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鸡是 “诗三百”的源头

　 　

　　在当前西部大开发过程中，西部各地的文化宣传工作者也积极开掘本地的人文资源为经济建设服务。如我省渭南市依托合阳县洽川风景名胜区的生态环境优势，借助当地流传的与《诗经》首篇“关关雎鸠”有关的周文王娶太姒的传说，以“打《诗经》文化牌”来带动旅游产品的开发，使生态与人文历史相结合，切实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同样，宝鸡是周文化的发祥地，《诗经》是周代礼乐文化的载体，《诗经》与宝鸡有着极深的渊源，《诗经》中的许多篇章所涉及的人事、地名均与宝鸡相关。因而在这个意义上说，《诗经》应当被看作宝鸡地域文学史上光辉的起点。但遗憾的是这一资源并未被充分的加以利用。

　　近日，笔者看到《新民晚报》（８月２３日）、《华商报》（８月２６日）等新闻媒体发布了宝鸡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吕晓明先生关于“宝鸡是国语的发祥地”，以及《诗经》的整理与宝鸡方言关系的一系列观点，深感振奋。虽然他的有些论证稍嫌粗疏，个别提法还有待斟酌，但这无疑是给我们关于《诗经》与宝鸡关系的认识开了一个好头。欣喜之余，我也不揣浅陋，顺着吕先生的思路进一步略申管见，期望引起更多的人来关注“《诗经》与宝鸡”这一命题。

　　吕先生所说的“国语”在先秦时被称为“雅言”。什么是“雅言”呢？权威工具书《辞海》的解释是：“古时指‘共同语'，与方言对称。‘雅'有正的意思。《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当时诵读诗书，执行典礼，都用所‘雅正'的合乎规范的语言。”很显然，“雅言”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普通话”，也就是说，孔子作为一位教师，教学生读《诗经》、《尚书》这些文化经典时，以及主持礼仪活动时，都坚持推广普通话。而且，据《论语》记载，孔子晚年在周游列国后回到鲁国，进行了一番“正乐”的工作，使“《雅》《颂》各得其所”，这里所说的孔子“正乐”，一般人都说是从伦理教化的角度规范《诗》，以求其符合道德标准，但在我看来，似乎还有规范语音声调，以求符合“雅言”的意思，因为惟有对语音的规范，才能克服文化经典教育的地域限制，使他的礼乐教化得以顺利推广，使他“克己复礼”的文化理念得以传播。那么，孔子所说的“雅言”是以什么语音为标准呢？清代大学者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说雅言以“西都音为正”。而我们不管“西都”指的是岐山的周京还是镐京，都可认定“西都音”本身就是岐周地区的方言。这是因为周人自古公亶父后一直在岐山周原奠定基业，直到文王时势力向东扩张定都于沣，武王灭商后定都于镐，他们家族宗庙坟墓还都在岐周（这一点从正在发掘的周公庙遗址就可得到证明）。即便就是成王以后的西周列王世代以镐京为都城，他们的臣民在朝市上说的话肯定主要还是以岐周方言为主，这就像满清入主中原后北京时尚官话就接近满人方言一样（其实今天的北京话里本身就有许多满语词汇语音遗留）。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是否就可进一步说先秦时儒家创始人孔子整理和传播《诗经》，就是以岐周方言为基本标准呢？

　　我们认为，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对此，我们还可以从“雅”字和《诗经》中的《雅》诗名称来源找旁证。

　　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认为：“雅”在《说文解字》中就是“鸦”，“鸦”和“乌”字音本相近，古人读这两个音也相同。所以我们不妨说“鸦”即“乌”。秦代李斯的《谏逐客书》和汉代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写的《报孙会宗书》中都有以“乌乌”代表秦音的说法。而秦就在周的故地，“乌乌”为秦声，也等于说“乌乌”为周声了。况且在《诗经》的分类编排命名中，商诗只有《颂》没有《雅》，可见，《雅》始于周。著名文学史家朱东润先生在《诗三百篇探故》一书也曾经考证：周人自从迁到周原以后，才号称为“周”，其部族则称夏族。夏族的诗歌称为“夏”，由于读转音就成了“雅”'，《诗经》中的《大雅》就是在岐周宗庙演奏的诗，可称“岐周之诗”；《小雅》则为一般周人叙事言情的诗，对岐周而言，可称之为“京周之诗”。著名文史学家孙作云先生在上世纪５０年代作《说雅》一文，更以大量的文献证明“雅”即是“夏”，“雅诗”即“夏诗”，周人常自称“夏人”，《雅》就是周人故地的诗。

　　另外，除《雅》与岐周话有关之外，《周颂》因为都是王室祭祀歌颂祖先的诗，而西周的宗庙都在周原范围内，那《周颂》在宗庙祭祀时演奏自然也会用岐周方言来唱的。至于《秦风》本出于秦地，其所使用的语言出于秦声就更不用说了。

　　综上可见，《诗经》在先秦的传播中所用的“雅言”的确与宝鸡有着极深的渊源。至于《诗经》中的具体篇章与宝鸡的关系，笔者希望对此有兴趣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利用现有文献和考古材料的基础上，审慎明辨，来共同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最终为弘扬祖国优秀文化遗产，打造我们关中西部的城市特色文化名片服务。