来扔掉，然后再埋葬骨头，才能成为孝子。秦国的西面有个仪渠国，此国人的双亲死后，聚积柴薪把他烧掉。把烟气上升说成是死者“登仙”，然后才能成为孝子。上面以这种做法作为国政，下面以之作为风俗，行之不已，持而不释，那么这难道确实是仁义之道吗？这就是所谓的便于习惯、安于风俗。如果从这三国的情况来看，那么人们对葬丧也还是很微薄的，而从中原君子的情况来看，则又还是很厚重的。象这样太厚，象那样又太薄，既然如此，那么葬埋就应当有节制。所以，衣食是人活著时利益之所在，然而犹且崇尚节制；葬埋是人死后的利益之所在，为何独不对此加以节制呢？（于是）墨子制定葬埋的法则说：“棺材厚三寸，衣衾三件，足以使死者的骨肉在里面朽烂。掘地的深浅，以下面没有湿漏、尸体气味不要泄出地面上为度。坟堆足以让人认识就行了。哭著送去，哭著回来。回来以后就从事于谋求衣食之财，以助给祭祀之用，向双亲尽孝道。”所以说，墨子的法则，不损害生和死两方面的利益，即此之故。

　　所以墨子说：“现在天下的士君子，内心确实想行仁义，追求做上士，上想要符合圣王之道，下想要符合国家百姓之利，所以就应当对以节葬来行政的道理，不可不加以考察。”就是这个道理。

　　《墨子》天志上第二十六

　　墨子说道：现在天下的士君子只知道小道理，而不知道大道理。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从他处身于家的情况可以知道。如果一个人处在家族中而得罪了家长，他还可逃避到相邻的家族去。然而父母、兄弟和相识的人们彼此相互警戒，都说：“不可不警戒呀！不可不谨慎呀！怎么会有处在家族中而可以得罪家长的呢？”不仅处身于家的情况如此，即使处身于国也是这样。如果处在国中而得罪了国君，还有邻国可以逃避。然而父母、兄弟和相识的人们彼此相互警戒，都说：“不可不警戒呀！不可不谨慎呀！怎么会有处身于国而可以得罪国君的呢？”这是有地方可以逃避的，人们相互警戒还如此严重，又何况那些没有地方可以逃避的情况呢？互相警戒难道不就更加严重，然后才可以吗？而且俗语有这种说法：“在光天化日之下得了罪，有什么地方可以逃避呢？”回答是：“没有地方可以逃避。”上天不会对山林深谷幽暗无人的地方有所忽视，他明晰的目光一定会看得见。然而天下的士君子对于天，却疏忽地不知道以此相互警戒。这就是我藉以知道天下的士君子知道小道理而不知道大道理的原因。

　　既然如此，那么上天也喜爱什么厌恶什么呢？上天爱好义而憎恶不义。既然如此，那么率领天下的百姓，用以去做合乎义的事，这就是我们在做上天所爱好的事了。我们做上天所喜欢的事，那么上天就会做我们所喜欢的事。那么我们又爱好什么、憎恶什么呢？我们喜欢福禄而厌恶祸患，如果我们不做上天所喜欢的事，那么就是我们率领天下的百姓，陷身于祸患灾殃中去了。那么怎么知道上天喜爱义而憎恶不义呢？回答说：天下之事，有义的就生存，无义的就死亡；有义的就富有，无义的就贫穷；有义的就治理，无义的就混乱。既然如此，那么上天喜欢人类孳生而讨厌他们死亡，喜欢人类富有而讨厌他们贫穷，喜欢人类治理而讨厌他们混乱。这就是我所以知道上天爱好义而憎恶不义的原因。

　　并且义是用来匡正人的。不能从下正上，必须从上正下。所以老百姓竭力做事，不能擅自恣意去做，有士去匡正他们；士竭力做事，不得擅自恣意去做，有将军、大夫匡正他们；将军、大夫竭力做事，不得擅自恣意去做，有三公、诸侯去匡正他们；三公、诸侯竭力听政治国，不得擅自恣意去做，有天子匡正他们；天子不得擅自恣意去治政，有上天匡正他。天子向三公、诸侯、士、庶人施政，天下的士君子固然明白地知道；上天向天子施政，天下的百姓却未能清楚地知道。所以从前三代的圣君禹、汤、周文王、周武王，想把上天向天子施政的事，明白地劝告天下的百姓，所以无不喂牛羊、养猪狗，洁净地预备酒醴粢盛，用来祭祀上帝鬼神而向上天求得福祥。我不曾听到上天向天子祈求福祥的。这就是我所以知道上天向天子发号施政的原因。

　　所以说天子是天下极尊贵的人，天下极富有的人。所以想要贵富的人，对天意就不可不顺从。顺从天意的人，同时都相爱，交互都得利，必定会得到赏赐；违反天意的人，分别都相恶，交互都残害，必定会得到惩罚。既然这样，那么谁顺从天意而得到赏赐呢？谁违反天意而得到惩罚呢？墨子说道：“从前三代圣王禹、汤、文王、武王，这些是顺从天意而得到赏赐的；从前三代的暴王桀、纣、幽王、厉王，这些是违反天意而得到惩罚的。”既然如此，那么禹、汤、文王、武王得到赏赐是因为什么呢？墨子说：“他们所做的事，上尊天，中敬奉鬼，下爱人民。所以天意说：‘这就是对我所爱的，他们兼而爱之；对我所利的，他们兼而利之。爱人的事，这最为广泛；利人的事，这最为厚重。'所以使他们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子子孙孙不绝，相传而称颂他们的美德，教化遍施于天下，到现在还受人称道，称他为圣王。”既然如此，那么桀、纣、幽王、厉王得到惩罚又是什么原因呢？墨子说道：“他们所做的事，对上辱骂上天，于中辱骂鬼神，对下残害人民。所以天意说：‘这是对我所爱的，他们分别憎恶之，对我所利的，他们交相残害之。所谓憎恶人，以此为最广；所谓残害人，以此为最重。'所以使他们不得寿终，不能终身。人们至今还在毁骂他，称他们为暴王。”

　　既然如此，那么怎么知道上天爱护天下的百姓呢？因为他对百姓能全部明察。怎么知道他对百姓全都明察呢？因为他能全部抚养。怎么知道他全部抚养呢？因为他全都供给食物。怎么知道他全都供给食物呢？因为四海之内，凡是吃谷物的人，无不喂牛羊，养猪狗，洁净地做好粢盛酒醴，用来祭祀上帝鬼神。天拥有下民，怎么会不喜爱他们呢？而且我曾说过，杀了一个无辜的人，必遭到一桩灾祸。杀无辜之人的是谁呢？是人。给这人灾祸的是谁呢？是天。如果认为天不爱天下的百姓，那么为什么人与人相杀害，天为什么要降给他灾害呢？这是我所以知道天爱护天下百姓的缘故。

　　顺从天意的，就是仁义政治；违反天意的，就是暴力政治。那么义政应怎么做呢？墨子说：“居于大国地位的不攻打小国，居于大家族地位的不掠夺小家族，强者不强迫弱者，贵人不傲视贱人，狡诈的不欺压愚笨的。这就必然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做到这三利，就会无所不利。所以将天下最好的名声加给他，称他们为圣王。而力政则与此不同：他们言论不是这样，行动跟这相反，犹如背道而驰。居于大国地位的攻伐小国，居于大家族地位掠夺小家族，强者强迫弱者，贵者傲视贱者，狡诈的欺压愚笨的。这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三者不利，就没有什么利了。所以将天下最坏的名声加给他，称之为暴王。”

　　墨子说道：“我们有了上天的意志，就好象制车轮的有了圆规，木匠有了方尺。轮人和木匠拿着他们的规和尺来量度天下的方和圆，说：‘符合二者的就是对的，不符合的就是错的。'现在天下的士君子的书籍多得载不完，言语多得不能尽计，对上游说诸侯，对下游说有名之士，但他们对于仁义，则相差很远。怎么知道呢？回答说：我得到天下的明法来衡量他们。”

　　《墨子》天志中第二十七

　　墨子说道：“现在天下的君子想实行仁义，就不可不察义是从哪里产生的。”既然说不可不察义从哪里产生，那么义究竟从哪里产生的呢？墨子说：“义不从愚蠢而卑贱的人中产主，必定从尊贵而聪明的人中产生。”怎么知道义不从愚蠢而卑贱的人中产生，而必定从尊贵而聪明的人中产生呢？回答说：所谓义，就是善政。怎么知道义就是善政呢？回答说：天下有义则治理，无义则混乱，所以知道义就是善政。愚蠢而卑贱的人，不能向尊贵而聪明的人施政；只有尊贵而聪明的人，然后才可能向愚蠢而卑贱的人施政。这就是我知道义不从愚蠢而卑贱的中产生，而必定从尊贵而聪明的人中产生的原因。

　　既然如此，那么谁是尊贵的？谁是聪明的？回答说：天是尊贵的，天是聪明的，如此而已。那么，义果然是从上天产生出来的了。

　　现在天下的人说道：“应当天子比诸侯尊贵，诸侯比大夫尊贵，这是确然明白知道的。但是我不知道上天比天子还尊贵而且聪明。”墨子说道：“我有知道上天比天子还尊贵而且聪明的理由。即是：天子为善，上天能够赏赐他；天子行暴，上天能惩罚他；天子有疾病灾祸，必定斋戒沐浴，洁净地准备酒醴粢盛，用来祭祀上天鬼神，那么上天就能帮他除去疾病灾祸。可是我并没有听说上天向天子祈求赐福的，这就是我知道上天比天子尊贵而且聪明的理由。不仅止此而已。又从先王的书籍训释上天高明而不易解说的道理中可以知道，说是：‘高明圣哲的只有上天，将它的光辉普照大地。'这就是上天比天子尊贵而且聪明。不知道还有没有比上天更尊贵而且聪明的呢？”回答说：“只有天是最尊贵，天是最聪明的，既然如此，那么义是从天产生出来的。”

　　所以墨子说道：“现在天下的君子们，如果心中确实想要遵行圣王之道，以利于人民，考察仁义的根本，天意不可不顺从。”既然认为天意不可不顺从，那么天希望什么憎恶什么呢？墨子说：“天的心意，不希望大国攻打小国，大家族侵扰小家族。强大的侵暴弱小的，狡诈的算计愚笨的，尊贵的傲视卑贱的，这是天所不希望的。不仅止此而已，天希望人们有力则相互帮助，有道义相互教导，有财物相互分配；又希望居上位的努力听政治事，居下位的努力从事劳作。”居上位的努力听政治事，那么国家就治理了，居下位的努力从事劳作，那么财用就足够了。假若国家和家族都治理好了，财用也充足了，那么在内有能力洁净地准备酒醴粢盛，用以祭祀上天和鬼神；在外有环璧珠玉，用以聘问交接四方邻国。诸侯间的仇怨不再发生了，边境上的兵争不会产生了。在内有能力让饥者得食、劳者得息，保养万民，那么君臣上下就相互施惠效忠，父子兄弟之间慈爱孝顺。所以明白上天之意，奉行而施之于天下，那么刑政就会治理，万民就会和协，财用就会充足。百姓都得到暖衣饱食，安宁无忧。所以墨子说：“现在天下的君子，如果心中确实希望遵循圣道、利于民众，考察仁义的根本，对于天意就不可不顺从。”

　　而且天子拥有天下，就好象国君、诸侯拥有四境之内一样没有分别。现在国君、诸侯拥有四境之内，难道希望他的民众相为不利吗？现在例如居于大国地位的攻打小国，居于大家族地位的攻打小家族，想借此求取赏赐和赞誉，终究得不到，而诛戮惩罚必然降临。而上天之拥有天下，与此也没有区别。现在比如居于大国地位的就攻打小国，居于大都地位的就攻打小都，想以此向天求福禄，福禄终究得不到，而祸殃必然降临。既然如此，如果（人）不做天所希望的事，而做上天所不希望的事，那么天也将不做人所希望的事，而做人所不希望的事。人所不希望的是什么呢？是疾病和灾祸。如果自己不做上天所希望的，而做上天所不希望的，这是率领天下的百姓，陷入灾祸之中。所以古时的圣王，明白地知道上天、鬼神所降福，而避免做上天、鬼神所憎恶的事，以追求兴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所以天安排寒热合节，四时调顺，阴阳雨露合乎时令，五谷熟，六畜蕃殖，而疾病灾祸瘟疫凶饥不至。所以墨子说道：“现在天下的君子，如果心中将希望遵循圣道、利于人民，考察仁义的根本，对天意不可不顺从！”

　　而且天下有不仁不祥的人，即如儿子不侍奉父亲，弟弟不服事兄长，臣子不服事君上，所以天下的君子都称之为不祥的人。现在天对于天下都兼而爱之，育成了万物而使天下百姓得利，即使如毫末之微，也莫非天之所为，而人民得而利之，则可谓大了。然而人们碓独不知报答上天，而且也不知那种不仁的事就是不祥。这就是我所说的君子明白小的而不明白大的。

　　而且我知道上天爱民的原因也大有其所，即天分别日月星辰，照耀天下，制定四季春夏秋冬，以为纪纲，降下霜雪雨露，以生长、成熟五谷丝麻，使老百姓得以供给财用；又分列为山川溪谷，广布各种事业，用以监察百姓的善恶；分别设立王、公、侯、伯，使他们赏贤而罚暴，征收金木鸟兽，从事五谷丝麻，以为百姓的衣食之财，从古到今，未曾不是如此。假如现在这里有一个人，高兴地珍爱他的孩子，全部精力，一切事务，都为了有利于孩子。他的儿子长大后不报答父亲，所以天下的君子都说他不仁不祥。现在上天对天下兼而爱之，长养万物以利于他们，而百姓得到利用，则可谓厚了。然而人们不报答天，却不知这是不仁不祥。这就是我所说的君子明于小而不明于大。

　　而且我藉以知道上天爱民深厚的理由，还不仅止此。凡杀戮的人，上天必定给他不祥。杀无辜的是谁呢？是人。给予不祥的是谁呢？是天。如果天不厚爱于人，那为什么人杀了无辜而天给他不祥呢？这就是我用以知道上天爱民深重的理由。

　　而且我藉以知道上天爱民深厚的理由，还不仅于此。因为爱人利人，顺从天意，从而得到上天赏赐的人，是存在的；憎人害人，违反天意，从而得到上天惩罚的人，是存在的。爱人利人，顺从天意，而得到上天赏赐的是谁呢？回答说：象从前三代的圣王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就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又实行些什么呢？回答说：实行“兼”，不实行“别”。所谓兼，即处在大国地位不攻打小国，处在大家族地位不侵扰小家族，强大的不劫掠弱小的，人多的不侵暴人少的，狡诈的不算计愚笨的，尊贵的不傲视卑贱的。观察他们的行事，在上有利于天，于中有利鬼神，在下有利于人，三者有利，则无所不利，这就是天德。人们把天下的美名聚集起来加到他们身上，说：“这是仁，是义。是爱人利人，顺从天意，因而得到上天的赏赐的人。”不仅止此而已，又把他们的事迹写于简帛，刻上金石，雕于盘盂，传给后世子孙。这是为什么呢？将用以使人记住爱人利人，顺从天意，会得到上天的赏赐。《皇矣》说道：“天帝告诉文王，我思念有光明之德的人，他不虚张声色，不崇尚夸饰与变革。不知不识，只遵循上帝的法则。”天帝赞赏文王顺从法则，所以把殷商的天下赏赐给他，使他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声至今流传不息。所以爱人利人，顺从天意，从而得到上天赏赐的，已经可以知道了。那憎人害人，违反天意，从而得到上天惩罚的，又是谁呢？回答说：如从前三代的暴君桀、纣、幽王、厉王就是。桀、纣、幽王、厉王做了些什么呢？回答说：他们从事“别”，不从事 “兼”。所谓别，即处于大国地位的攻打小国，处于大家族地位的侵扰小家族，强大的劫掠弱小的，人多的侵暴人少的，狡诈的算计愚笨的，尊贵的傲视卑贱的。观察他们的事迹，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神，下不利于人类，三者不利就无所得利，这就是“天贼”。人们聚集天下的丑名加到他们头上，说：“这是不仁、不义，是憎人害人，违反天帝，得到上天惩罚的人。”不仅止此，又将这些事迹写在简帛上，刻在金石上，雕在盘盂上，传给后世的子孙，为什么这样做呢？将使人们记住憎人害人，违反天意，从而得到上天惩罚的人。《尚书·泰誓》说道：“纣傲慢不恭，不肯奉事上帝，遗弃他的祖先与天地神祗不祭祀，竟说：‘我有天命。'不努力从事政务，天帝也抛弃纣而不去保佑他。”观察上天抛弃纣而不去保佑他的原因，是他违反了天意。所以憎人害人，违反天意，从而得到上天惩罚的人，已经可以知道了。

　　所以墨子认为有天志，就象制轮的人有圆规，木匠有方尺一样没有区别。现在轮匠拿着他的圆规，将用以量度天下圆与不圆，说：“符合我圆规的，就是圆；不符合我圆规的，就是不圆。”因此圆和不圆，都是可得而知的。这其中的缘故是什么呢？是因为确定圆的规则十分明确。木匠拿着他的方尺，将以量度天下的方与不方，说：“符合我方尺的就是方，不符合我方尺的，就是不方。”因此方与不方，都是可得知道的。这其中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确定方的规则十分明确。所以墨子认为天有意志，上用以量度天下的王公大人施行政事，下用以量度天下的民众发布文学与言谈。观察他们的行为，顺从天意的，就叫作好的意识行为；违反天意的，就叫作不好的意识行为。观察他们的言谈，顺从天意的，就叫作好的言谈，违反天意的，就叫作不好的言谈。观察他们的刑政，顺从天意的，就叫作好的刑政；违反天意的，就叫作不好的刑政。所以把天志设为法则，立为标准，拿它来量度天下王公大人、卿大夫的仁与不仁，就好象分别黑白一样明白。

　　所以墨子说：“现在天下的王公大人士君子，如果心中确实想遵循天道，造福民众，考察仁义的根本，对天意就不可不顺从。顺从天意，是义所要求的法则。”

　　《墨子》天志下第二十八

　　墨子说道：“天下混乱的原因，其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天下的士君子，都只明白小道理而不明白大道理。”从何知道他们只明白小道理而不明白大道理呢？从他们不明白天意就可知道。从何知道他们不明白天意呢？从他们处身家族的情况可以知道。假如现在（有人）在家族中得了罪，他还有别的家族可以逃避，然而父亲以此告诫儿子，兄长以此告诫弟弟，说：“警戒呀！谨慎呀！处身家族中不警戒不谨慎，还能处身于别人的国里么？”假如现在（有人）在国中得了罪，还有别国可以逃避，然而父亲以此告诫儿子，兄长以此告诫弟弟，说：“警戒呀！谨慎呀！处身国中不可不警戒谨慎呀！”现在的人都处身天下，侍奉上天，如果得罪了上天，将没有地方可以逃避了。然而没有人知道以此互相警戒。我因此知道他们对大事情不知道。

　　所以墨子说道：“警戒呀！谨慎呀！一定要做天所希望的，除去天所厌恶的。”天所希望的是什么呢？所厌恶的是什么呢？天希望义而厌恶不义。从何知道是这样呢？因为义即是正。

　　因何知道义即是正呢？天下有义就治理，无义就混乱，我因此知道义就是正。然而所谓正，不能自下正上，必须从上正下。所以庶民百姓不得肆意去从事，有士来匡正他；士不得肆意去做。有大夫来匡正他；大夫不得肆意去做，有诸侯去匡正他；诸侯不得肆意去做，有三公来匡正他；三公不得肆意去做，有天子匡正他；天子不得肆意去做，有上天匡正他。现在天下的士君子对于天子匡正天下都很明白，但对上天匡正天子却不明白。所以古代的圣人明白地将此道理告诉人们，说：“天子有善，天能赏他；天子有过，天能罚他。”若天子赏罚不当，刑罚不公，天就会降下疾病灾祸，霜露失时。这时天子必须要喂养牛羊猪狗，洁净地整备粢盛酒醴，去向上天祭祀，祷告，求福。但我从来就不曾听说过上天向天子祷告和求福的。我由此知道天比天子尊贵、庄重。所以义不从愚蠢而卑贱的人中产生，必定从尊贵而聪明的人中产生。那么谁是尊贵的？天是尊贵的。谁是聪明的？天是聪明的。既然如此，那么义果真是从上天产生出来的了。现在天下的士君子希望行义的话，那么就不可不顺从天意。

　　顺从天意应怎样做呢？回答说：兼爱天下的人怎么知道是兼爱天下的人呢？因为天对人民的祭祀全都享用。怎么知道天兼而食之呢？自古及今，无论如何遥远偏僻的国家，都喂养牛羊狗猪，洁净地整备酒醴粢盛，用以祭祀山川、上帝、鬼神，由此知道上天对人民兼而食之。假如兼而食之，必定会兼而爱之，就好象楚、越的国君一样。现在楚王在楚国四境之内享用食物，所以爱楚国的人。越王在越国享用食物，所以爱越国的人。现在天对天下兼而享用，我因此知道它爱天下的人。

　　而且上天爱护百姓，不仅此而己。现在天下所有的国家，凡是吃米粮的人民，杀了无辜的人，必定得到一种不祥，杀无辜的是谁呢？回答说：“是人。”给他不祥的是谁呢？“是天”。假若上天内心确实不爱护这些百姓，那为什么在人杀了无辜之后，天要给他以不祥呢？并且上天爱护百姓是很厚重的，上天爱护百姓是很普遍的，这已经可以知道了。怎么知道上天爱护百姓呢？我从贤者必定要赏善罚暴得知。怎么知道贤者必然赏善罚暴呢？我从从前三代圣王的事迹知道这个。从前三代的圣王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兼爱天下，从而造福人民，改移百姓的心意，率领他们敬奉上帝、山川、鬼神。上天因为他们爱自己所爱的人，利自己所利的人，于是加重他们的赏赐，使他们居于上位，立为天子，（后世）以为表率，称之为圣人。从这可知赏善的证据。从前三代的暴君，如桀、纣、幽王、厉王等，对天下人全都憎恶，残害他们，改移百姓的心意，率领他们侮慢上帝、山川、鬼神，天因为他们不跟从自己的所爱，反而憎恶他们，不跟从自己的所利，反而残害他们，于是对他们加以惩罚，使他们父子离散，国家灭亡，丧失社稷，忧及本身。而天下的百姓也都非毁他们，到了子孙万世以后，仍然受人们的唾骂，称他们为暴君，这就是罚暴的明证了。现今天下的士君子，若要行事合乎义，就不可不顺从天意。

　　顺从天意，就是“兼”；违反天意，就是“别”。兼的道理，就是义政；别的道理，就是力政。如果问道：“义政是什么样呢？”回答说：大的不攻打小的，强的不欺侮弱的，多的不残害少的，狡诈的不欺骗愚笨的，尊贵的不傲视卑贱的，富足的不傲慢贫困的，年壮的不掠夺年老的。所以天下众国，不以水火、毒药、刀兵相互杀害。这种事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三者有利，就无所不利，叫作天德。所以凡从事于此的，就是圣智、仁义、忠惠、慈孝，所以聚集天下的好名声加到他身上。这是什么缘故呢？就是顺从天意。问道：“力政是什么样呢？”回答说：大的攻打小的强的欺侮弱的，多的残害少的，狡诈的欺骗愚笨的，尊贵的傲视卑贱的，富裕的傲慢贫困的，年壮的掠夺年老的，所以天下众国，一齐拿着水火、毒药、刀兵来相互残害。这种事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三者不利就无所得利，所以称之为（天）贼。凡从事于这些事的，就是寇乱、盗贼、不仁不义、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所以聚集天下的恶名加在他们头上。这是什么缘故呢？就是违反了天意。

　　所以墨子设立天志以为仪法，就象轮匠有圆规，木匠有方尺一样，现在轮人使用圆规，木匠使用方尺，以之知道方与圆的区别。所以墨子设立天志以为仪法，我因此而知道天下的士君子离义还很远。怎么知道天下的士君子离义还很远呢？现在大国的君主自得地说：“我们处于大国地位而不攻打小国，我怎能成为大国呢？”因此差遣他们的爪牙，排列他们的舟车队伍，用以攻伐无罪的国家。进入他们的国境，割掉他们的庄稼，砍伐他们的树木，毁坏他们的城郭，以及填没他们的沟池，焚烧他们的祖庙，屠杀他们的牲口。人民抵抗的，就杀掉；不抵抗的就捆缚回去，男人用作奴仆，马夫，女从用作舂米、掌酒的家奴。那些喜好攻伐的君主，不知道这是不仁不义，还以此通告四邻的国君说：“我攻下别国，覆灭他们的军队，杀了将领多少人。”他邻国的君主，也不知道这是不仁不义，又准备皮币，拿出仓库的积藏派人去犒劳庆赏。那些喜好攻伐的君主又绝对不知道这是不仁不义，又把它写在简帛上，藏在府库中，作为后世子孙的，必定将要顺从他们先君的志行，说道：“为什么不打开我们的府库，看看我们先君留下的法则呢？”（那上面）必定不会写着“文王、武王的政绩象这样”，而必定写着“我攻下敌国，覆灭他们的军队，杀了将领若干人”。那些喜好攻伐的君主不知道这是不仁不义；他的邻国君主，也不知道这是不仁不义，因此攻伐代代不止。这就是我所说的（士君子）对于大事全不明白的缘故。

　　所谓小事则知道，又怎么样呢？比如现在这里有一个人，他进入别人的果场菜园偷窃人家的桃子、李子、瓜菜和生姜，上面抓住了将会惩罚他，大众听到了就指责他。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不参与种植之劳，却获得了果实，取到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缘故。何况还有翻越别人的围墙，去抓取别人子女的呢！与角穿人家的府库，偷窃人家的金玉布帛的呢！与翻越人家的牛栏马圈， **** 人家牛马的呢！何况还有杀掉一个无罪的人呢！当今的王公大人执掌政治，对于从杀掉一个无罪的人，翻越人家的围墙抓取别人的子女，与角穿别人的府库而偷取人家的金玉布帛，与翻越别人的牛栏马牢而 **** 牛马的，与进入人家的果场菜园而偷取桃李瓜果的，现在的王公大人对这些所判的罪，即使古代的圣王如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等治政，也不会与此不同。现在天下的诸侯，大概还全都在相互侵犯、攻伐、兼并，这与杀死一个无辜的人相比，（罪过）已是几千万倍了。这与翻越别人的围墙而抓取别人的子女相比，与角穿人家的府库而窃取金玉布帛相比，（罪过）也已数千万倍了。与翻越别人的牛栏马圈而偷窃别人的牛马相比，与进入人家的果场菜园而窃取人家的桃、李、瓜、姜相比，（罪过）已数千万倍了！然而他们自己却说：“这是义呀！”

　　所以墨子说道：“这是混乱我的说法。它和把黑白甘苦混淆在一起有什么区别呢！假如现在这里有一个人，少许给他看一点黑色，他说是黑的，多给他看些黑色，他却说白的，结果他必然会说：‘我的眼睛昏乱，不知道黑白的分别。'假如现在这里有一个人，少许给他尝点甜味，他说是甜的；多多给他尝些甜味，他说是苦的。结果他必然会说：‘我的口味乱了，我不知道甜和苦的味道。'现在的王公大人施政，若有人杀人，他的国家必然禁止。如果有人拿兵器多多杀掉邻国的人，却说这是义。这难道与混淆黑白、甘苦的做法有什么区别吗！”

　　《墨子》明鬼下第三十一

　　墨子说：“自当初三代的圣王死后，天下丧失了义，诸侯用暴力相互征伐。因此就存在着做人时，君臣上下不相互做到仁惠、忠诚，父子弟兄不相互做到慈爱、孝敬与悌长、贞良，行政长官不努力于听政治国，平民不努力于做事。人们做出了淫暴、寇乱、盗贼之事，还拿着兵器、毒药、水火在大小道路上阻遏无辜的人，抢夺别人的车马衣裘以为自己谋利。从那时开始，这些事一并产生，所以天下大乱。这其中是什么缘故呢？那都是因为大家对鬼神有无的分辨存在疑惑，对鬼神能够赏贤罚暴不明白。现在假若天下的人们一起相信鬼神能够赏贤罚暴，那么天下岂能混乱呢？”

　　现在坚持没有鬼神的人说：“鬼神本来就不存在。”早晚都用这些话对天下之人进行教导，以疑惑天下的民众，使天下的民众都对鬼神有无的分辨疑惑不解，所以天下大乱。所以墨子说：“现在天下的王公大人士君子，如果实在想兴办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那么对于鬼神有无的分辨，（我）认为是不可不考察清楚的。”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明白地考察（这个问题），这其中的说解将怎样才对呢？墨子说：“天下用以察知鬼神有无的方法，必定以大众耳目实际闻见的有无作为标准。如果确实有人闻见了，那么必定认为鬼神存在，如果没有闻见，那么必定认为不存在。假若这样，何不试着进入一乡一里去询问呢？从古至今有生民以来，也有人曾见到过鬼神之形，听到过鬼神之声，那么鬼神怎么能说没有？假若没有听到没有看到，那么鬼神怎能说有呢？”

　　现在坚持没有鬼神的人说：“天下闻到和见到鬼神（声音）、形状的人，多得数不清。”那么又是谁听到、看到鬼神的（声音）、形状呢？墨子说道：“如果以大众共同见到和大众共同听到的来说，那么象从前杜伯的例子就是。”周宣王杀了他的臣子杜伯而杜伯并没有罪。杜伯说：“我的君主要杀我而我并没有罪，假若认为死者无知，那么就罢了，假若死而有知，那么不出三年，我必定让我的君上知道后果。”第三年，周宣王会合诸侯在圃田打猎，猎车数百辆，随从数干人，人群布满山野。太阳正中时，杜伯乘坐白马素车，穿着红衣，拿着红弓，追赶周宣王，在车上射箭，射中宣王的心脏，使他折断了脊骨，倒伏在弓袋之上而死。当这个时候，跟从的周人没有人不看见，远处的人没有人不听到，并记载在周朝的《春秋》上。做君上的以此教导臣下，做父亲的以此警戒儿子，说：“警戒呀！谨慎呀！凡是杀害无罪的人，他必得到不祥后果。鬼神的惩罚象这样的惨痛快速。”照这书的说法来看，鬼神的存在，难道可以怀疑么！

　　不但只是书上说的是这样，从前秦穆公在大白天中午在庙堂里，有一位神进大门后往左走，他长着鸟的身子，穿着白衣戴着黑帽，脸的形状是正方。秦穆公见了，害怕地逃走。神说：“别怕！上帝享用你的明德，让我赐给你十九年阳寿，使你的国家繁荣昌盛，子孙兴旺，永不丧失秦国。”穆公拜两拜，稽首行礼，问道：“敢问尊神名氏。”神回答说：“我是句芒。”如果以秦穆公所亲见的作准，那么鬼神的存在，难道可以怀疑的吗！

　　不仅只是这本书所说的是这样，从前燕简公杀了他的臣下庄子仪，而庄子仪无罪。庄子仪说：“我的君上杀我而我并没有罪。如果死人无知，也就罢了。如果死者有知，不出三年，必定使我的君上知道后果。”过了一年，燕人将驰往沮泽祭祀。燕国有沮泽，就象齐国有社，宋国有桑林，楚国有云梦泽一样，都是男女聚会和游览的地方。正午时分，燕简公正在驰往沮泽途中，庄子仪肩扛红木杖击打他，把他杀死在车上。当这个时候，燕人跟从的没人不看见，远处的人没人不听到，这记载在燕国的《春秋》上。诸侯相互转告说：“凡是杀了无罪的人，他定得不祥。鬼神的惩罚象这样的惨痛快速。”从这书的说法来看，则鬼神的存在，难道可以怀疑吗！

　　不仅这部书上这样说，从前宋文君鲍在位之时，有个臣子叫观辜，曾在祠庙从事祭祀，有一次他到神祠里去，厉神附在祝史的身上，对他说：“观辜，为什么珪璧达不到礼制要求的规格？酒醴粢盛不洁净？用作牺牲的牛羊不纯色不肥壮？春秋冬夏的祭献不按时？这是你干的呢？还是鲍干的呢？观辜说：“鲍还幼小，在襁褓之中，鲍怎么会知道呢？是我执事之官观辜单独地这样做的。”祝史举起木杖敲打他，把他打死在祭坛上。当这个时候，宋人跟随的没有人不看见，远处的人没有不听到，记载在宋国的《春秋》上。诸侯相互传告说：“凡各不恭敬谨慎地祭祀的人，鬼神的惩罚来的是如此惨痛快速。”从这部书的说法来看，鬼神的存在，难道可以怀疑吗！

　　不仅这部书的说法是这样，从前齐庄君的臣子，有称作王里国、中里徼的。这两人争讼三年狱官不能判决。齐君想都杀掉他们，担心杀了无罪者；想都释放他们，又担心放过了有罪者。于是使二人共一头羊，在齐国的神社盟誓。二个答应了。在神前挖了一条小沟，杀羊而将血洒在里面。读王里国的誓辞，已完了，没什么事。读中里徼的誓辞不到一半，死羊跳起来触他，把他的脚折断了，祧神上来敲他，把他杀死在盟誓之所。当这个时候，齐国人跟从的没人不看见，远处的人没人不听到，记载在齐国的《春秋》中。诸侯传告说：“各发誓时不以实情的人，鬼神的惩罚来得是这样的惨痛快速。”从这部书的说法来看，鬼神的存在，难道是可以怀疑的吗！

　　所以墨子说：“即使有深溪老林、幽涧无人之所，施行也不可不谨慎，现有鬼神在监视着。”

　　现在坚持没有鬼神的人说：“据众人耳目所闻见的实情，岂足以断定疑难呢？怎么那些打算在天下做高士君子的人，却又去相信人耳目所闻见的实情呢？”墨子说：“如果认为众人耳目所闻见的实情不足以取信，不足以断疑，那么，如从前三代圣王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是否足以取法呢？”所以对于这个问题自中等资质以上的都会说：“象从前三代的圣王是足以取法的。”假若从前三代的圣王足以为法，那么姑且试着回顾一下圣王的行事：从前周武王攻伐殷商诛杀纣王，使诸侯分掌众神的祭祀，说：“同姓诸侯得立祖庙以祭祀，异姓诸侯祭祀本国的山川。”所以说武王必定认为鬼神是存在的，所以攻殷伐纣，使诸候分主祭祀。如果鬼神不存在，那么武王为何把祭祀分散呢？不仅武王的事是这样，古代圣王行赏必定在祖庙，行罚也必定在社庙。在祖庙行赏是为什么呢？是报告祖先颁赏的均平；在社庙行戮是为什么呢？是报告断狱的公允。不仅这一记载说的是这样，而且从前虞夏商周三代的圣王，他们开始建国营都之日，必定要选择国都的正坛，设立作为宗庙；必定选择树木高大茂盛的地方，设立作为丛社；必定要选择国内父兄辈慈祥、孝顺、正直、善良的人，充作祭祀的太祝和宗伯；必定要选择六畜中能胜任肥壮纯色之选者，作为祭祀品，摆设珪、璧、琮、璜等玉器，以符合自己的财力为度；必定要选择五谷中气香色黄的，用作供祭的酒醴粢盛，因而酒醴粢盛随年成好坏而增减。所以古时的圣王治理天下，必须先鬼神而后人类，原因即在于此。所以说：官府置备供具，必定以祭品祭服为先，使尽藏于府库之中，太祝、太宗等官吏都于朝廷就位，选为祭品的牲畜不跟昔日的畜群关在一起。古代圣王的施政，就是如此。

　　古代圣王必定认为鬼神是存在的，所以他们尽力侍奉鬼神很厚重。（因此没有一个敢在暗处放肆，拟度鬼神的显明，担心被诛罚。）（他们）又担心后世子孙不能知道这点，所以写在竹帛上，传下给后世子孙。或者担心它们被腐蚀、被虫咬而灭绝，后世子孙无法得到它来记诵，所以又雕琢在盘盂上，镂刻在金石上，以示重要。又担心后世子孙不能敬顺以取得吉祥，所以先王的书籍，圣人的言语，即使是在一尺的帛书上，一篇简书上，多次说及鬼神的存在，对之重复了又重复。这是什么缘故？是因为圣王尽力于此。现在坚持没有鬼神的人说：“鬼神本来就不存在。”那么这就是违背圣王的要务。违反圣王的要务，就不是君子所行的道了。

　　现在坚持没有鬼神的人说：“说先王的书籍，圣人的言语，即使是一尺的帛书，一篇简书上，多次提到鬼神的存在，重复了又重复，那么究竟是一些什么书呢？”墨子说：“《诗经》中的《大雅》就写有这个。《大雅》说：‘文王高居上位，功德昭著于天，周虽是诸侯旧邦，但它接受天命才刚开始，周朝的德业很显著，上帝的授命很及时。文王去世后在上帝左右升降。静穆的文王，美名传扬不止。'如果鬼神不存在，那么文王已死，他怎么能在上帝的左右呢？这是我所知道的《周书》中写的鬼神。”而单只《周书》言有鬼之事，而《商书》却没有言有鬼之事，那么还不足用来作为法则。既然如此，那么姑且试着回顾一下《商书》。《商书》上说：“哎呀！古代的夏朝，正当没有灾祸的时候，各种野兽爬虫，以及各种飞鸟，没有不比附的。何况是人类，怎么敢怀有异心？山川、鬼神，也无不安宁，若能恭敬诚信，则天下和合，确保国土。”考察山川、鬼神所以无不安宁的原因，是为了佐助禹，为禹计谋。这是我所知道的《商书》中的鬼。而且单《商书》独提到鬼，而《夏书》不说鬼，那么还不足用来作为法则，既然如此，那么姑且试着回顾《夏书》。《禹誓》说：“在甘这个地方举行大战，夏王于是命令左右六人，下到中军去听宣誓。夏王说：‘有扈氏轻慢五行，怠惰废弃三正，天因而断绝他的大命。'又说：‘太阳已中，现在我要和有扈氏拼今日的生死。前进吧！你们乡大夫和平民百姓。我不是想要有扈氏的田地和宝玉，我是恭行上天的惩罚。左边的不尽力进攻左方，右边的不尽力进攻右方那就是你不听命。驾车的不将马指挥好，那就是你们不听命。所以要在祖先神位前颁赏，在社庙神主前行罚。'”在祖庙颁赏是为什么呢？是告祖先分配天命的公平。在社庙行罚是为什么呢？是说治狱的合理。所以古时圣王必定认为鬼神是赏贤和罚暴的，所以行赏必在祖庙而行罚必在社庙。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夏书》中的鬼。所以最远的《夏书》，其次的《商书》、《周书》，都多次说到鬼神的存在，重复了又重复。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圣王勉力于此。从这些书的说法来看，则鬼神的存在，难道可以怀疑吗？

　　在古时有记载说：“在丁卯吉日，（百官）代王遍祝社神、四方之神、岁事之神及先祖，以使王延年益寿。”所以墨子说：“应当相信鬼神能够赏贤和罚暴。这本是应施之国家和万民，确实可用以治理国家、谋利万民的大道。”所以，那些政府官吏不清廉，男女混杂没分别，鬼神都看得见；百姓成为淫暴、寇乱、盗贼，拿着兵器、毒药、水火在路上邀截无辜之人，夺取人家的车马、衣裘为自己牟利，有鬼神看得见。因此官吏治理官府之事不敢不廉洁，见善不敢不赏，见恶不敢不罚。而百姓成为淫暴、寇乱、盗贼，拿着兵器、毒药、水火在路邀截无辜的人，抢夺车马，衣裘为自己谋利之事，从此就会停止，于是天下就治理了。

　　所以对鬼神之明，人不可能倚恃幽间、广林、深谷（而为非作歹），鬼神之明一定能洞知他。对鬼神之罚，人不可能倚恃富贵、人多势大、勇猛顽强、坚甲利兵（而抵制），鬼神之罚必能战胜他。假若认为不是这样，（那么请看）从前的夏桀，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对上咒骂天帝、侮辱鬼神，对下祸害残杀天下的万民，残害上帝之功，抗拒上帝之道。所以在此时上天就使商汤对他致以明罚。汤用战车九辆，布下鸟阵、雁行的阵势。汤登上大赞这个地方追逐夏众，攻入近郊，汤王亲手将推哆、大戏擒住。从前的夏王桀，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拥有有勇力的人推哆大戏，能撕裂活的兕、虎，指点之间就能杀死人。他的民众之多成兆成亿，布满山陵水泽，但却不能以此抵御鬼神的诛罚。这就是我所说的对鬼神的惩罚，人不可能凭借富贵、人多势大、勇猛顽强、坚甲利兵（而抵制），即缘于此。并且不止夏桀是这样，从前的殷王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但他对上咒骂上天，侮辱鬼神，对下殃害残杀天下万民，抛弃父老，屠杀孩童，用炮烙之刑处罚无罪之人，剖割孕妇之胎，庶民鳏寡号陶大哭而无处申诉。所以在这个时候，上天就使周武王致以明罚。武王用精选的战车一百辆，虎贲勇士四百人，亲自作为同盟诸国受节军将的先驱，去观察敌情。与殷商军队战于牧野，武王擒获了费中、恶来，殷军大队叛逃败走。武王追逐他们奔入殷宫，用万年梓株折断了纣王头，把他的头系在赤环上，以白旗载着，以此为天下诸侯戮之。从前的殷王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又有勇力的将领费中、恶来、崇侯虎，指顾之间即可杀人。他的民众之多成兆成亿，布满水泽山林，然而不能凭此抵御鬼神的诛罚。这就是我所说的鬼神的惩罚，不能倚仗富贵、人多势大、勇猛顽强、坚甲利兵（而抵制），道理即在于此。并且《禽艾》上说过：“积善得福，不嫌微贱；积恶灭宗，不避高贵。”这说的是鬼神所应赏赐的，不论地位多么微贱也必定要赏赐他；鬼神所要惩罚的，不论地位多么尊崇也必定要惩罚他。

　　现在坚持没有鬼神的人说：“抑或不符合双亲的利益而有害为孝子吗？”墨子说：“古往今来所说的鬼神，没有别的，有天鬼，也有山水的鬼神，也有人死后所变的鬼。”现在存在儿子比父亲先死、弟弟比兄长先死的情况。即使如此，按天下常理来说，则先死的不是父亲就是母亲、不是哥哥就是姐姐。现在洁治酒醴粢盛，用以恭敬谨慎地祭祀。假使鬼神真有的话，这是让父母兄姐得到饮食，难道不是最大的益处吗！假使鬼神确实没有的话，这不过是浪费他制作酒酒醴粢盛的一点资财罢了。而且这种浪费，也并不是倾倒在脏水沟去丢掉，而是内而宗族、外而乡亲，都可以请他们来饮食。即使鬼神真不存在，这也还可以联欢聚会，联络乡里感情。现在坚持没有鬼神的人说道：“鬼神本来就不存在，因此不必供给那些酒醴。粢盛、牺牲之财。如今我们岂是爱惜那些财物呢？（而在于）祭祀能得到什么呢？”这种说法对上违背了圣王之书，对内违背了民众孝子之行，却想在天下做上层人士，这实在不是做上层人士的道理。所以墨子说：“现在我们去祭祀，并不是（把食物）倒在沟里丢掉，而是上以邀鬼神之福，下以集合民众欢会，连络一乡一里的感情。假若鬼神存在，那就是将我们的父母兄弟请来共食，这岂不是天下最有利的事吗？”

　　 《墨子》非乐上第三十二

　　墨子说：“仁人做事，必须讲求对天下有利，为天下除害，将以此作为天下的准则。对人有利的，就做；对人无利的，就停止。”仁者替天下考虑，并不是为了能见到美丽的东西，听到快乐的声音，尝到美味，使身体安适。让这些来掠取民众的衣食财物，仁人是不做的。因此，墨子之所以反对音乐，并不是认为大钟、响鼓、琴、瑟、竽、笙的声音不使人感到快乐，并不是以为雕刻、纹饰的色彩不美，并不是以为煎灸的豢养的牛猪等的味道不香甜，并不是以为居住在高台厚榭深远之屋中不安适。虽然身体知道安适，口里知道香甜，眼睛知道美丽，耳朵知道快乐，然而向上考察，不符合圣王的事迹；向下考虑，不符合万民的利益。所以墨子说：“从事音乐活动是错误的！”

　　现在的王公大人为了国事制造乐器，不是象掊取路上的积水、拆毁土墙那么容易，而必是向万民征取很多钱财，用以制出大钟、响鼓、琴、瑟、竽、笙的声音。古时的圣王也曾向万民征取很多的钱财，造成船和车，制成之后，说：我将在哪里使用它们呢？说：“船用于水上，车用于地上，君子可以休息双脚，小人可以休息肩和背”。所以万民都送出钱财来，并不敢因此而忧怨，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它反而符合民众的利益。然而乐器要是也这样反而符合民众的利益。我则不敢反对。然而当象圣王造船和车那样使用乐器，我则不敢反对。

　　民众有三种忧患：饥饿的人得不到食物，寒冷的人得不到衣服，劳累的人得不到休息。这三样是民众的最大忧患。然而当为他们撞击巨钟，敲打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舞动干戚，民众的衣食财物将能得到吗？我认为未必是这样。且不谈这一点，现在大国攻击小国，大家族攻伐小家族，强壮的掳掠弱小的，人多的欺负人少的，奸诈的欺骗愚笨的，高贵的鄙视低贱的，外寇内乱盗贼共同兴起，不能禁止。如果为他们撞击巨钟，敲打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舞动干戚，天下的纷乱将会得到治理吗？我以为未必是这样的。所以墨子说：“且向万民征敛很多钱财，制作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求有利于天下，为天下除害，是无补于事的。”所以墨子说：“从事音乐是错误的！”

　　现在的王公大人从高台厚榭上看去，钟犹如倒扣着鼎一样，不撞击它，将会有什么乐处呢？这就是说必定要撞击它。一旦撞击，将不会使用老人和反应迟钝的人。老人与反应迟钝的人，耳不聪，目不明，四肢不强壮，声音不和谐，眼神不灵敏。必将使用壮年人，用其耳聪目明，强壮的四肢，声音调和，眼神敏捷。如果使男人撞钟，就要浪费男人耕田、种菜、植树的时间；如果让妇女撞钟，就要荒废妇女纺纱、绩麻、织布等事情。现在的王公大人从事音乐活动，掠夺民众的衣食财物；大规模地敲击乐器。所以墨子说：“从事音乐是错误的！”

　　现在的大钟、响鼓、琴、瑟、竽、笙的乐声等已备齐了，大人们独自安静地听着奏乐，将会得到什么乐趣呢？不是与君子一同来听，就是与贱人一同来听。与君子同听，就会荒废君子的听狱和治理国事；与贱人同听，就会荒废贱人所作的事情。现在的王公大人从事音乐活动，掠夺民众的衣食财物，大规模地敲击乐器。所以墨子说：“从事音乐是错误的！”

　　从前齐康公作《万舞》乐曲，跳《万》舞的人不能穿粗布短衣，不能吃糟糠。说：“吃的不好，面目色泽就不值得看了；衣服不美，身形动作也不值得看了。所以必须吃好饭和肉，必须穿绣有花纹的衣裳。”这些人常常不从事生产衣食财物，而常常吃别人的。所以墨子说：现在的王公大从事音乐活动，掠夺民众的衣食财物，大规模地敲击乐器。所以墨子说：“从事音乐是错误的！”

　　现在的人本来不同于禽兽、麋鹿、飞鸟、爬虫。现在的禽兽、麋鹿、飞鸟、爬虫，利用它们的羽毛作为衣裳，利用它们的蹄爪作为裤子和鞋子，把水、草作为饮食物。所以，虽然让雄的不耕田、种菜、植树，雌的不纺纱、绩麻、织布，衣食财物本就具备了。现在的人与它们不同：依赖自己的力量才能生存，不依赖自己的力量就不能生存。君子不努力听狱治国，刑罚政令就要混乱；贱人不努力生产，财用就会不足。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认为我的话不对，那么就试着列数天下份内的事，来看音乐的害处：王公大人早晨上朝，晚上退朝，听狱治国，这是他们的份内事。士人君子竭尽全身的力气，用尽智力思考，于内治理官府，于外往关市、山林、河桥征收赋税，充实仓廪府库，这是他们的份内事。农夫早出晚归，耕田、种菜、植树，多多收获豆子和粮食，这是他们的份内事。妇女们早起晚睡，纺纱、绩麻、织布，多多料理麻、丝、葛、苎麻，织成布匹，这是她们的份内事。现在的王公大人喜欢音乐而去听它，则必不能早上朝，晚退朝，听狱治国，那样国家就会混乱，社稷就会危亡。现在的士人君子喜欢音乐而去听它，则必不能竭尽全身的力气，用尽智力思考，于内治理官府，于外往关市、山林、河桥征收赋税，充实仓廪府库。那么仓廪府库就不会充实。现在的农夫喜欢音乐而去听它，则必不能早出晚归，耕田、植树、种菜，多多收获豆子和粮食，那么豆子和粮食就会不够。现在的妇女喜欢音乐而去听它，则必不能早起晚睡，纺纱、绩麻、织布，多多料理麻、丝、葛、苎麻，织成布匹，那么布匹就不多。问：什么荒废了大人们的听狱治国和国家的生产呢？答：是音乐。所以墨子说：“从事音乐是错误的！”

　　怎么知道是这样呢？答道：先王的书籍汤所作的《官刑》有记载，说：“常在宫中跳舞，这叫做巫风。”惩罚是：君子出二束丝，小人加倍，出二束帛。《黄径》记载说：“啊呀！洋洋而舞，乐声响亮。上帝不保佑，九州将灭亡。上帝不答应，降各种祸殃，他的家族必然要破亡。”考察九州所以灭亡的原因，只是因为设置音乐啊。《武观》中说：“夏启纵乐放荡，在野外大肆吃喝，《万》舞的场面十分浩大，声音传到天上，天不把它当作法式。”所以在上的，天帝、鬼神不以为法式，在下的，万民没有利益。所以墨子说：“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诚心要为天下人谋利，为天下人除害，对于音乐这样的东西，是不应该不禁止的。”

　　 《墨子》非命上第三十五

　　墨子说过：“古时候治理国家的王公大人，都想使国家富裕，人民众多，法律政事有条理；然而求富不得反而贫困，求人口众多不得反而使人口减少，求治理不得反而得到混乱，则是从根本上失去了所想的，得到了所憎恶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墨子说过：“主张‘有命'的人，杂处于民间太多了。”主张“有命”的人说：“命里富裕则富裕，命里贫困则贫困，命里人口众多则人口众多；命里人口少则人口少，命里治理得好则治理得好；命里混乱则混乱；命里长寿则长寿，命里短命则短命，虽然使出很强的力气，有什么用呢？”用这话对上游说王公大人，对下阻碍百姓的生产。所以主张“有命”的人是不仁义的。所以对主张“有命”的人的话，不能不明加辨析。

　　然而如何去明加辨析这些话呢？墨子说道：“必须订立准则。”说话没有准则，好比在陶轮之上，放立测量时间的仪器，就不可能弄明白是非利害之分了。所以言论有三条标准，哪三条标准呢？墨子说：“有本原的，有推究的，有实践的。”如何考察本原？要向上本原于古时圣王事迹。如何推究呢？要向下考察百姓的日常事实。如何实践呢？把它用作刑法政令，从中看看国家百姓人民的利益。这就是言论有三条标准的说法。

　　然而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有的认为有命。为什么不朝上看看圣王的事迹呢？古时候，夏桀乱国，商汤接过国家并治理它；商纣乱国，周武王接过国家并治理它。社会没有改变，人民没有变化，桀纣时则天下混乱，汤武时则天下得到治理，它能说是有命吗？

　　然而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有人认为有命。为何不向上看看先代君王的书呢？先代君王的书籍中，用来治理国家、颁布给百姓的，是宪法。先代君王的宪法也曾说过“福不是请求来的，祸是不可避免的；恭敬没有好处，凶暴没有坏处”这样的话吗？所用来整治军队、指挥官兵的，是誓言。先代君王的誓言里也曾说过“福不是请求来的，祸是不可避免的；恭敬没有好处，凶暴没有坏处”这样的话吗？

　　所以墨子说：我还无暇来统计天下的好书，不可能统计完，大概说来，有这三种。现在虽然要从中寻找主张“有命”的人的话，必然得不到，不是可以放弃吗？

　　现在要听用主张“有命”的人的话，这是颠覆天下的道义。颠覆天下道义的人，就是那些确立“有命”的人，是百姓所伤心的。把百姓所伤心的事看作乐事，是毁灭天下的人。然而都想讲道义的人在上位，是为什么呢？答道：讲道义的人在上位，天下必定能得到治理。上帝、山川、鬼神就有了主事的人，万民都能得到他的好处。怎么知道的呢？墨子说：“古时侯汤封于亳地，断长接短，有百里之地。汤与百姓相互爱戴，相互谋利益，得利就分享。率领百姓向上尊奉天帝鬼神。所以，天帝鬼神使他富裕，诸侯亲附他，百姓亲近他，贤士归附他，没死之前就已成为天下的君王，治理诸侯。古时候文王封于岐周，断长接短，有百里之地，与他的百姓相互爱戴、相互谋利益，得利就分享。所以近处的人安心受他管理，远处的人向往他的德行。听说过文王的人，都赶快投奔他。疲惫无力、四肢不便的人，聚在一起盼望他，说：‘怎样才能使文王的领地伸到我们这里，我们也得到好处，岂不是也和文王的国民一样了吗？'所以天帝鬼神使他富裕，诸侯亲附他，百姓亲近他，贤士归附他，没死之前就已成为天下的君王，治理诸侯。前文所说：‘讲道义的人在上位，天下必定能得到治理。上帝、山川、鬼神就有了主事的人，万民都能得到他的好处。'我因此认识到这点。”

　　所以古时候的圣王颁布宪法和律令，设立赏罚制度以鼓励贤人。因此贤人在家对双亲孝顺慈爱，在外能尊敬乡里的长辈。举止有节度，出入有规矩，能区别地对待男女。因此使他们治理官府，则没有盗窃，守城则没有叛乱。君有难则可以殉职，君逃亡则会护送。这些人都是上司所赞赏，百姓所称誉的。主张“有命”的人说：“上司所赞赏，是命里本来就该赞赏，并不是因为贤良才赞赏的；上司所惩罚，是命里本来就该惩罚的，不是因为凶暴才惩罚的。”所以在家对双亲不孝顺慈爱，在外对乡里长辈不尊敬。举止没有节度，出入没有规矩，不能区别对待男女。所以治理官府则会盗窃，守城则会叛乱。君有难而不殉职，君逃亡则不会护送。这些人都是上司所惩罚，百姓所毁谤的。主张“有命”的人说：“上司所惩罚是命里本来就该惩罚，不是因为他凶暴才惩罚的；上司所赞赏，是命里本来该赞赏，不是因为贤良才赞赏的。”以这些话来做国君则不义，做臣下则不忠，做父亲则不慈爱，做儿子则不孝顺，做兄长则不良，做弟弟则不悌。而顽固主张这种观点，则简直 是坏话的根源，是凶暴人的道理。

　　然而怎么知道“命”是凶暴人的道理呢？对饮食很贪婪，而懒于劳动，因此衣食财物不足，而饥寒冻饿的忧虑就来了。不知道要说：“我疲惫无力，劳动不快疾。”一定要说：“我命里本来就要贫穷。”古时前代的暴君，不能忍住耳目的贪婪，心里的邪僻，不听从他的双亲，以至于国家灭亡，社稷绝灭。不知道要说：“我疲惫无力，管理不善。”一定要说：“我命里本来要亡国。”《仲虺之告》中说：“我听说夏朝的人伪托天命，对下面的人传播天命说：上帝讨伐罪恶，因而消灭了他的军队。”这是说汤反对桀主张“有命”。《泰誓》中说：“纣的夷灭之法非常酷虐，不肯侍奉上帝鬼神，毁坏他的先人的神位、地祗而不祭祀。并说：‘我有天命！'不努力防备，天帝也就抛弃了他而不予保佑。”这是说武王所以反对纣主张“有命”的原因。

　　现在要听用主张“有命”的人的话，则在上位的人不听狱治国，下面的人不劳作。在上位的人不听狱治国则法律政事就要混乱，下面的人不劳作则财物日用不足。对上没有粢、酒来供奉上帝鬼神，对下没有东西可以安抚天下贤人士子；对外没有东西可以接待诸侯的宾客；对内则不能给饥者以食，给寒者以衣，抚养老弱。所以“命”，上对天帝不利，中对鬼神不利，下对人不利。而顽固坚持它，则简直是坏话的根源，凶暴人的道理。

　　所以墨子说：“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内心想使天下富裕而怕它贫困，想使天下得到治理而怕它混乱，主张‘有命'的人的话，不能不反对。这是天下的大害啊！”

　　《墨子》非命中第三十六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若言而无义，譬犹立朝夕于员钧之上也，则虽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伪，未可得而识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其本之也？考天鬼之志，圣王之事；于其原之也？徵以先王之书；用之奈何？发而为刑。此言之三法也。

　　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为忘。我所以知命之有与亡者，以众人耳目之情，知有与亡。有闻之，有见之，谓之有；莫之闻，莫之见，谓之亡。然胡不尝考之百姓之情？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见命之物、闻命之声者乎？则未赏有也。若以百姓为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为法；然则胡不尝考之诸侯之传言流语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有闻命之声，见命之体者乎？则未尝有也。

　　然胡不尝考之圣王之事？古之圣王，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而劝之为善，发宪布令以教诲，明赏罚以劝阻。若此，则乱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为不然，昔者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变政而民易教，其在汤、武则治，其在桀、纣则乱。安危治乱，在上之发政也，则岂可谓有命哉！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

　　今夫有命者言曰：我非作之后世也，自昔三代有若言以傅流矣，今故先生对之？曰：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三代之圣、善人与？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何以知之？初之列士桀大夫，慎言知行，此上有以规谏其君长，下有以教顺其百姓。故上得其君长之赏，下得其百姓之誉。列士桀大夫，声闻不废，流传至今，而天下皆曰其力也，必不能曰我见命焉。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缪其耳目之淫，不慎其心志之辟，外之驱骋田猎毕弋，内沈于酒乐，而不顾其国家百姓之政，繁为无用，暴逆百姓，使下不亲其上，是故国为虚厉，身在刑（人＋谬的右半）之中，不肯曰我罢不肖，我为刑政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亡。虽昔也三代之穷民，亦由此也，内之不能善事其亲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长，恶恭俭而好简易，贪饮食而惰从事，衣食之财不足，使身至有饥寒冻馁之忧，必不能曰我罢不肖，我从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穷。虽昔也三代之伪民，亦犹此也，繁饰有命，以教众愚朴人。

　　久矣！圣王之患此也，故书之竹帛，琢之金石。于先王之书《仲虺之告》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恶，用阙师。”此语夏王桀之执有命也，汤与仲虺共非之。先王之书《太誓》之言然，曰：“纣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弃阙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人＋谬的右半）其务，天不亦弃纵而不葆。”此言纣之执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有于三代不国有之，曰：“女毋崇天之有命也。”命三不国亦言命之无也。于召公之《执令》于然：“且！政哉，无天命！维予二人，而无造言，不自降天之哉得之。”在于商、夏之《诗》、《书》曰：“命者，暴王作之。”

　　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将欲辩是非、利害之故，当天有命者，不可不疾非也。执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墨子非也。

　　《墨子》非命下第三十七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谈，则必可而不先立仪而言。若不先立仪而言，譬之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为虽有朝夕之辩，必将终未可得而从定也，是故言有三法。

　　何谓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恶乎考之？考先圣大王之事；恶乎原之？察众之耳目之请；恶乎用之？发而为政乎国，察万民而观之。此谓三法也。

　　故昔者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方为政乎天下之时，曰：“必务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之人而教之为善。”是故出政施教，赏善罚暴。且以为若此，则天下之乱也，将属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将属可得而定也。若以为不然，昔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当此之时，世不渝而民不易，上变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纣而天下乱，存乎汤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汤、武之力也；天下之乱也，桀、纣之罪也。若以此观之，夫安危治乱，存乎上之为政也，则夫岂可谓有命哉？故昔者禹、汤、文、武，方为政乎天下之时，曰：“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遂得光誉令问于天下。夫岂可以为命哉！故以为其力也。今贤良之人，尊贤而好功道术，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赏，下得其万民之誉，遂得光誉令问于天下。亦岂以为其命哉？又以为力也。

　　然今夫有命者，不识昔也三代之圣善人与？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与？若以说观之，则必非昔三代圣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

　　然今以命为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于此乎不而矫其耳目之欲，而从其心意之辟，外之驱骋田猎毕弋，内湛于酒乐，而不顾其国家百姓之政，繁为无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庙。其言不曰吾罢不肖，吾听治不强，必曰吾命固将失之。虽三代罢不肖之民，亦犹此也。不能善事亲戚、君长，甚恶恭俭而妤简易，贪饮食而惰从事，衣食之财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饥寒冻馁之忧，其言不曰吾罢不肖，吾从事不强，又曰吾命固将穷。昔三代伪民，亦犹此也。

　　昔者暴王作之，穷人术之，此皆疑众迟朴。先圣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曰：“何书焉存？”禹之《总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星，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告》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师。”彼用无为有，故谓矫；若有而谓有，夫岂为矫哉！昔者桀执有命而行，汤为《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于去发曰：“恶乎君子！天有显德，其行甚章。为鉴不远，在彼殷王。谓人有命，谓敬不可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祝降其丧。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昔纣执有命而行，武王为《太誓》去发以非之。曰：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记？从十简之篇以尚，皆无之，将何若者也？

　　《墨子》非儒第三十九

　　儒者曰：“亲亲有术，尊贤有等。”言亲疏尊卑之异也。其《礼》曰：丧，父母，三年；妻、后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戚族人，五月。若以亲疏为岁月之数，则亲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后子与父同也。若以尊卑为岁月数，则是尊其妻、子与父母同，而亲伯父、宗兄而卑子也。逆孰大焉？其亲死，列尸弗敛，登堂窥井，挑鼠穴，探涤器，而求其人矣，以为实在，则赣愚甚矣；如其亡也必求焉，伪亦大矣！

　　取妻身迎，祗褍为仆，秉辔授绥，如仰严亲；昏礼威仪，如承祭祀。颠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则妻、子，妻、子上侵事亲。若此，可谓孝乎？儒者：“迎妻，妻之奉祭祀；子将守宗庙。故重之。”应之曰：此诬言也！其宗兄守其先宗庙数十年，死，丧之其；兄弟之妻奉其先之祭祀，弗散；则丧妻子三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夫忧妻子以大负累，有曰：“所以重亲也。”为欲厚所至私，轻所至重，岂非大奸也哉！

　　且夫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食，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无以违之。是若人气，甉鼠藏，而羝羊视，贲彘起。君子笑之，怒曰：“散人焉知良儒！”夫夏乞麦禾，五谷既收，大丧是随，子姓皆从，得厌饮食。毕治数丧，足以至矣。因人之家翠以为，恃人之野以为尊，富人有丧，乃大说喜，曰：“此衣食之端也！”

　　又曰：“君子循而不作。”应之曰：古者羿作弓，伃作甲，奚仲作车，巧垂作舟；然则今之鲍、函、车、匠，皆君子也，而羿、伃、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则其所循，皆小人道也。又曰：“君子胜不逐奔，掩函弗射，施则助之胥车。”应之曰：“若皆仁人也，则无说而相与；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无故从有故也，弗知从有知也，无辞必服，见善必迁，何故相？若两暴交争，其胜者欲不逐奔，掩函弗射，施则助之胥车，虽尽能，犹且不得为君子也，意暴残之国也。圣将为世除害，兴师诛罚，胜将因用儒术令士卒曰：‘毋逐奔，掩函勿射，施则助之胥车。’暴乱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为群残父母而深贱世也，不义莫大矣！

　　又曰：“君子若钟，击之则鸣，弗击不鸣。”应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亲得孝，务善则美，有过则谏，此为人臣之道也。今击之则鸣，弗击不鸣，隐知豫力，恬漠待问而后对，虽有君亲之大利，弗问不言；若将有大寇乱，盗贼将作，若机辟将发也，他人不知，己独知之，虽其君、亲皆在，不问不言。是夫大乱之贼也。以是为人臣不忠，为子不孝，事兄不弟，交遇人不贞良。夫执后不言，之朝，物见利使己，虽恐后言；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则高拱下视，会噎为深，曰：‘唯其未之学也。’用谁急，遗行远矣。”夫一道术学业仁义者，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远施周偏，近以修身，不义不处，非理不行，务兴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则止，此君子之道也。以所闻孔某之行，则本与此相反谬也！

　　齐景公问晏子曰：“孔子为人何如？”晏子不对。公又复问，不对。景公曰：“以孔某语寡人者众矣，俱以贤人也，今寡人问之，而子不对，何也？”晏子对曰：“婴不肖，不足以知贤人。虽然，婴闻所谓贤人者，入人之国，必务合其君臣之亲，而弭其上下之怨。孔某之荆，知白公之谋，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几灭，而白公僇。婴闻贤人得上不虚，得下不危，言听于君必利人，教行下必于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明而易从也。行义可明乎民，谋虑可通乎君臣。今孔某深虑同谋以奉贼，劳思尽知以行邪，劝下乱上，教臣杀君，非贤人之行也。入人之国，而与人之贼，非义之类也。知人不忠，趣之为乱，非仁义之也。逃人而后谋，避人而后言，行义不可明于民，谋虑不可通于君臣，婴不知孔某之有异于白公也，是以不对。”景公曰：“呜乎！贶寡人者众矣，非夫子，则吾终身不知孔某之与白公同也。”孔某之齐见景公，景公说，欲封之以尼溪，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顺者也，不可以教下；好乐而淫人，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宗丧循哀，不可使慈民；机服勉容，不可使导众。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今君封之，以利齐俗，非所以导国先众。”公曰：“善。”于是厚其礼，留其封，敬见而不问其道。孔某乃恚，怒于景公与晏子，乃树鸱夷子皮于田常之门，告南郭惠子以所欲为。归于鲁，有顷，间齐将伐鲁，告子贡曰：“赐乎！举大事于今之时矣！”乃遣子贡之齐，因南郭惠子以见田常，劝之伐吴，以教高、国、鲍、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乱。劝越伐吴，三年之内，齐、吴破国之难，伏尸以言术数，孔某之诛也。

　　孔某为鲁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孙，季孙相鲁君而走，季孙与邑人争门关，决植。

　　孔某穷于蔡、陈之间，藜羹不糂。十日，子路为享豚，孔某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号人衣以酤酒，孔某不问酒之所由来而饮。哀公迎孔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进请曰：“何其与陈、蔡反也？”孔某曰：“来，吾语女：曩与女为苟生，今与女为苟义。”夫饥约，则不辞妄取以活身；赢鲍，则伪行以自饰。污邪诈伪，孰大于此？

　　孔某与其门弟子闲坐，曰：“夫舜见瞽叟孰然，此时天下圾乎？周公旦非其人也邪？何为舍其家室而托寓也？”

　　孔某所行，心术所至也。其徒属弟子皆效孔某：子贡、季路，辅孔悝乱乎卫，阳货乱乎齐，佛肸以中牟叛，漆雕刑残，莫大焉！

　　夫为弟子后生，其师必修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后已。今孔某之行如此，儒士则可以疑矣！

　　《墨子》经上第四十

　　故，所得而后成也。止，以久也。体，分于兼也。必，不已也。知，材也。平，同高也。虑，求也。同长，以正相尽也。知，接也。中，同长也。■，明也。厚，有所大也。仁，体爱也。日中，正南也。义，利也。直，参也。礼，敬也。圜，一中同长也。行，为也。方，柱隅四讙也。实，荣也。倍，为二也。忠，以为利而强低也。端，体之无序而最前者也。孝，利亲也。有间，中也。信，言合于意也。间，不及旁也。佴，自作也。，间虚也。■，作嗛也。盈，莫不有也。廉，作非也。坚白，不相外也。令，不为所作也。撄，相得也。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似，有以相撄，有不相撄也。勇，志之所以敢也。次，无间而不撄撄也。力，刑之所以奋也。

　　法，所若而然也。生，刑与知处也。佴，所然也。卧，知无知也。说，所以明也。梦，卧而以为然也。攸，不可两不可也。平，知无欲恶也。辩，争彼也。辩胜，当也。利，所得而喜也。为，穷知而县于欲也。害，所得而恶也。已，成、亡。治，求得也。使，谓、故。誉，明美也。名，达、类、私。诽，明恶也。谓，移、举、加。举，拟实也。知，闻、说、亲、名、实、合、为。言，出举也。闻，传亲。且，言然也。见，体、尽。君，臣、萌通约也。合，正、宜、必。功，利名也。欲正，权利；且恶正，权害。赏，上报下之功也。为，存、亡、易、荡、治、化。罪，犯禁也。同，重、体、合、类。罚，上报下之罪也。异，二、不体、不合、不类。同、异而俱于之一也。同、异交得放有、无。久，弥异时也。宇，弥异所也。闻，耳之聪也。穷，或有前不容尺也。循所闻而得其意，心之察也。尽，莫不然也。言，口之利也。

　　始，当时也。执所言而意得见，心之辩也。化，征易也。诺，不一利用。损，偏去也。服，执誽、音利。巧转，则求其故。大益。儇，■秪。法同，则观其同。库，易也。法异，则观其宜。动，或从也。止，因以别道。读此书旁行，正无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